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高法院(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作者 Rneches)
中共最高法院(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作者 Rneches)

【獨家】專訪劉賓雁筆下主人公陳世忠(二):最高法的黑指示

岳文驍
2019-05-12 05:43
本台中國新聞組特別對陳世忠先生進行獨家專訪,陳世忠從那段中共黑暗的人權史,談到時下中共治下的司法亂局。當中有不少珍貴真實的歷史事實,和一位經歷多年磨鍊的維權人的洞穿中共邪惡本質的真知灼見。我們將分期刊發專訪內容以餉讀者。

現旅居瑞典的陳世忠先生是已故中國知名作家劉賓雁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的主角。他最近在希望之聲發表回憶文稿,披露了對原國軍軍官李植榮在“文革”期間冤死,以及日後陳世忠揭發真相引發更加令人扼腕痛惜和充滿正邪較量的維權過程(詳見本網站刊發文稿《陳世忠:李植榮遇難五十周年祭》)。

本台中國新聞組特別對陳世忠先生進行獨家專訪,陳世忠從那段中共黑暗的人權史,談到時下中共治下的司法亂局。當中有不少珍貴真實的歷史事實,和一位經歷多年磨鍊的維權人的洞穿中共邪惡本質的真知灼見。我們將分期刊發專訪內容以餉讀者。


陳世忠(推特圖片)

記者:在為李植榮案伸冤過程中,據你揭露,早於1989年1月就由黑河地方法院庭審確認當年擊斃李植榮的主犯從犯,後被秘密釋放甚至升職,還有作家李占恆文章藉“劉賓雁筆造悲劇”一文攻擊您,也沒能以侵犯名譽權結案,都是因為地方法院最終接受最高法院的“黑指示”,這是最關鍵的。你能再給讀者簡述下這個“黑指示”當時如何左右了事件的發展?最高法院急下指令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陳世忠:我經常聽到人們說,中共執政以來,造成的冤假錯案為數極多,甚至可以追溯到瑞金時期大量處決的所謂AB團,什麼什麼事變,長征時期的紅四方面軍冤案,延安的王實味等人被冤殺等等,至於1949年以後,直到“文革”時期,可以說冤假錯案數不勝數。後來胡耀邦主政,力排眾議,糾正了大量的冤假錯案。

但是,這以後中共當局又不斷製造出新的冤假錯案來。人們可以說,任何人辦案都難免會判錯,這也是許多國家主張廢除死刑的根據之一。我認為,其關鍵是指導思想是否正確,是不是真的做到了實事求是。而李植榮的案件的一波三折,恰恰是最典型不過地暴露了中共當局的指導思想完全是有偏有向、搞黑箱操作,而且從所謂的階級鬥爭觀點出發,枉殺無辜,獎勵兇手,玩法律于股掌之中。因此,這個案子的典型性不僅僅在於李植榮本人及其家庭的悲劇至今冤沉海底,令無數有正義感的人們扼腕痛惜,更重要的是它暴露了中共統治下的司法不獨立、最高法不受監督而可能帶來的何等惡果。也讓人們認清了所謂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要做到司法的公平和正義”等等無一不是欺騙人民的假大空話。

讓我們概括地回顧一下往事。

一、1969年4月,兩名哨兵故意殺死了無辜犯人李植榮,還要污衊他企圖越獄逃跑。他倆因此騙取了榮譽,獲得了巨大的利益,改變了自己一生的命運,陷李植榮的親屬於無邊的苦海。

二、1981年4月,當時在勞改現場的陳世忠的冤案獲得平反,開始揭發此案,但是幾乎所有的權力單位都互相推諉,踢皮球,結果足足拖延了五年以上寶貴的時間,無人受理此案。

以至於兩名殺人犯繼續逍遙法外。

三、1989年1月,黑河地區法院開庭審理此案,確認王忠全和馬洪才是“證據確實、充分的故意殺人犯”,但毫無道理地僅僅處以極輕的有期徒刑。

四、主犯王忠全所在單位法庫縣法院院長楊殿元,做了三件事:1.指示王忠全一定要上訴。2.以法院的名義請求黑河法院將正在上訴的王忠全交保釋放。3.他親自到北京最高法院信訪處進行上訴,求見任建新院長。

五、任建新院長太忙,請刑三庭陳庭長代表他接見楊殿元院長。交談結果是,陳庭長表示:要求黑河法院將此案的卷宗呈交給最高法院。告訴楊院長:放心吧,我們會認真處理的。

下面是我的分析及其根據:陳庭長是奉命代表任建新院長接待楊殿元院長的。因此,他必須給任院長一個交代,因為堂堂法院院長進京上訪畢竟是很罕見的事情。那麼,他首先要查閱審訊記錄和開庭過程以及判案依據。如果發現案情有出入、發現真的是冤枉了兩名被告,那就很簡單,下達指示,重新開庭,提出新的證人和證據,作出新的判決就是了。

如果兩名“解放軍”戰士確實被冤枉了,那就成了一群過去的勞改犯污衊解放軍,那是可望而不可求的好題材呀。一定要指令再審法庭重新開庭,還兩名戰士以清白,並且追究檢舉人和所有證人的誣陷好人的罪行,將他們繩之以法。並且要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廣泛宣傳,告誡人們繼續把階級鬥爭的弦繃緊。

可是,看完檔案後,發現不行,果然是證據確實充分、無懈可擊呀!不僅如此,如果深究的話,還會挖出更多的見不得人的構陷犯人李植榮的勾當來。得了,就此打住。

既然,案情沒有本質的出入,還有什麼辦法挽救兇手,“拉兄弟一把”呢?有了,唯一的最後一招就是在“追訴時效期限”上做文章。

黑龍江省聯合調查小組的結論以及《民主與法制》這個權威雜誌,都認為故意殺人罪的量刑應該是1.死刑,2.死緩,3.無期徒刑。追訴時效期限則為20年。

可是,最高法院卻說,因為只判主犯三年徒刑,因此追訴期限也僅僅是三年。而從作案的1969年4月到公開審理的1989年1月,相隔19年9個月,遠遠超過了3年追訴期限。因此可以撤銷原判,使二犯免于刑事處分。這就是說,最高法院承認案情沒有出入,否則的話就必須重新開庭,公開審理,重新舉證,找出新的證據和證人,證明一審法庭的證據錯誤、失實,宣布二犯無罪。而且還要追究檢舉人和所有證人的偽證罪!這一點最高法院顯然做不到,它不敢指示下屬法院重新開庭!那麼,抓住“已過追訴時效期限”這根稻草,就可以不需要重新開庭啦!因為案情本身並沒有出入呀!所以,在再審判決書里,仍然記載如下的文字:“(故意殺人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因為他們理不直氣不壯,所以極盡全力不讓所有的人們知道這個貓膩。他們既不敢大張旗鼓地宣揚此事,也不敢通知受害人親屬、檢舉人和證人們。不僅如此,後來我陳世忠從李占恆的文章中獲悉王忠全和馬洪才被悄悄釋放的怪事後,曾前往黑龍江省法院索要李植榮被殺案的再審判決書時,那位姓鄭的此案助理審判員一口拒絕了,說是法律規定,該判決書不能給我這個檢舉人!!可見這些人,這些法院做賊心虛到何等地步!

回到正題,那麼這個“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餿主意是誰想出來的呢?1.一個是陳庭長挖空心思想出來的點子,向任建新院長彙報,得到任院長的首肯;2.再一個可能就是陳庭長彙報完畢,請示任院長應該怎麼處理,而由任建新本人想出的高招。3.此外,也不排除,他倆之外還召集了其他法官共同商議,找出的這條拿不到桌面上來的理由,千方百計把這兩名“自己人”撈出來,免受牢獄之苦!

請大家注意,王忠全被判刑後,根據楊殿元院長的指示或提示,進行了上訴,而楊殿元院長又以法庫縣法院的名義要求把王忠全交保釋放。黑河地區法院也居然“遵旨照辦”了!

但是,交保釋放畢竟不是無罪釋放呀,王忠全還是戴罪之身呀!所以非常需要有一張法律文書,使得王忠全免于刑事處分!於是,交保釋放的王忠全,逍遙法外整整五個月,終於等來了……“六四慘案”!僅僅過了不到二十天,宣布免于刑事處分的二審判決就下來了。為什麼?我的《猜測》是:殺紅了眼的掌權者發話了:怎麼一回事兒?我們人民子弟兵殺死那麼多的暴徒、歹徒,成為“共和國衛士”,而我們的“解放軍”哨兵殺死一個出了警戒線的國民黨軍官反而要服刑,這是什麼樣的法律?你們這些法官還有沒有一點階級觀點和階級立場啦?不用說,已經委屈了這兩位好戰士,趕快放人!

我強調一下,我這純粹是猜測,大家不妨姑妄聽之,動腦筋分析一下,從這個時間表來看,我的分析有沒有道理?

(我會把最高法院的另一個黑指示放在後面,放在下一個問題中談!)

記者:最高法院前院長肖揚今年4月19日去世,官方高調稱他是所謂“政法戰線的傑出領導人”。1989年“六四”前是中國政治上的短暫清明時期。但是,官方報導暗示肖揚恰好藉中共鎮壓1989年“六四”學生時的強硬表現,在次年就獲得升遷,1998年至2008年他更掌管最高法,您如何評價他及他治下的最高法?

陳世忠:肖揚這個人我沒有見過。從他的履歷看,他是1938年出生,比我小一歲。曾任司法部長。後來接替了最高法院院長的職務。正像你們看到的那樣,李植榮的血案本來已經水落石出了,兇手被定性為故意殺人罪,從犯馬洪才供認不諱,表示悔改和服判。儘管量刑極輕,畢竟還了屈死的李植榮以公道。這個案子本來已經了結了。後來出現的大逆轉完全是最高法院的幾個掌權者和決策者執法犯法的結果,所以根子在於最高法院,而且任建新院長很可能就是主謀,至少他脫不了干係。但是,李占恆發表文章,替兩名兇手翻案是在1997年底,拖到1999年9月,才出現了民事法庭的一審判決書,而且判決結果是出乎李占恆和王忠全之類的意料之外的。但是這一起區區民事訴訟僅僅是個開頭,必須把使得兩名已經被判刑的故意殺人犯得以逍遙法外的主導人揪出來,繩之以法,才是除惡務盡啊!所以,在這期間,我先後給肖揚院長發出了20封信,可是連一個迴音也沒有!沒有迴音也罷,那麼起碼應該主持公道,對這個案子有個交代呀!也沒有!有的只是最高法院給黑龍江法院的秘密回電。一葉知秋,一斑見豹,既然是見不得人的秘密指示,我當然不可能看到。可是,這件事是起源於黑龍江省法院給最高法院的請示信,然後他們就按照最高法院的意圖發128號公函給哈爾濱市法院。其中的關鍵詞句就是:李占恆的文章雖然有損於陳世忠的名譽,但是並沒有造成嚴重後果。鑒於此案涉及敏感的政治問題,因此,應該不以損害名譽權結案為宜。

就這樣,這一起民事訴訟案,不說明任何理由,就罔顧民法明文要求的“三個月內必須重新開庭,並且結案,或者維持原判,或者改判”這條法律規定,足足拖延了好幾年,才迫使哈爾濱市法院按照最高法院和黑龍江省法院的黑指示,做出了那個見不得人的新判決書。

問題就來了,這就叫東窗事發。以肖揚院長為首的最高法院不會不懂得法律,那麼為什麼要知法犯法,明知故犯呢?正因為他們知道,這樣做無法服眾,所以就極力掩蓋,故意不讓李植榮的親屬、檢舉人、證人以及所有媒體知道事實真相,不讓全社會知道,他們是如何弄虛作假的,是如何仗勢欺人的,是如何顛倒黑白的。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才一直扣壓住應該發給李植榮家屬的撫恤金和遲到的道歉。這就是肖揚失職的罪惡所在,至少是“不作為”,更加可能的就是他指示下屬法院推翻原來基本正確的判決,作出截然相反的判決來。肖揚死了,已經無法追究他的違法罪行了。但是,人們不妨議論一下,最高法院黑指示里強調的“此案涉及敏感的政治問題”究竟指的是什麼?

我在給肖揚的第20封上訴信里,以及給中共十六大的公開信里曾經試圖加以分析和猜測,結果照例得不到任何迴音。現在不妨藉此機會,把我的一孔之見公之于眾,權作拋磚引玉吧!

請看:我僅憑回憶,當時想到的涉及敏感的政治問題有以下幾點:

1、劉賓雁是有正義感、敢于說真話,為民請命的人民記者,他兩次被開除出黨,而中共對於這樣的人的一貫政策就是全盤否定,把他說得一無是處。說他沒有一篇文章是真實的。換句話說,把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扣上“失實”的帽子,可是,想不到陳世忠居然打贏了官司,證明劉賓雁關於此案的報道並未失實。這使得當局情何以堪?

2、李植榮是國民黨軍官,參加了起義投誠,本應該既往不咎,可是卻蒙冤入獄,上訴的結果是加刑,後來又被製造假案擊斃,這對於對台統戰極為不利。可想而知,萬一台灣有一天落到中共手中,那些台獨分子、那些軍警憲特和黨政官員將會遭到何等命運?借用中共的話說,那就是“能消滅者立即消滅之,暫時不能消滅者,留待將來消滅之。”李植榮一生悲慘的命運為此做出了極好的註解。

3、幾十年以來,在中共監獄裡和勞改隊里,犯人家屬接到的死亡通知里,有相當部分就是企圖越獄而被擊斃的。這些親屬會問,我們的親人會不會也像李植榮那樣悲慘地遭到殺害呢?難道只有王忠全和馬洪才這兩個軍中敗類才能幹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嗎?

4、就連如此積極勞動、接受“改造”的犯人也落得如此悲慘的結局,而殺人兇手卻得不到起碼的懲處,這就使得中共宣布的勞改政策完全失去應有的效應。從而沉重地打擊了中共的勞改政策和威信。

5、馬洪才殺死李植榮,立功受獎,可是在東窗事發後卻搬出當時年齡不到十八歲來的證明來,獲得從輕發落。這不能不使得犯人們人人自危,更讓犯人家屬日夜擔心,因為他們親人的性命就掌握在這些未成年的士兵手裡。聯合國公約是明文禁止使用童工和童兵的。人們不禁要問,遠的不說,從1949年到現在,在中國究竟有多少未成年人被征入伍,又有多少童子兵死傷在朝鮮戰場、越南戰場、印度戰場、珍寶島戰場上的?

當然,還有一點也是不言而喻的。這個案子揭露出司法腐敗的根子在於最高法院,從而把籠罩在它身上的所謂光環徹底撕裂,其高不可攀的所謂權威性和公正性也就喪失殆盡,而且還可能追究具體人的責任來。可以說,這就是官官相護、狼狽為奸的根源!因此,至少任建新和肖揚這兩任院長都是罪責難逃。

(未完待續)

編者注

已故的中國作家劉賓雁(192527日-2005125日),吉林長春人,曾任《人民日報》記者、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1986年秋到1987年春,由於中國科技大學等校師生展開大規模學運,鄧小平將方勵之、王若望和劉賓雁三人開除出黨,稱他們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1988年春,劉賓雁應邀到美國和加拿大講學。1989年劉賓雁經香港準備回大陸時鄧小平發動震驚中外的六四大屠殺,劉賓雁公開譴責中共軍隊武力鎮壓,被禁止回國。2005125日,劉賓雁因直腸癌在美國去世,終年80歲。

陳世忠是劉賓雁著名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的主角。1960年陳世忠從莫斯科工業大學畢業,1963年寫了一份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批評當時的一系列政策。後被以“反革命罪”被判八年徒刑。1981年平反後,他向有關部門舉報了一件政治犯被看守謀殺的案件,遭到政法系統的威脅。2000年陳先生離開中國,現居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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