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的撰稿人王友群博士)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的撰稿人王友群博士)

【王友群专栏】为中共当“特务”被中共判无期徒刑的葛佩琦

蔡紅
2017-02-10 11:44

《这是为什么?》

中共“特务”

葛佩琦

1959年3月4日,位于北京城东北角的草岚子看守所的一个临时法庭内,被关押1年多、经历66次审讯的葛佩琦,出庭受审。检察官宣读完《起诉书》之后,法官要他陈述个人意见。

1959年3月4日,位于北京城东北角的草岚子看守所的一个临时法庭内,被关押1年多、经历66次审讯的葛佩琦,出庭受审。检察官宣读完《起诉书》之后,法官要他陈述个人意见。

这是那个年代难得的一个可以说话的机会。葛佩琦说,《起诉书》控告我的罪名,概括起来有两条:第一条是“历史反革命”;第二条是“现行反革命”。这两条罪名都不能成立。

《起诉书》控告我为“历史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说我“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这不符合事实。

我曾担任过“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天水行营少将特派员”、“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等职;但这不是我的真实职务,而是我的掩护身份,是共产党(有关组织的)领导人让我去担任的。在这些名义的掩护下,我曾策动大批汉奸部队反正,编入抗日部队序列;我曾掩护建立沈阳地下电台并搜集了国民党的大批重要军事情报,报给共产党……我不是“为敌效劳”,而是为共产党效劳。我不是“蒋匪特务”,而是受共产党派遣,打入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的地下情报工作人员。以上事实证明,我不是历史反革命。

《起诉书》控告我为“现行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说我“(1957年)借党整风之机,攻击诬蔑党的各项政策和政治运动,叫嚣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认定这条罪名的证据,都是从1957年报刊上抄下来的,也不符合事实。

例如,《起诉书》上引用的“人民生活提高的是过去穿破鞋进城、现在坐上小汽车的党员和干部”;“党员起了监督群众的便衣警察作用”;“今天的党群关系和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共产党可以看看,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等等。这些话不是我的原话:报刊发表这些言论时,没有经我同意,没有经我签字,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另外,毛主席多次说:“右派问题是敌我矛盾,我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既然把右派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就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因此,我不是“现行反革命”。

尽管葛佩琦作了申辩,但那个时候,这种申辩毫无意义,没有人会听他的。1959年6月29日,北京市中级法院还是以“犯反革命罪”判处葛佩琦无期徒刑。判决书指出:“查被告葛佩琦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特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发展情报人员,并亲自搜集我军情报,报与敌特机关,参加镇压学生运动。”“(1949年后)对其主要历史罪行又长期隐瞒,拒不向政府坦白。人民政府未念旧恶,给其安置工作,在人民大学担任讲师的重要职位。”“但被告却相反,视人民对其宽大为可欺,死抱反动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乘党整风之际,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向党和政府展开全面进攻,竟然公然叫喊要杀共产党人,要推翻人民政府。”故本院根据中共《惩治反革命条例》的规定,以犯反革命罪,判处被告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香港一家报纸对此评论说,葛佩琦作为共产党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一名得力情报人员,是促使国民党在东北战场大溃败的一个局外人无从知晓的因素,国民党后来想惩治他而只能干瞪眼,想不到共产党自己却帮了国民党的这个大忙!

21年后的1980年12月10日,北京市高级法院开庭宣布:1959年对葛佩琦的判决是错误的,应予纠正,葛佩琦无罪!那么,葛佩琦的“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这两料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先说历史反革命。葛佩琦是山东平度人。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曾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1938年加入中共,1939年后,多次接受中共指派,在河南、陕西、东北等地国民党军政机构中长期从事“特务”工作。比如1942年,他遵照中共指示,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名义任少将参议,赴豫东日本统治区做情报工作。中共的另一个“特务”熊向晖(胡宗南的贴身秘书)多次通过他建立的情报站送出绝密情报,使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过程中屡战屡败。1946年中国新年过后,中共西安情报站负责人赵耀斌派遣葛佩琦等4人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的司令部,任少将督察和东北通讯处长,将国民党东北全部驻军一览表等机密情报,交给单线联系人李年,再通过秘密电台源源不断送给毛泽东。葛佩琦提供的军事情报,对于中共打赢辽沈战役,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7年底,葛佩琦的联系人李年和中共组织关系的领导人赵耀斌先后被捕,下落不明,他从此断绝了同中共的组织联系。葛佩琦先是到沈阳想接上组织关系,即组织承认他是中共党员。接待人员问他有没有地下组织的介绍信,他说地下组织被破坏了,没有。接待人员回复说:没有介绍信,不能接组织关系。之后,葛佩琦辗转回到北京,到处找能证明他是中共党员的人。1949年4月初,他在全国总工会碰见了分别近10年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刘子久介绍他去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这里的一位工作人员对他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应该解决,并拿出信纸和信封,请他给能够证明他的组织关系的人写信。4月中旬, 葛佩琦再去华北局组织部,得到的答复是,根据调查到的材料,只能证明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但因找不到他的单线联系人赵耀斌,不能恢复他的党员身份。自此,1938年加入中共的葛佩琦,居然成了“党外人士”!

再说现行反革命。1949年10月1日中共夺取政权后,葛佩琦被分到中国人民大学当物理教师。从1951年2月起到1957年,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去见党总支书记一次,要求调查恢复他的组织关系,得到的回答是“老三句”:你的问题时间长了,问题复杂,不好解决。他还直接给学校党委写过三次申诉信,并把华北局经过“函调”、确认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的材料转给学校党委,但他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回答。尽管如此,葛佩琦还是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先后编写了《物理学讲义》,出版了《电磁感应》和《自然常识问题解答》两部书。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之前,一再鼓励知识分子帮助中共整风,声称“知无不言,言不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先后三次邀请葛佩琦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葛佩琦自认为是中共党员,怎么能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呢?一请,不去;二请,不去;三请,不得不去了。他在发言说:“我不是作为党外人士参加这个会的,是作为1938年就已经入党的老党员来向党委反映意见的,我的党籍问题,不是搞不清楚,而是你们对流过血汗的人冷若冰霜,像现在这样的党群关系,如果还需要做地下工作,群众很难再保护我们,就会被敌人杀掉。”

1957年5月31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的报道,葛佩琦的发言变成了“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6月8日,毛泽东让《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正式吹响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于是,葛佩琦成了最猖狂的右派的代表,全国上下家喻户晓的第一个大右派。在《人民日报》带动下,全国大小报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共诛之”的头号反共人物,被“理所当然”划成了“极右分子”!

1957年12月24日,葛佩琦在家中被捕,1959年6月29日,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妻子朱秀玲副教授,从此病瘫在床,他的小女儿在托儿所两年没人接回家。他的大女儿高考成绩非常好,但没有一所大学录取,只好在家做家务。5个子女,老二是男孩读书,老三,老四送给了亲友,老五没有送出去。1964年,在葛佩琦坚持下,妻子同他离了婚,5个孩子全部改姓朱。

1975年12月,在服刑18年后,葛佩琦沾了中共出于某种政治考虑“特赦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的光,被以国民党少将身份特赦。几经周折后,于1976年3月下旬回到北京。这时候,他已成了全身“没有一个好零件”、双目几近失明的65岁的老人!1980年,葛佩琦“反革命案”被平反。

(本文只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希望之声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来说几句


军人后代
2017-02-15 21:16

像这一类的冤案太多太多了。当年是受中共特务机构派往国民政府和国军部队充当特务、间谍的奸细们,在中共窃取政权以后的几十年间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指控为历史反革命、美蒋特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逃不过被中共迫害。助纣为虐,当中共匪帮的走狗绝没好下场,如傅冬菊、张学思等等,他们的下场都很悲惨

匿名
2017-02-10 17:15

助纣为虐,戕害中国人民。如此下场,为后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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