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获得授权翻译、发行《共产主义黑皮书》中文版。(大纪元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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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三部分 另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牺牲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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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21 14:10
《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

《共产主义黑皮书》:“后恐怖时期”的中欧

作者:卡雷尔‧巴托赛克(Karel Bartosek)

1956年和1968年的大暴动及其被苏联摧毁的事实,揭示了镇压逻辑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国家的事件会在其它地方产生反响,尤其是当有军事参与的时候。由于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后斯大林主义者领导人,准备好了从捷克斯洛伐克派出部队到匈牙利。与此同时,它加强了国内的压迫,把刚放出来的一些政治犯又送回监狱,并起诉了同情匈牙利起义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1,163个被拘禁的人中,多数人主要是口头上表达(与匈牙利的)团结,有53.5%是工人。然而,判刑很少超过一年的。阿尔巴尼亚那个时间的镇压要严重得多,在1956年11月25日,霍查当局宣判并处决了三名“铁托份子”领导人:盖加(Liri Gega)──阿尔巴尼亚中央委员会成员(当时在怀孕)、莱如(Dale Ndreu)将军和布利(Petro Buli)。在罗马尼亚,乔治乌-德治开始在他与苏联的关系中打中国牌,宽大处理了受迫害的民族主义者,虽然他煽动了一场针对参与国际贸易的高级实业家的大型审判,其中许多是犹太裔共产党员。

1968年,许多共产党政权,包括苏联,都担心布拉格之春的思想蔓延开来,而在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干预前后强化了镇压。福斯科洛(Alfredo Foscolo)的命运很好地反映了当时时代的精神。福斯科洛的母亲是保加利亚人,父亲是法国人,直到1949年都在保加利亚任教。福斯科洛本人经常在保加利亚度假。1966年,他在巴黎学习法律和东方语言的时候,在法国自己打字制作了500份小册子,带给他在索菲亚的朋友。上面写着要求选举自由、新闻自由、行动自由、工人自治、废除华沙条约,以及恢复镇压受害者的名誉的内容。同一年,他和保加利亚人Raina Aracheva有了一个女儿,两人于是申请要求获得官方许可结婚,但是很久没成。然后1968年的事件发生了,福斯科洛描述了以下内容:

1968年初,我被选中服兵役。 7月份保加利亚大使馆告诉我,如果我去索菲亚,我会获准结婚。我有一个十四天的休假,赶紧过去。但当我到那里时,又被拒绝了。这是1968年的8月,在8月21日,苏联人开进了布拉格;一周后,还是两手空空的我,上了返回巴黎的东方快车。但好几年后,我才回到家。我在边境被来自国家安全部(Darzhavna sigurnost)的人逮捕了。被关在国家安全总部的两周中,我实际上消失了。在那期间,纳德科夫队长([A.] Nedkov)告诉我,我有一个简单的选择:要么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或者没有人会再听到我的消息。我接受了,希望真相可以在审判中出现。

审判于1969年1月6日开始。我的两位朋友,还有Raina,出现在我身边的证人席上。当检察官要求判我死刑时,我的律师回答说这实际是我罪有应得,但他也在恳求宽大处理。整个审判都是假的,纯粹是出于宣传目的的作秀。我被判处27年徒刑,包括15年因间谍罪的单独监禁。我的朋友被判了10年和12年,Raina对这些小册子一无所知,也被判了一年。另一位朋友是巴黎的政治难民,被缺席判处死刑。

在索非亚中央监狱死囚室(第七分部)被关押一个月后,我被转移到位于Stara Zagora的监狱,那里关着保加利亚二三百名政治犯中的大部分。在那里我了解到了共产主义保加利亚前25年监狱历史的很多东西,并很快明白,我的经历与成千上万保加利亚人所经过的根本无法相比。1969年10月8日,我还目睹了一场暴动,导致了一些囚犯死亡。同时,在我们被拘押期间新发出的结婚许可的请求,再次被拒绝了。

非常出乎意料的是,我于1971年4月30日被释放并被送回法国。我们在1968年被捕以及随后的大审判是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为背景的,显然都是为了把“帝国主义势力”牵扯进在东欧集团国的自由运动中。但是到了1971年,随着赫尔辛基协议谈判的进行,世界再次的改变,我存在于保加利亚监狱里就没用了。不幸的是,我的两个保加利亚朋友没有得到新的宽大对待。

当我回到巴黎时,我尝试了各种方案让Raina和我的女儿来与我团聚。最后,在1973年12月31日,我秘密前往索菲亚,用了假名还有两本假的护照。感谢这些文件和很多好运气,我们成功地在1974年1月1日至2日晚上的穿过了保加利亚—土耳其边境。两天后,我们到了巴黎。

在1955年至1989年期间,镇压沿袭了一个相当可预测的模式:一个强大的警察队伍不断骚扰反对派,无论反对派采取的是罢工或街头抗议这样自发的社会运动的形式,或者是刻意组织的、有着计划好的要求和一个组织良好的网络。在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镇压的机器发展出了一个日益庞大的线人网络,来渗透和摧毁从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中受益的反对派运动。这种形式的控制在数量上的不断增加本身,无疑标志着这个系统的衰落。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例,在1954至1958年,正式招募的告密者人数约为13.2万人。到80年代末,这个数字上升到了20万。

后恐怖时期的镇压逻辑,也反映了具体的国家特征和有关国家内部权力斗争的轨迹。当局行事的不同,取决于他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心或是政治和经济项目的成败。1961年8月13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SED)领导的倡议下,并在苏联领导层的批准下,柏林墙,一个明显地表明东德政权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恐慌的标志,被竖立起来。(待续)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三部分 另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牺牲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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