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潮乍起(图片:维基/Jiří Tondl)
学潮乍起(图片:维基/Jiří Tondl)

章天亮讲六四(2)胡耀邦去世和“四·二六社论”

吴永健
2019-10-17 16:54
80年代“官倒”的横行、物价的上涨等等,在民间已经积聚了很多不满的力量。中共在60年间,把两个完全相反的坏事竟然全干了。究竟是哪两个呢?那么当胡耀邦去世的消息传来,一场风波就这样爆发了。接下来的 “四·二六社论” 又是如何出台的呢?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时分”之《史海扬帆》,我是章天亮。

上一次节目谈到了“六四”事件,以及当时所发生的一个背景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方面的一些变化,主要谈的是经济。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时主要是想从经济上来挽救共产党。但是在政治上维系一党专政的他,从来就没有想做过变化。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经提出过要坚持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Posted by 鄧小平批判 on Sunday, June 29, 2014

在政治上邓小平是不放松的。那么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在经济上的发展和它在政治上的保守互相之间,造成了一个社会的撕裂,就必然会出现很多腐败现象,包括贫富分化、很多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寻租……特别是80年代这种“官倒”的横行、物价的上涨等等,在民间已经积聚了很多不满的力量。

“化私为公”与“化公为私”

改革开放,其实本质上来说,它在经济上是对共产党过去30年经济政策的一个彻底的否定。有人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第二次革命“革”的是谁的命呢?革的就是第一次革命的命。因为第一次革命是叫作“化私为公”:共产党通过暴力,把地主的土地,资本家的工厂,全部抢过来,号称是全民所有,实际上就是收归国有。

那么这个过程共是产党通过暴力来完成的,一个“化私为公”,把私有财产变成所谓的公有财产。那么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第二次革命“革”的是第一次革命的命,就是“化公为私”,把公有财产再变成私有财产。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自作多情,以为共产党会把这个财产重新分给老百姓,不是的。第二次的“化公为私”是把已经抢来的老百姓的钱,放到共产党个人的兜里。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他说共产党在60年间,把两个完全相反的坏事竟然全干了,首先说私有制是罪恶的,所以把你们(资本家)的钱全抢过来,然后又说保护私有财产,再把你们(民众)的钱装到自己的兜里面,这就是共产党执政60年的逻辑。

习近平曾经说过,中共两个前后30年不能互相否定,他指的不是经济上的问题,而是政治上的问题。因为没有共产党前面30年的暴力作为后盾的话,人家凭什么把自己的钱交给你?后面30年共产党如果没有以暴力作为后盾的话,大家怎么能够容忍它把钱转到它自己的兜里?所以前后30年在经济上虽然互相否定,但是在政治上,确实是不能互相否定,它维系共产党一党专政,这是一脉相承的。当然不是说习近平讲得特别对,我只是说,它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

1989年的时候,稍微明白的一点的人,实际上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只做经济改革、不做政治改革的话,腐败是必然的;这个权利的私有化是必然的;国民的财产最后装到有权力的人的兜里面也是必然。所以在那个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就提出,中国必须要采取一些向西方学习的方式,比如说,有言论自由、开放组党、开放民间办报、官员公布私人财产。这些事情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最近几年、十几年大家才有的一些想法,实际上在1989年之前就已经有不少人提出这样的诉求。但是,他们低估了一点,就是共产党维护自己权利的决心。

胡耀邦的良心

我认识辛灏年,这个人是近代史的一个专家学者。他曾经讲过一个亲生的经历,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年,他以青年作家的身份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座谈会的时候,胡耀邦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有一天,人民知道了我们共产党干的那些事情,人民是会起来推翻我们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根本不是一次改革開放的大會,鄧小平也不是什麼「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作者:胡坤明 來源:華夏報原文发表日期:2008-03-28…

Posted by 鄧小平批判 on Thursday, August 14, 2014

胡耀邦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他知道共产党干了多少坏事。当然,胡耀邦本人是一个好人,他对这些坏事有种负罪感,所以在胡耀邦掌权或者部分掌权的时候,他推动平反冤假错案,包括知青回城、恢复高考等对民间有利的事情。

而对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等这一批人,他们更知道。他们知道:共产党干的坏事不可能不被人家知道的,如果中国真的有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话,大家就会起来反思共产党的罪恶,这样的思想通过出版,在全国传播的话,共产党就完蛋了。所以,这些人他们在政治上是一定要收紧的,尽管在经济政策上邓小平和陈云之间是有分歧的(陈云是搞计划经济,邓小平是主张市场经济),但是在维护共产党的权利这一层面上,他们二者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如果我们要是明白了这个问题的话,就不难理解。

80年代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两次持续时间很短的政治运动。第一次发生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只持续了27天的时间。实际上也就是当时中国出现了一些对“文革”的反思(伤痕文学),对于当年吃那些苦有些不同层次的反思,有的反思还是归结到,最后共产党给他们平反了、共产党真伟大。虽然“文革”吃了很多苦,但是他们还是爱党的,这是一种层面的反思。它毕竟是对“文革”有一定的揭露。

Posted by 鄧小平批判 on Sunday, June 29, 2014

还有一种反思,就已经开始挑战到共产党了,比如当时有一个电影叫作《苦恋》,其中有描述一个知识份子和他的女儿之间的一个争论,后来他的女儿就出国了,临出国之前问她的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主人公无法回答,以“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为剧终。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像《苦恋》这样的题材,就是在挑战共产党。而且当时很多一些西方的思想,不管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不管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的理论都在往中国传,包括一些法兰克福学派也在往中国传。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实际上它是属于社会主义学派,但是它跟中国共产党还是不一样的。

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第一代凯恩斯男爵(John Maynard Keynes, 1st Baron Keynes),英国经济学家。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英国知名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清除精神污染”在1983年很快就无疾而终了,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他并不主张把这个事情搞得这么扩大化,这个风潮经过了27天就过去了。

“八六学潮”

但是在1986年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八六学潮”。它是在安徽合肥开始发起的。当时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大)的一些学生认为选举区人大代表不公平,有一些暗箱操作,而且也没有完全按照选举法来进行,所以他们就要求,调查或者是做一些调整。结果当局不理会。大约4000人的这批大学生就上街游行去了,后来波及到全国。在江苏、浙江、上海、黑龙江以及北京等等,都有学生的游行,对于中共的统治来说,第一次有学潮。

“八六学潮”发生的时候,胡耀邦当时还是想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但是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中共就采取了两个措施来平息学潮。一个是属于笔杆子,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个社论,大概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才能够保证经济的发展,大家要珍惜这样的局面等等,不要再闹了。中共通过宣传部门为共产党政权辩护和讲一通它的道理,以及对这些学生进行指责。

另一个属于枪杆子,在北京市公安局通过了一个关于游行示威的一个规定,大概是10条。明确指出游行示威如果不经过批准就进行的话,是非法的,政府是可以采取行动,可以把这些人逮捕的。附加了很多的规定。这样就把这个“八六学潮”平息下去了,但平息之后,中共就觉得这个学潮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因为很多关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学生中、民间中放松的结果,所以,中共就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7年1月10日到1月15日,中共召开了党内的民主生活会,在会议上,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逼宫”,强迫胡耀邦辞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由赵紫阳来接任。但赵紫阳也属于党内的开明派,他接任之后也是延续了那种宽松、宽容的那种做法。所以,尽管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样的运动,但是它并没有在全国形成真正的声势,而且真正受到迫害的人也不是很多。

那么到了1989年年初的时候,中国的一些知识份子以方励之为首给国家领导人写信,要求释放魏京生,包括允许民间办报,包括公布官员的财产等等,很多知识份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实际上在当时包括民间对官倒、腐败、物价上涨等等的不满,已经在社会上酝酿一种思潮,就等着一件事发生。

1989年的4月15日就发生了,这一天,胡耀邦在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时候,突发心脏病,不久就去世了。

胡耀邦的逝世传到全国之后,老百姓都觉得很痛心。因为胡耀邦当时在平反冤假错案等等,干了很多得民心的事情,而且他一直不主张通过暴力的手段去镇压学生,“八六学潮”的时候他就一直是在讲对话。所以,他在民间的口碑非常好,威望也很高。

那么当胡耀邦去世的消息传来,一场风波就这样爆发了。在4月17日的时候,有很多的学生以悼念胡耀邦为名,捧着花圈从校园游行到了天安门广场。标语中,除了有悼念胡耀邦之外,还有反官倒、反腐败、要自由、要民主等口号。其中清华大学,有一些老教授,他们打了一个标语,上面写着这样几个字,说“跪久了,站起来遛遛”。因为中国知识份子长期以来在中共的压制之下,是没有这样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心声的,所以这些人他们也跟学生站在一起。一场学潮,就这样爆发了。

这次学潮在爆发之后,中共在那时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是对话还是镇压呢?它们也在观察形势。这时就发生了另外一个事情,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该事件实际上是发生在4月19日的时候,当时有一些知识份子他们和导报的总编(钦本立),召开了一个关于胡耀邦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戴晴、包遵信等等,他们就做了一些发言,反思共产党的一些对待胡耀邦不正确的做法、不公平的处理,以及党内不正常的现象。钦本立就准备把这个讨论印到《世界经济导报》上,大概以几版的篇幅印出来。(钦本立当时已经70岁了,他是在民国时期就办报的这么一个老报人,这个导报在全国发行量30多万份,而且读者都是知识份子、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以在整个社会上、在舆论上起到一种引导的作用。)

结果,导报这个事儿,准备要印发的时候,后来就被江泽民知道了。

江泽民当时是上海市委书记,他紧急派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和市委宣传部部长陈至立(陈至立就是后来江泽民提上去的中国教育部部长),这两个大坏蛋代表上海市委去找钦本立谈话。要求钦本立撤销这个报导,至少要把其中的500字删掉。钦本立拒绝。

钦本立说,现在实行的是总编负责制,我是总编,出了问题我负责。上海市委没有看过清样,不知道登的是什么,你们不用负责。曾庆红当时就回他一句话,曾庆红说这不是谁负责、谁不负责的问题,这是一个社会影响的问题,一定要求他撤下来。

当时江泽民一看,连曾庆红都搞不定钦本立,就找到了这个导报的名誉主席,这个人是江泽民的老师叫作汪道涵,通过汪道涵找到钦本立。钦本立说,晚了,报纸已经印了十几万份发出去了。就开始往回追,最后只追回2万份。江泽民一怒之下就查封了《世界经济导报》,这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导报事件”。

“导报事件”在整个学潮过程中、在“六四”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是很多人觉得中共竟然这样压制言论自由,我们本来就在争取这个言论自由,所以它实际上激化了矛盾。后来赵紫阳特别为这个事情把江泽民给训了一顿。

赵紫阳后来在回忆中讲了一些内幕。(众所周知,赵紫阳被中共罢官、软禁)

余傑:鄧小平不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原題:充滿刀光劍影的“跪着造反”-吳偉《中國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來源:2014-08-07…

Posted by 鄧小平批判 on Tuesday, August 12, 2014

 “四·二六社论”

4月22日,中共给胡耀邦召开了追悼会,当然对胡耀邦还是高度评价,当时邓小平也去了,很多中共高层的人都去跟胡耀邦的家属握手。握完手之后,灰溜溜的走了。这时候天安门已经有很多学生了。

4月23日,赵紫阳要到北朝鲜去访问。在整个这个学潮过程中,赵紫阳两次离京,都是在非常关键的时候,他一走这个形势一下就变。

赵紫阳在离京之前,跟李鹏(总理)有一个谈话,交待了三条意见。第一,追悼会开完了,劝学生回去复课。第二,跟学生之间尽量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第三,如果学生中有违法活动,比如说打、砸、抢,这种情况要严肃处理。赵紫阳讲的这三条,基本上都是符合中国的法治精神吧。

结果,李鹏、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北京市长陈希同,跑去向邓小平汇报。把这个学生运动讲的情势非常严峻,而且讲学生打倒“官倒”,讲的就是邓朴方。邓朴方自己都说,那个时候我都不敢上街,如果我上街的话我就可能会被别人打死。这些事情一汇报,邓小平就急了。

邓小平就感觉到,当学生在反腐败的时候,讲民主自由的时候,他们已经把矛头不光是指向了共产党,而且指向了邓小平个人。所以邓小平在4月25日的时候,他就拍板了,他说学生运动是一场动乱。当天晚上电视就播了,4月26日的时候,《人民日报》就把当时这个结论印成社论,叫做《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

-GODDESS OF DEMOCRCY-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I was standing in Tiananmen Square 28-years ago watching a group of…

Posted by Jeff Widener on Sunday, June 4, 2017

所以本来在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结束之后,本来有一个机会这个事情就平息了,结果矛盾突然激化了。当学生看到“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动乱”的时候,也就是把他们上街定性为一个动乱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文革”又要来了。

共产党有秋后算帐的传统,我们要倒楣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共产党把这个“四·二六社论”,所谓动乱的这个结论,收回去,那边(中共)死死的顶住。

双方就发生了僵持,我们都知道后面发生的绝食,最后发生“六四”镇压。实际上在“四·二六社论”之后,当时的这个学潮和政府之间还有一次机会,可以达成妥协。那么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下次再接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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