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意识形态之理性批判》是一部系统性、专业性批判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
《中共意识形态之理性批判》是一部系统性、专业性批判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

惠虎宇:中共意识形态之理性批判(3)

惠虎宇
2018-10-25 18:29
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民主和专政的政体之外,还有一种超越民主和专政的政体,就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存在的政治追求——王道政治,也可称为王道政体。

中共意识形态之理性批判(3)———民主和专政水火不容

前言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暴力机构,进入阶级社会后,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统治史。而民主只是针对统治阶级内部而言的,民主与专政是统一体,一个阶级的民主必然是以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为互补映衬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认为,西方的民主只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对工人或无产阶级来说,则是资产阶级专政。此外,马克思主义还认为,历史上所有的阶级专政,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而无产阶级专政(对无产阶级内部实行民主,对资产阶级等实施专政)则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到了中共手中,这个理论被进一步发展为“人民民主专政”,意思是中共建立的政权是民主和专政的统一体,它对人民实施民主,而对所谓的敌人实施专政。

民主和专政的统一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项奇谈怪论。在上一篇文章中,笔者论述了民主革命才是近代以来的历史主题,民主宪政是这个历史时期人类共同的政治追求,而共产革命则逆历史潮流假民主革命的名义实行专制复辟。那么这个复辟了专制制度的共产党社会,当然不能说自己是专制制度,表面上还得继续披上一层民主的外衣,所以,很多共产国家的国号上要么贴一个民主的标签,要么贴一个人民的标签,以表示自己是代表人民民意的“民主国家”,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名字实际上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等。

我们知道,民主是一种权力组织方式,是在天赋人权思想的指导下,实现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的最重要的手段,它体现了实现民权的现实原则及唯一途径。民主与专政水火不容,有民主必无专政,有专政必无民主,民主(民主政权)的出现就是为了取代专政(专制政权)。

民主和专政这两个概念,是哲学层面上的一个“对立统一体”(对立统一关系在下一篇文章中会介绍)。也就是说,民主和专政是两类政体,二者是对立的,在同一个政体内是不能共存的,但是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相互取代),民主政体如果被专制势力复辟,就可以转化为专政政体,而专政政体如果发生了民主革命,也可以转化为民主政体。哲学中的“对立统一关系”中的“统一性”,指的是相互转化,而不是混淆二者的区别。比如光明和黑暗是一个“对立统一体”,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当一个地方迎来白天时,黑暗必然消退,不能说一个地方既是白天又是黑夜。马克思的民主和专政的统一论,故意混淆 “对立统一关系”中事物之间的应有界线,把民主和专政统一到一个政体内,为共产革命实施专制复辟而在哲学层面上寻找执政合法性。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民主和专政的政体之外,还有一种超越民主和专政的政体,就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存在的政治追求——王道政治,也可称为王道政体。民主和专政是在利益层面上实施的政治体制,而王道政治则是在超越利益的道德层面上实施的政治体制,也就是说,一种基本实现了的王道政治,首先必然是一种有德的统治,统治者以修德和道德教化治理天下,从而减少了社会在利益层面的冲突,使整个社会出现一种高度的文明状态。维系王道政体的根本就是统治者及统治集团的道德,当道德下滑时,古代的王道政体就转化为专制政体,而为了在制度层面上抵制统治集团道德的下滑,使政治在利益层面上脱离专政带来的利益垄断而形成新的平衡,就出现了民主政体。

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在同一个层面上(利益层面),二者可以相互转化。但是王道政体的层面(道德层面)超越这二者,所以,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都可以在自己的制度范围内向王道政治转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政治在同一种社会制度下,既有天下大治的盛世,也有民怨沸腾的乱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统治者集团的道德表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导致王道政体和专制政体在中国近代以前的历史中形成此消彼长的局面,社会出现治乱循环的状态。而在民主政体产生后,如果忽视道德的作用,仅仅依靠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那么就会导致法律越制定越多,而犯罪率却居高不下,甚至越来越高,出现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民众,都会钻法律空子的社会乱象。所以,民主政体的作用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制度层面上遏止专制政体对各阶层利益的侵害,二是在道德层面上需要反思王道政体蜕变为专制政体的教训,以重建道德体系,使民主政体在道德层面上不断向王道政体靠近和转化。

一、中国古代王道政治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是赤裸裸的暴力国家论,所谓民主和专政的统一论,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暴力机构,这与东西方任何人类文明的价值观都是格格不入的。中国传统文化讲修齐治平,走的是王道御天下的道路。君主欲奉天承运,治理万民,必先修养自身,明道懂理,恪守性德,方能以有德者居之。舜以一无所有的条件而得天下,既不是靠暴力夺取,也不是靠暴力来治理,恰恰是以德来服天下的!所以孔子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中国传统文化中道与德是最高的哲学范畴,是天地的属性,也是为人处世必须遵循的终极原则,因此合道与不合道就成为君王之王位合法性的最终依据,不合道的无道昏君是可以讨伐的,这叫替天行道。所以《大学》中讲“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史书中类似的记载比比皆是,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观,讲道德的天命观,一切以道为宗旨。

有人说历史上的暴君太多太多,争权夺位,父子相残,兄弟反目,统治者对下级与百姓滥用刑罚,肆意虐杀的记载也比比皆是啊!不错,历史都有其血腥的这一部分,它反映了人类人性中的野蛮成分,所以历史是进步还是倒退关键就在于人类在社会进程中体现的野蛮成分、是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而文化的进步与落后也就体现在、其崇尚善还是崇尚恶的区别之中了!以道德来教化天下,使恶的成分减少,使善良的本性回归,这是中国王道政治的文化内涵,是中国政治思想一以惯之的追求。有以下逻辑顺序:

如果君王能以道德治天下,则是圣人之治无为之治,民“下知有之”;如以仁义治天下,则是贤君之治,民能“亲誉之畏之”;以礼法治天下,则是乱世之治,民以虚伪“辱之”。从礼开始,治理天下从道义层面降落到制度层面,礼只能以柔性或略刚性来约束人的行为,却不能再约束人的心灵,因此,彬彬有礼却内心虚伪者比比皆是,满嘴仁义却背后坏事做尽者络绎不绝,一旦礼所不守,只能用更刚性的法来制约了,这就到了民主政治的范畴了。

可见,中国的一部历史表现为王道由兴盛到衰落的过程,礼乐崩坏,无不从君王或上层官僚集团开始,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因此,进入近代以来,要遏止王道政治继续衰败的颓势则必须从制度上做根本调整,这就是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于是民主革命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中国王道政治从民本主义进入民主主义(王道与民主并不冲突,民主改变的只是权力的构成(制度层面),而王道讲的是权力的使用(道德层面),二者的结合就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内涵,此为后话!关于道德仁义礼法的关系,《道德经》中讲了一段很深刻的话:“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乱之首也!”

归纳一下,虽然道德仁义的约束在整个中国政治历史中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但作为一种向善的价值观追求,它却显示出永恒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古代中国社会即使某些时刻表现出血腥残忍的一面,但在民间社会的整体伦理秩序并没有崩溃,相反却更加地牢固,这正体现了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求真向善的强大粘合力作用!反过来讲,宫廷政治中以阴谋血腥的方式来获取权力,既不是传统文化也不是传统价值观,恰恰是对这些优秀传统的背离。当柔性的道德约束不能遏止这种背离时,要挽救传统文化就必须改变权力的构成关系,因此,连接上文,民主主义就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崭新任务!

二、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内涵

18世纪以来,欧洲启蒙运动风起云涌,天赋人权的思想如雨后春笋般开遍西欧,北美,人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由君权治理走向民权治理,由专制走向民主,由人治走向法治。宪政民主制的建立,使权力由古代的私有制转变为近代的公有制,政府由公民来选举,历史的发展使人类废除了宫廷政治中权力之争的血腥与暴力,首开和平理性的权力分配方式及民主政治的国家管理模式。法律保证了每个公民的自由与平等,也保护每个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于是所有阶级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阶级利益既不需要阶级统治来维护,更不需要暴力运动来纂取,而是靠法律来保证。政府不是代表某个阶级而是代表全体公民,代表国家。反过来国家也不是阶级统治工具而是公权机构,政府既是民选的代职机构,其权力由选民赋予,自然不可任意妄为,更不可镇压公民的反对与抗议。而公民具有天赋的人权和民权可以要求政府解散,也无须使用暴力的方式来进行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暴力国家观和阶级统治理论,只看到了阶级的对立面,却看不到社会不同阶级(这里的阶级实际上应该是阶层,在下一篇文章中论述)更多之处的统一面,马克思主义只是陋眼观察到了专制制度下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事实,因此,反过来提出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理论,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自以为是先进理论而沾沾自喜,却不知历史早已翻过了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不管它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还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权力私有制这一页,而进入权力公有化的新阶段。也就是说,以历史来看,人类社会既从来就没有经历过一个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阶段,也更不需要经历这样的阶段,因为无论怎么把这个阶级统治的概念反过来倒过去的看,都是属于权力的私有化阶段,都属于旧历史的政治范畴,而不属于民主革命时期。民主革命的到来推动人类历史由权力的私有制向公有制发展,由此,带来了政治制度的全新变革,其变革程度早已远远超越陋眼的马克思主义之肤浅的看法。

三、简述近代中华的先进政治理念

可见无论是民本主义的王道政治还是民主主义的民权政治,都与阶级斗争阶级统治格格不入,也在价值观上不支持暴力运动,更不没有一个阶级的民主就是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这么自相矛盾的现象出现。

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活动中所出现的最血腥的一页,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当作历史的规律与人类的追求,因此,它的所谓阶级专政理论既不会在实践中找到现实的落脚点,在文化上也更是一种落后而彻底的反动思想!

马克思主义以专政来压制民主,使民主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以专政来解释民主更使民主失去了应有的含义。由此造成了马列共产国家无民主无人权的暴政统治局面,而大量民众却自发地认同这种统治,认为天经地义,认为哪一个政党哪一个阶级上台执政都是一样的!也因此,历史上早已死亡的极权专制制度才可以依然在当今中华的大地上肆虐狂舞,马列暴政思想控制了本性善良的华族儿女,使中华大地黑云压顶,天地晦暗。

而国父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则是结合了传统王道政治的精髓与西方民主政治的精髓,可说是东西方文明的完美融合。它在权力来源上以现实的民意取代了传统文化中抽象的天意,更具有操作性与公正性,此为民权主义;国家治理上依然遵循传统的王道政治,倡导仁义与民本思想,此为民生主义;而追求国家独立,维护民族利益,延续民族血脉的思想化为民族主义。此三民主义被西方誉为与圣经,英国大宪章,美国独立宣言并列的世界四大文献,可见其巨大影响。三民主义它纵接三皇五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我民族世代所传的精髓之所系,是一脉相承的血统;而横连英法美之西方人权运动民主政治的英华,与时代相接规,是真正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而在民族主义里提出了解决民族独立问题的历史任务,符合了当时中国时代的发展要求。因此,惟有三民主义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先进文化的代表,是我中华建立民主宪政共和国的唯一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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