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共享】《一滴泪》(91)——故人重逢

齐玉
2019-09-11 06:23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下面请您收听长篇连播节目。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巫宁坤先生的自传小说《一滴泪》。

我一直等到1979年5月初才奉命回北京原单位办理右派改正。“改正办公室”的头子不是别人,而正是那个当年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不愧为一脉相承的好党员。他绷着面孔说,我的问题属于“推一推,拉一拉”的性质。我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是考虑到我多年来在思想改造中取得的进步,党组织决定对我宽大处理,给予改正。宽大无边,嗯? 

   我从安师大动身前,有的朋友警告我不要对改正抱过高的期望, “不管结论怎么写,只要给你改正就签字。”所以我把“改正决定”大致看了一下就签了字,如同二十一年前从同一个人手里接过所谓“右派问题结论”签上字一样。然后,我应召去院长室由院长“接见”。姓王的院长讲了几句客套话,随后轻松地说:“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我们感到很抱歉。”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赔礼道歉”吧。仿佛这一句官样文章就补偿了我和家人二十多年的劫难!学院指望我回来后教英语系研究生,怡楷同时调回来工作。一村高中还没毕业,可以随同父母迁徙。一丁、一毛已上大学,可等毕业分配时调来学院工作。

    我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又从美国回来讲学,当时正在北京。回想起1951年在旧金山他曾帮我整顿行装,送我上船回国,又想到五年前曾收到他寄来的新年贺卡,我想阔别二十八年之后重见一面也许挺有意思。我“开后门”打听到他住在北京饭店、(也就是)当时的国宾馆的房间号码,打了电话给他。我很高兴他还记得我。他约我周末见面,可我当天下午就要离京。他说正忙于准备讲稿,于是我们商定在他房间内见面十五分钟。政道比我小六岁,当年是我们一帮过从较密的中国研究生中的“小弟弟”。

    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现在五十出头,看上去仍然很年轻,娃娃脸,肤色滋润,不过头有点儿秃了。他先介绍了他的太太,然后我们俩面对面隔着一张小圆桌在两把大扶手椅上坐下来。他问到我的处境、我这次从安徽来北京的缘故、一些朋友们的经历,我只能简单扼要地作答,因为我怕多占他宝贵的时间,并且他也没流露出强烈的兴趣或感情。他庄重自持,完全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的神气。我很快就意识到,我们俩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留在美国,能够获得成就和荣誉,过着安定富裕的生活。我回到祖国,历尽劫难和凌辱,好不容易才苟活到“改正”的今天。他在“美帝国主义的堡垒”安居乐业,回到共产中国荣膺“爱国主义者”的桂冠,受到最高级党政领导的接见和宴请,作为国宾,出入有专用“红旗”大轿车代步。我响应号召回到祖国,却被划为人民公敌,受尽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改造和牛棚的煎熬,几乎成为饿莩葬身一抔黄土。即便在我们交谈时,我的肋条还隐隐作痛,由于在来饭店的公车上受到(了)“红色恐怖”一代的小青年臂肘的推撞。我脑子里突发奇想:如果在旧金山那个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国,结果会怎样?也许我会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坐在我的椅子上?哦,不,我当场决定,我决不会用一辈子“接受再教育”的苦杯换取无产阶级专政头目的敬酒。不,我决不会坐在他的椅子上,同时,上帝保佑,即便他当年回来,也万万不会落入我的苦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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