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倒”的出現也使中國大地醞釀出了一種很不安的思潮(圖片:鄧小平批判/臉書)
“官倒”的出現也使中國大地醞釀出了一種很不安的思潮(圖片:鄧小平批判/臉書)

章天亮之〝六四〞(1)反思八九民運   原因及背景一一為你細說

吳永健
2019-10-8 16:27
在30年前的今天,即1989年的6月4日發生了震驚全世界的天安門大屠殺。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相當大的、民間支持的、以學生為主體的大規模抗議,甚至用絕食去爭取民主的一場運動。今天我們反思〝六四〞的原因及背景,涉及到我們對中共的深刻認識是非常有意義的。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天亮時分之史海揚帆,我是章天亮。

今天是2019年6月4日,在30年前的今天,即1989年的6月4日發生了震驚全世界的天安門大屠殺。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相當大的、民間支持的、以學生為主體的大規模抗議,甚至用絕食去爭取民主的一場運動。

雖然時間過去30年了,但是因為中共還在掌權,關於“六四”這個事情,我們還有很多的事情、很多方面的話題加以分析和討論。30年前發生的“六四”事件屬於當代史的範圍,所以我把它放在《史海揚帆》,反思“六四”涉及到我們對共產黨的認識,包括對當時這場運動中,到底某些具體的策略是否合適,“六四”之後中國社會的整體的走向,和當時“六四”發生有什麼樣的關係等等,我製作幾集的一個系列來加以討論。

首先,我們還是先談一下歷史,因為“六四”的發生和中國搞改革開放是有很大的關係的。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一直到現在,當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人的日子確實要比改革開放以前要好,很多人就由此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說當時“六四”鎮壓是對的,認為“六四”如果不鎮壓的話,就沒有中國的穩定和後來的經濟發展,所以老百姓不會像現在這樣富裕。這完全是在假設一個不可能發生的一個歷史事件,你怎麼就知道:如果“六四”不鎮壓而中國走向民主化,或者中國變成一個自由社會的話,中國的經濟就不會發展呢?這是第一個問題。

Posted by 鄧小平批判 on Friday, August 15, 2014

第二個問題,如果你認為“六四”鎮壓和後來的經濟發展存在着必然聯繫的話,那麼你應該認為“六四”的鎮壓那就是絕對正確的,是一個當時非常英明果斷、“功在當世、利在千秋”的一件事情。雖然犧牲了幾百人或者幾千人,但是卻迎來了整個國家的大發展,是吧?這麼好的一件事情,中共應該把“六四”鎮壓作為它的一個英明決定,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是吧?可以不停的宣傳說自己當時的決斷是多麼的英明,中共為什麼不做呢?為什麼不宣傳這一點呢?它不宣傳不就恰恰證明是它心中有鬼嗎?恰恰證明它當時的鎮壓是不對的。所以,這些問題很值得我們在後面的節目中好好的討論一下。

文革”結束   一切都在慢慢變

兩個派別之爭  鄧小平重奪軍權

回到一九七八年所發生的歷史,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怎麼啟動的?其實,也是很偶然的一個歷史事件。

在1978年的12月底,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不過,當時實際上在召開全會之前,即從1978年的11月10日開始,有一個為期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主要是討論農業問題。但是,討論過程中這個事情就走樣兒了。

因為當時“文革”剛剛結束兩年(1976年的10月份結束),中共內部分成了兩個派別,一派是堅持着毛澤東的主張,另一派是屬於那種要部分否定“文革”的人。那麼堅持毛澤東主張的,領導人物就是華國鋒(中國共產黨的主席),他講的大概是: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的遵循、凡是毛主席定下來的事我們都要堅決的辦。簡單概括為“兩個凡是”,因此也被稱為“凡是派”。

這種說法其實跟華國鋒自己的權力來源是有關係的,因為他是得到了毛澤東的授權(毛澤東臨死之前給他留了一個遺詔:你辦事我放心),也就是說,毛澤東把這個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權力交給了華國鋒。

另一派是以鄧小平為首的“實踐派”,因為在1978年5月份的時候,中國有一個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當時的《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後期新華社亦轉發了這篇文章。就是說毛澤東所講的並不一定都是對的,還是要通過實踐來進行檢驗的。這場大討論引起了中國思想界的一個鬆動。既然是說教條上的東西、書本上的東西並不一定都是對的,那麼實際上我們就可以提出一些更新的理論,然後在實踐中加以檢驗。

當然實際上這個真理標準,無論是“凡是派”還是“實踐派”說的都不對,毛澤東這個東西當然並不都是對的,華國鋒也並不認為毛所講的東西都是對的,否則的話,他就沒有必要否定文革了,是吧?因為“文革”是毛澤東一手發動的,你華國鋒不是講:凡是毛主席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照辦、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的遵循,是吧?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你幹嘛要否定“文革”呢?所以“凡是派”是站不住腳的。

那麼“實踐派”當然也站不住腳,因為社會主義實踐或者共產主義實踐,在全世界已經被證明是一場災難,不管是哪一個國家,只要他實行了共產主義制度,或者實行了社會主義制度,這個國家它就一定和暴政、饑荒、鎮壓和腐敗等等是聯繫在一起的。那麼如果你真的是一個實踐派的話,你也應該認為共產黨是不好的,是邪惡的,也應該否定共產黨,是吧?

關於真理標準問題,我覺得將來我們可能在《哲思心語》中要專門討論的,到底什麼樣的東西可以算做是真理?它到底是不是必須得經過實踐的檢驗?

下面只是簡單說一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種討論開始出現的時候,我們表面上看它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爭論,實際上是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也就是“凡是派”和“實踐派”,看誰能夠掌握意識形態,或者說掌握話語權。

中共它是一個意識形態型的政黨。因此,如果你要想更換最高領導人,就只有一個借口,就是這個人犯了思想方面的錯誤。比如說毛澤東當時為什麼把陳獨秀、王明等等推下去,就說他們推行的是一種極左路線。比如說某某是投降主義、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利,或者某某他是“凡是派”。

實際上中共在搞權力鬥爭,他要想把最高領導人推倒,就必須訴諸于意識形態。所以當時這個辯論,其實是華國鋒和鄧小平,這兩派人馬之間在爭權。那麼到了1978年底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時候,基本上局勢已經比較明朗。鄧小平復出之後,不光是掌握了中國的經濟大權,他同時還掌握了中共的軍隊。

註:因為中共過去是四支野戰軍,第一野戰軍是彭德懷,早在廬山會議的時候就被打倒了;第二野戰軍那就是劉伯承和鄧小平,所以鄧小平他跟“二野”的關係是非常深厚的;“三野”是陳毅(上海)那一批人,這批人他們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比較得勢,“文革”之後他們也失勢;那麼第4野戰軍就是林彪,林彪的軍隊,“九一三事件”之後,也就不行了。

所以當鄧小平回來的時候,他在軍隊中的威望就非常高,但是他雖然有權,還沒有名氣(最高領導人的頭銜)。怎麼辦呢?他就得想一個辦法把華國鋒換掉。

在當時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本來是討論農業問題的,但是,陳雲在這個會上率先發難,他說在文革中有很多的冤假錯案,我們應該平反,比如說彭德懷的案件、1976年“四五運動”(天安門事件)等等;對於那些在“文革”中犯下很多錯誤的人,幹了很多壞事、耍了很多陰謀詭計、迫害了很多老幹部的人,像康生這種人,我們應該揭露。結果這個問題一拋出整個會場局面就失控了。所以到了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時候,他們就做了一些調整,產生了兩個結果:第一就是改革開放,第二就是要平反冤假錯案。

這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兩個重大的歷史遺產。實際上關於這個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在1978年的時候,鄧小平在真正掌權之後,我們就看到他退回來(之所以放鬆這種討論是為了抓權),他就鎮壓了北京的西單民主牆,逮捕了魏京生,中國當時言論又出現收緊的現象。

Posted by 鄧小平批判 on Sunday, June 29, 2014

正在掌權的鄧小平,通過調動軍隊,把那些聽他話的人調上來,不聽他的話的人打下去,怎麼辦呢?

難道你就無緣無故的突然間說,我要打倒誰、我要換什麼人?這樣的話,好像也名不正言不順。所以鄧小平在1979年發動了“中越戰爭”,就是所謂的“對越自衛反擊戰”,實際上是鄧小平通過這樣的一場戰爭把整個軍隊做了一個大的調整,這個事情我們講到“中越戰爭”的時候,將來有機會再說這個事兒。

1978年後,中國就開始走上了改革開放之路,其中也對共產黨過去的歷史錯誤做出了部分的反思。不過,這種反思其實是非常不徹底的,因為如果它真正的徹底反思“文革”的話,就必然涉及到中國的體制問題。所以中共在1981年的時候,通過了一個叫做《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就是把中國過去的那些歷史問題做了一個定性,但是沒有對共產黨,也沒有對毛澤東做出根本的否定。

18個村民立下“生死狀”

另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還發生了一件事,1978年11月24日,當時安徽鳳陽縣有一個叫小崗村,這個村有18個村民,他們當時覺得日子實在是太苦了、過不下去了,所以就聯名寫了一個“生死狀”,大家寫上自己的名字、按上自己的手印。

幹什麼?

就是分田。

因為中共在奪取政權之後,曾經一度通過土地改革把它分給農民,但是很快就通過所謂的農業合作化、建立人民公社,把土地又收歸國有。當時這個小崗村的人覺得,過去共產黨指導的農業非常僵化的體制之下,大家的日子過得越來越慘,所以他們就決定乾脆把這些田分了,每一個人分自己家裡面的一塊兒田,能打多少除了交公糧之外,剩下的歸自己。這個事情在我們現在看來是一個非常合理的舉措,但在當時是一個挑戰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東西,因為當時共產黨搞“一大二公”(大是指公社規模大,便于進行大規模綜合生產建設,公是指“人民公社比農業生產合作社更加社會主義化,更加集體化。”)。

中共認為搞這種農村合作化、人民公社,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而把土地再還給農民,一個人一塊兒,回到家庭耕作方式,是反馬克思的。

所以這18人立了“生死狀”之後,當時的安徽省委書記萬里是支持他們的。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國農村開始了這種承包制度。總而言之,當時中共對經濟的控制開始放鬆,政治上由於胡耀邦成為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社會上也出現了一定的放鬆,相對來說形成了在共產黨統治之下最寬鬆的10年。

十一屆三中全會根本不是一次改革開放的大會,鄧小平也不是什麼「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作者:胡坤明 來源:華夏報原文發表日期:2008-03-28…

Posted by 鄧小平批判 on Thursday, August 14, 2014

1979年,鄧小平就提出了一些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論,很多人就開始討論這個問題。趙紫陽也不斷的在強調商品經濟,後來就有人問他,說這個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有什麼區別?

因為中國以前所實行的是計劃經濟,所謂計劃經濟就是說這個國家要生產什麼樣的東西,比如說多少匹布、鋼材、甚至多少個雞蛋多少斤豬肉等等,還有什麼樣的糧食種多少畝、要打多少糧食等等,這都是由國家統一的做指令性的計劃,然後由地方來遵照執行、工廠來生產。

很顯然,這種計劃經濟其實是非常僵化的,因為人的需求,比如說你怎麼知道我今天想穿一件白襯衫,還是想穿一件藍色的襯衫、黃色的襯衫呢?是吧,你怎麼知道?我的這個領帶是想要這個花色還是那個花色的呢,是吧?每個人的需求實際上是有千變萬化的,而當時中國卻採用一種統一的指令性的計劃。這也就是為什麼你看中國那時的人,所穿的衣服顏色款式基本都是一樣的,所以當時的外國人到中國,看到北京早上滿大街全都是穿着同樣藍色的、同樣款式的衣服的人在騎着自行車走,甚至自行車的款式也只有幾種,老外管他們叫“藍蟻軍”,就像螞蟻一樣穿着統一的、藍色的衣服。

走在一條路上畸形的“兩條腿” 怎麼不會撕裂呢?

這就是計劃經濟帶來的,它不可能是一個豐富多彩的經濟生產或者是社會生活,那麼這種計劃經濟到了改革開放之後,要轉換變成商品經濟(實際上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當時就有人問趙紫陽,既然商品經濟是市場經濟的話,為什麼你講話中只提商品經濟不提市場經濟呢?趙紫陽就說:因為市場經濟有鮮明的階級烙印,大家會說這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產物,所以我們就提商品經濟。那麼也就是說,中國當時走上了一個從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或者說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這麼一條路吧。

但是這條路,其實是有兩個嚴重的問題,換句話說,這條路從1978年開始一直走到今天,已經走了41年了,還是沒有走完。因為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一直到今天,都不被歐美國家承認中國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也就是說,它的轉型並沒有完成,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向市場經濟過渡,與市場經濟所相配套的那一套,比如說獨立的法治、言論的自由等等,這些都沒有。所以中國一直到現在也沒有變成真正的市場經濟。

那麼這個轉型為什麼經過41年還沒有完成呢?那就是因為中國它基本上只是在經濟層面上做一些變革,但是在政治制度上並沒有改變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所以,在轉型的過程中你就會發現,就像一個人的兩條腿,有一條腿邁的非常快,另外一條腿死活不動,那麼最後呢,這個人就可能會出現撕裂了。

其實,中國實際上它就是一個經濟和政治撕裂的這樣一個社會。那麼在改開放之後的話,由於這種撕裂就帶來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如果你真的想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的時候,有些東西是不能市場化的,也就是說政府不能夠在這個過程中把它的權力市場化,不可以通過自己的權利去謀取個人的利益。政府在整個市場運作過程中扮演的是一個監管的角色,但是,中國在整個的轉型過程中,如果政府它既是運動員跟別人競爭(參與很多的生產,你看現在中國的國有企業都是相當于政府的企業),然後,同時它又是一個裁判員,制定這個市場的規則。所以,中國的這個經濟就走上了一個畸形發展的路。

那麼在這個轉型過程中,其實國際社會上是有兩條路可以走的,一條叫作“休克療法”。“休克療法”這句話大家一聽都覺得非常可怕,其實不是。它在整個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過程中,有的國家是相當成功的,比如說波蘭、捷克,在某些情況下政府突然間,說放開物價,把一切推向市場,一天之內很多問題就全都解決了。那麼有些國家的轉型就帶來很多問題,比如說前蘇聯,是因為“休克療法”實行過程中有很多的制約的因素,沒有被當時的政府考慮,而且計劃制定的也不夠周詳,包括前蘇聯很多共產黨的勢力還在壟斷着一些東西,所以造成“休克療法”不成功,這個並不完全是“休克療法”本身的問題。

“價格雙軌制”和“官倒”的出現

那麼中共當時就決定不採用“休克療法”,採用一種漸進的方式,此時就出現了一個情況,很多人可能聽說過一個詞,叫作“價格雙軌制”,什麼叫作“價格雙軌制”呢?就是當時中共決定,凡是涉及到國計民生的重要的生產,仍然由國家的指令來完成,比如說鍊鋼,煉五千萬噸鋼,這個工廠煉多少、那個工廠煉多少,把這樣的指令發下去。但是實際上市場的需求要遠遠大于中共的指令。比如說市場需要六千萬噸鋼,那麼這個時候中共就說,這些計劃之外所生產出來的鋼材就可以投向市場,這個會帶來一個什麼問題呢?

這個制定政策的人,他們可能沒有考慮那麼多啊,比如說,我現在要造多少坦克、輪船、飛機,我需要多少噸鋼,這些鋼要保證它的品質、價格。價格便宜的話,我才能造得起;還有比如說明天要蓋樓,需要多少鋼材我就不知道了,不知道的這部分那你們就生產,生產完了之後投向市場,由市場來決定價格。這就帶來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同樣一種商品有兩個價格,那麼既然如此,為什麼我不能通過自己的權利,用低的價格把這些東西從生產廠家買出來,然後再用高的價格把它投放在市場上賣出去呢?當然沒有問題!

這種事情是一定會發生的,那麼誰有權利這樣做、把這個東西拿出來能賣到一個高價呢?只有那些掌握權力的官員,所以當時就出現了另外一個名詞叫作“官倒”。也就是只有官員才能夠這樣倒手,然後從中牟利,所以中國就出現了嚴重的腐敗問題。這種腐敗問題造成了民間極大的不滿,當時還有些其它別的問題,比如說物價闖關等等,它有一些跟當時的政治啟蒙運動、思想有關的事情,也是造成〝六四〞的原因。

姚監複:李鵬《六四日記》揭露鄧小平十宗罪【按】“六四事件”可謂中共近三十年來揮之不去的夢魘。作為事件參與者、時任總理李鵬的《六四日記》,對這一政治事件有着詳細評述。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姚監複在《李鵬揭露鄧小平十大罪惡──評李鵬…

Posted by 鄧小平批判 on Monday, July 7, 2014

所以,當時實際上是整個中國經濟、政治形勢的一個合力,最後造成了〝六四〞的發生。而且民間在轉型的過程中就積聚了很多的不滿,特別是物價的上漲。1988年我還在讀高中二年級的時候,中國有一個“價格闖關”(就是試圖通過政府短期內提高大部分商品的價格,解決價格雙軌制下的一系列複雜的經濟問題),發現很多東西一下子就漲得非常多,在那一年,中國的通貨膨脹率將近20%,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即使現在西方的民主社會,通貨膨脹率20%那也是相當高的了;而在那個時候,中國人根本就沒有通貨膨脹的概念,因為幾十年的計劃經濟,人們的工資和物價都是固定不變的,它是不漲價的,那麼老百姓就是因為不漲價,才覺得存錢是有保障。

那個時候中國老百姓賺的錢很少,一個月一個家庭大概只有100多元錢,好不容易可以攢下10、20元錢存起來,攢了幾十年,比如攢了2千、3千、5千元,在當時是一個了不得的數字。那1千元攢起來可能要幾年的時間,比如說他們家有5千元,但突然間通貨膨漲,他這5千元就只有4千元的購買力了,損失1千元,那對於老百姓來說等於損失了幾年的積蓄,他們非常的不滿,很多人就衝到商場裡面去購買產品,覺得購買商品之後,把這個貨幣轉化成商品來保值,所以當時什麼冰箱、洗衣機、電視機等等,甚至說那個東西品質不行,或者是已經有些壞了,老百姓都買,他就覺得只有買回家去,把這個錢換成商品才能夠保值。

“打倒官倒”是示威的學生和民眾的重要訴求之一(圖片:Jiří Tondl ,CC BY-SA 4.0)
“打倒官倒”是示威的學生和民眾的重要訴求之一(圖片:Jiří Tondl ,CC BY-SA 4.0)

所以當時就是這些物價的上漲、“官倒”的出現、一些民主自由的思想開始在中國啟蒙,就使中國大地醞釀出了一種很不安的思潮,那麼這個不安的思潮是以什麼事件作為導火索,突然間就爆發出來的呢?咱們下一次節目再詳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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