【人物百家】唯一敢跟毛澤東吵架而不道歉的人——中國第一大儒家梁漱溟(四)

香梅、李懷恩
2018-12-18 19:17
抗戰全面爆發後,梁漱溟受民盟的委派到香港創辦《光明報》。香港淪陷後,他輾轉回到老家桂林,遇見了生命中的第二個女人——第二任妻子陳淑芬。中共建政後,梁漱溟在毛澤東的多次催促下來到北京。但是,在懷仁堂的一次會議上,梁漱溟和毛澤東發生了激烈的衝突……

時光如流,往事如煙。人物百家,回首悠悠歲月,講述真實歷史。百家人物,正如那天上的星星,閃爍在夜空里,常留記憶中。

雖然鄉村建設實驗失敗了,但是,按照研讀《梁漱溟全集》十年的復旦大學教授呂新雨的說法:“鄉村建設是梁漱溟一生最主要的事業和功績。”

呂新雨還說:“梁漱溟覺得共產黨鄉村革命這一套也是對鄉村的破壞,中國近代史就是中國鄉村破壞史。他是一個抱着天下觀的儒家,但是他做了一輩子的事是要救國、建國。”

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構想雖然在自己的國家的國土上沒有成功,但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韓國和日本、台灣的鄉村建設,卻都吸收和採納了梁漱溟鄉村建設的理論和方法,而且都出現了成功的案例。

 1938年1月梁漱溟赴延安訪問。圖為梁漱溟與毛澤東談話的情景。(圖片來源:世紀文景《梁漱溟日記》/新浪圖片)

可以說,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應該算是成功的,它也成為後人可以借鑒、並且有很高應用價值的農村建設精神遺產。

1937年,抗日衛國戰爭全面爆發。面對當時整個國家的內憂外患, 44歲的梁漱溟依然投身抗戰活動。他和一些愛國民主人士一起,力主抗日,一致對外。後來他受民盟的委派到香港創辦《光明報》, 擔任社長。1941年梁漱溟在《光明報》發表了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明確主張“實踐民主精神,結束黨治”,“厲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及身體之自由”等。

沒多久,也就是1941年12月25日,香港也淪陷了,梁漱溟和一些在香港的文化界的朋友迅速陷入困境,他們躲進西營盤一間小學的教室里,觀察時局,等待時機離開香港。

1月10日,他們終於在朋友的幫助下坐上了一艘寬一丈、長三丈二尺、有三掛帆的小船。光梁漱溟一行5人,擠在這幺小小的一艘船上出海航行。一路上他們歷經千辛萬苦,那也是險象環生啊,最後終於輾轉澳門、台山等地回到了內地。再後來,梁漱溟在朋友的幫助下,在2月5日回到了桂林老家。

梁漱溟說他自己是最幸運的,他說:“我不獨沒有遇劫,而且自己棄于香港的一箱春夏衣服,還意想不到有朋友給我帶送到桂林。所以和人家談起來,任何人亦沒有我這般幸運!”

他在家書《香港脫險寄寬、恕兩兒》中寫道:“……與前人云:‘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與人生》第三本書要寫成,我乃可以死得:現在則不能死。又今後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象的,萬不會有的事!……”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梁漱溟逃難回到桂林後,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第二個女人。

其實在梁漱溟第一任夫人去世後,差不多10年時間裡,很多人勸他續弦,他都拒絕了,他甚至想終身不再續娶。可是這次的經歷改變了他的想法。

1942年2月5日,梁漱溟回到桂林避難,在那裡他開始了他的《中國文化要義》的寫作。1943年的夏天,梁漱溟在桂林老家的朋友,向梁漱溟介紹了一位當地的女教師——47歲陳淑芬。陳淑芬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人長得漂亮,又會打扮,一直沒有婚嫁。51歲的梁漱溟立刻被陳淑芬的氣質打動,倆人很快就確立了戀愛關係。當時消息一傳開,他倆就成了廣西、桂林新聞界追蹤的目標。

要知道梁漱溟在桂林可是有很高的知名度,所以記者們一聽說梁漱溟談戀愛,立刻開始到處追逐採訪。

1944年1月23日,梁漱溟和陳淑芬在桂林的一個旅館宴會廳舉行了婚禮。當時桂林文化界、學術界來了100多人捧場慶賀。婚禮由梁漱溟的老朋友李濟深將軍主持,原廣西大學校長白鵬飛還在婚禮上做了幽默的致詞,他說:“梁先生原籍桂林……抗戰開始後方歸故里。但他在桂林並無家室,既無家室,何言回家。那麼最好就是着手建立家庭。敞開的心扉自然容易被人佔據。陳女士出閣甚晚,因為她一直要嫁給一位哲學家……於是,她就乘虛而入了。”

這就是梁漱溟的第二次婚姻,這段婚姻讓這對有情人一直相伴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梁漱溟的心裡一直裝着國家、人民和社會,他早在1937年就開始為調和國、共之間的緊張局勢,避免爆發內戰奔走呼籲。梁漱溟主張“多黨並存而收一黨之用”、“一多相融,透明政權”的政治局面。1946年, 梁漱溟代表民盟參加了在重慶的政治協商會議,期間他參與了國共兩黨的和談,並且從中進行斡旋。呂新雨說,“梁先生作為一個儒家大家,一直把自己的生命和這個時代最大的政治運動聯繫在一起,這是我們今天理解他這個新儒家思想很重要的基石。”

為緩解國共兩黨之間的矛盾,梁漱溟分別在1938年、1946年兩度到延安。1938年那次,梁漱溟特地見了毛澤東。梁漱溟說:“我去延安是有兩件事要做,一是對於中共作考察;二是對於中共負責人有意見要交換。”梁漱溟想通過近距離觀察中共是不是真正地放棄了內鬥。

梁漱溟和毛澤東是老朋友,而且是同齡人。他們是1918年在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先生的家裡初次相識的,當時梁漱溟在北大哲學系講授佛教哲學,毛澤東是北大的圖書管理員。20年後,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與毛澤東有過多次交談。但是最後,梁漱溟得到毛澤東的回答卻是:“將來太遠,可以不必說。”

中共篡權後的1950年,毛澤東邀請梁漱溟回北京任職,梁漱溟婉拒說:“我留在外面不是很好嗎?” 後來毛和周恩來一再邀請,梁漱溟才來到北京,毛澤東安排他借住在頤和園的一處小院里,有時還請他到自己家裡做客。

1953年,梁漱溟借住頤和園兩年多後,他們一家移居到小銅井一號,這裡環境清雅靜謐,梁漱溟一住就是十五、六年。一開始的生活還是挺有雅趣的,每天早上起床到公園去散步,在院里種下花草樹木,和朋友們往來談儒,還學習俄文。可是到了第二年的9月,突然間波瀾驟起,平靜的生活被打破了。

1953年9月8日到18日中共政協會議在懷仁堂召開,梁漱溟出席會議,在9月11日作了發言。據《炎黃春秋》登載的、梁漱溟兒子梁培恕的文章《梁漱溟記述的頂撞毛澤東事件》中記載:“最後一段說及工農生活差別有如‘九天九地’。‘今建設重點在工業,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農民九地。農民往城裡跑,不許他跑。人才財力集中都市,雖不說遺棄吧,不說脫節吧,恐多少有點。然而農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農民。對人民照顧不足,教育不足,安頓不好,建國如此?當初革命時農民受日本侵略者,受國民黨反動派暴虐,與共產黨親切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勢。’”(見《梁漱溟全集》卷七第6頁)

就在梁漱溟發完言的第二天,毛澤東在會議報告結束講話中說:“有人反對我們的總路線,替農民叫苦,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不過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是大仁政。”毛還說:“有人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

17日下午,梁漱溟看見座位席前擺放了一些1949年初春他在重慶發表在《大公報》上的一篇文章。會上,章伯鈞以黨外人士小組組長身份,帶頭髮言批判梁漱溟。接着周恩來作了批駁梁漱溟言論的長篇發言,他說:“梁漱溟的反動是一貫的”。毛澤東多次插話,語氣很重。其中毛澤東說到:
“殺人有兩種,一種是用槍杆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杆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 ”毛澤東說完後,梁漱溟想要發言解釋。但會議主持人以時間太晚為由,不給他說話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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