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倒”的出现也使中国大地酝酿出了一种很不安的思潮(图片:邓小平批判/脸书)
“官倒”的出现也使中国大地酝酿出了一种很不安的思潮(图片:邓小平批判/脸书)

章天亮讲六四(1)反思八九民运 拒绝政改的隐患

吴永健
2019-10-8 16:27
在30年前的今天,即1989年的6月4日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天安门大屠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相当大的、民间支持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大规模抗议,甚至用绝食去争取民主的一场运动。今天我们反思〝六四〞的原因及背景,涉及到我们对中共的深刻认识是非常有意义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时分之史海扬帆,我是章天亮。

今天是2019年6月4日,在30年前的今天,即1989年的6月4日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天安门大屠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相当大的、民间支持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大规模抗议,甚至用绝食去争取民主的一场运动。

虽然时间过去30年了,但是因为中共还在掌权,关于“六四”这个事情,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很多方面的话题加以分析和讨论。30年前发生的“六四”事件属于当代史的范围,所以我把它放在《史海扬帆》,反思“六四”涉及到我们对共产党的认识,包括对当时这场运动中,到底某些具体的策略是否合适,“六四”之后中国社会的整体的走向,和当时“六四”发生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我制作几集的一个系列来加以讨论。

首先,我们还是先谈一下历史,因为“六四”的发生和中国搞改革开放是有很大的关系的。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当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人的日子确实要比改革开放以前要好,很多人就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说当时“六四”镇压是对的,认为“六四”如果不镇压的话,就没有中国的稳定和后来的经济发展,所以老百姓不会像现在这样富裕。这完全是在假设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你怎么就知道:如果“六四”不镇压而中国走向民主化,或者中国变成一个自由社会的话,中国的经济就不会发展呢?这是第一个问题。

Posted by 鄧小平批判 on Friday, August 15, 2014

第二个问题,如果你认为“六四”镇压和后来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必然联系的话,那么你应该认为“六四”的镇压那就是绝对正确的,是一个当时非常英明果断、“功在当世、利在千秋”的一件事情。虽然牺牲了几百人或者几千人,但是却迎来了整个国家的大发展,是吧?这么好的一件事情,中共应该把“六四”镇压作为它的一个英明决定,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是吧?可以不停的宣传说自己当时的决断是多么的英明,中共为什么不做呢?为什么不宣传这一点呢?它不宣传不就恰恰证明是它心中有鬼吗?恰恰证明它当时的镇压是不对的。所以,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在后面的节目中好好的讨论一下。

文革”结束   一切都在慢慢变

两个派别之争  邓小平重夺军权

回到一九七八年所发生的历史,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怎么启动的?其实,也是很偶然的一个历史事件。

在1978年的12月底,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过,当时实际上在召开全会之前,即从1978年的11月10日开始,有一个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农业问题。但是,讨论过程中这个事情就走样儿了。

因为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两年(1976年的10月份结束),中共内部分成了两个派别,一派是坚持着毛泽东的主张,另一派是属于那种要部分否定“文革”的人。那么坚持毛泽东主张的,领导人物就是华国锋(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他讲的大概是: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的遵循、凡是毛主席定下来的事我们都要坚决的办。简单概括为“两个凡是”,因此也被称为“凡是派”。

这种说法其实跟华国锋自己的权力来源是有关系的,因为他是得到了毛泽东的授权(毛泽东临死之前给他留了一个遗诏:你办事我放心),也就是说,毛泽东把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交给了华国锋。

另一派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实践派”,因为在1978年5月份的时候,中国有一个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当时的《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期新华社亦转发了这篇文章。就是说毛泽东所讲的并不一定都是对的,还是要通过实践来进行检验的。这场大讨论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松动。既然是说教条上的东西、书本上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对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些更新的理论,然后在实践中加以检验。

当然实际上这个真理标准,无论是“凡是派”还是“实践派”说的都不对,毛泽东这个东西当然并不都是对的,华国锋也并不认为毛所讲的东西都是对的,否则的话,他就没有必要否定文革了,是吧?因为“文革”是毛泽东一手发动的,你华国锋不是讲: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照办、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的遵循,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干嘛要否定“文革”呢?所以“凡是派”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实践派”当然也站不住脚,因为社会主义实践或者共产主义实践,在全世界已经被证明是一场灾难,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只要他实行了共产主义制度,或者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国家它就一定和暴政、饥荒、镇压和腐败等等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实践派的话,你也应该认为共产党是不好的,是邪恶的,也应该否定共产党,是吧?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我觉得将来我们可能在《哲思心语》中要专门讨论的,到底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算做是真理?它到底是不是必须得经过实践的检验?

下面只是简单说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讨论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表面上看它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争论,实际上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就是“凡是派”和“实践派”,看谁能够掌握意识形态,或者说掌握话语权。

中共它是一个意识形态型的政党。因此,如果你要想更换最高领导人,就只有一个借口,就是这个人犯了思想方面的错误。比如说毛泽东当时为什么把陈独秀、王明等等推下去,就说他们推行的是一种极左路线。比如说某某是投降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或者某某他是“凡是派”。

实际上中共在搞权力斗争,他要想把最高领导人推倒,就必须诉诸于意识形态。所以当时这个辩论,其实是华国锋和邓小平,这两派人马之间在争权。那么到了1978年底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基本上局势已经比较明朗。邓小平复出之后,不光是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大权,他同时还掌握了中共的军队。

注:因为中共过去是四支野战军,第一野战军是彭德怀,早在庐山会议的时候就被打倒了;第二野战军那就是刘伯承和邓小平,所以邓小平他跟“二野”的关系是非常深厚的;“三野”是陈毅(上海)那一批人,这批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比较得势,“文革”之后他们也失势;那么第4野战军就是林彪,林彪的军队,“九一三事件”之后,也就不行了。

所以当邓小平回来的时候,他在军队中的威望就非常高,但是他虽然有权,还没有名气(最高领导人的头衔)。怎么办呢?他就得想一个办法把华国锋换掉。

在当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本来是讨论农业问题的,但是,陈云在这个会上率先发难,他说在文革中有很多的冤假错案,我们应该平反,比如说彭德怀的案件、1976年“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等等;对于那些在“文革”中犯下很多错误的人,干了很多坏事、耍了很多阴谋诡计、迫害了很多老干部的人,像康生这种人,我们应该揭露。结果这个问题一抛出整个会场局面就失控了。所以到了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他们就做了一些调整,产生了两个结果:第一就是改革开放,第二就是要平反冤假错案。

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个重大的历史遗产。实际上关于这个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1978年的时候,邓小平在真正掌权之后,我们就看到他退回来(之所以放松这种讨论是为了抓权),他就镇压了北京的西单民主墙,逮捕了魏京生,中国当时言论又出现收紧的现象。

Posted by 鄧小平批判 on Sunday, June 29, 2014

正在掌权的邓小平,通过调动军队,把那些听他话的人调上来,不听他的话的人打下去,怎么办呢?

难道你就无缘无故的突然间说,我要打倒谁、我要换什么人?这样的话,好像也名不正言不顺。所以邓小平在1979年发动了“中越战争”,就是所谓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实际上是邓小平通过这样的一场战争把整个军队做了一个大的调整,这个事情我们讲到“中越战争”的时候,将来有机会再说这个事儿。

1978年后,中国就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其中也对共产党过去的历史错误做出了部分的反思。不过,这种反思其实是非常不彻底的,因为如果它真正的彻底反思“文革”的话,就必然涉及到中国的体制问题。所以中共在1981年的时候,通过了一个叫做《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就是把中国过去的那些历史问题做了一个定性,但是没有对共产党,也没有对毛泽东做出根本的否定。

18个村民立下“生死状”

另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1978年11月24日,当时安徽凤阳县有一个叫小岗村,这个村有18个村民,他们当时觉得日子实在是太苦了、过不下去了,所以就联名写了一个“生死状”,大家写上自己的名字、按上自己的手印。

干什么?

就是分田。

因为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后,曾经一度通过土地改革把它分给农民,但是很快就通过所谓的农业合作化、建立人民公社,把土地又收归国有。当时这个小岗村的人觉得,过去共产党指导的农业非常僵化的体制之下,大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惨,所以他们就决定干脆把这些田分了,每一个人分自己家里面的一块儿田,能打多少除了交公粮之外,剩下的归自己。这个事情在我们现在看来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举措,但在当时是一个挑战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东西,因为当时共产党搞“一大二公”(大是指公社规模大,便于进行大规模综合生产建设,公是指“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主义化,更加集体化。”)。

中共认为搞这种农村合作化、人民公社,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而把土地再还给农民,一个人一块儿,回到家庭耕作方式,是反马克思的。

所以这18人立了“生死状”之后,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是支持他们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农村开始了这种承包制度。总而言之,当时中共对经济的控制开始放松,政治上由于胡耀邦成为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社会上也出现了一定的放松,相对来说形成了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最宽松的10年。

十一屆三中全會根本不是一次改革開放的大會,鄧小平也不是什麼「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作者:胡坤明 來源:華夏報原文发表日期:2008-03-28…

Posted by 鄧小平批判 on Thursday, August 14, 2014

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很多人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赵紫阳也不断的在强调商品经济,后来就有人问他,说这个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什么区别?

因为中国以前所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所谓计划经济就是说这个国家要生产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多少匹布、钢材、甚至多少个鸡蛋多少斤猪肉等等,还有什么样的粮食种多少亩、要打多少粮食等等,这都是由国家统一的做指令性的计划,然后由地方来遵照执行、工厂来生产。

很显然,这种计划经济其实是非常僵化的,因为人的需求,比如说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想穿一件白衬衫,还是想穿一件蓝色的衬衫、黄色的衬衫呢?是吧,你怎么知道?我的这个领带是想要这个花色还是那个花色的呢,是吧?每个人的需求实际上是有千变万化的,而当时中国却采用一种统一的指令性的计划。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中国那时的人,所穿的衣服颜色款式基本都是一样的,所以当时的外国人到中国,看到北京早上满大街全都是穿着同样蓝色的、同样款式的衣服的人在骑着自行车走,甚至自行车的款式也只有几种,老外管他们叫“蓝蚁军”,就像蚂蚁一样穿着统一的、蓝色的衣服。

走在一条路上畸形的“两条腿” 怎么不会撕裂呢?

这就是计划经济带来的,它不可能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经济生产或者是社会生活,那么这种计划经济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要转换变成商品经济(实际上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当时就有人问赵紫阳,既然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的话,为什么你讲话中只提商品经济不提市场经济呢?赵紫阳就说:因为市场经济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大家会说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产物,所以我们就提商品经济。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当时走上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或者说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这么一条路吧。

但是这条路,其实是有两个严重的问题,换句话说,这条路从1978年开始一直走到今天,已经走了41年了,还是没有走完。因为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一直到今天,都不被欧美国家承认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也就是说,它的转型并没有完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向市场经济过渡,与市场经济所相配套的那一套,比如说独立的法治、言论的自由等等,这些都没有。所以中国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变成真正的市场经济。

那么这个转型为什么经过41年还没有完成呢?那就是因为中国它基本上只是在经济层面上做一些变革,但是在政治制度上并没有改变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所以,在转型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腿,有一条腿迈的非常快,另外一条腿死活不动,那么最后呢,这个人就可能会出现撕裂了。

其实,中国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经济和政治撕裂的这样一个社会。那么在改开放之后的话,由于这种撕裂就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如果你真的想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的时候,有些东西是不能市场化的,也就是说政府不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把它的权力市场化,不可以通过自己的权利去谋取个人的利益。政府在整个市场运作过程中扮演的是一个监管的角色,但是,中国在整个的转型过程中,如果政府它既是运动员跟别人竞争(参与很多的生产,你看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都是相当于政府的企业),然后,同时它又是一个裁判员,制定这个市场的规则。所以,中国的这个经济就走上了一个畸形发展的路。

那么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其实国际社会上是有两条路可以走的,一条叫作“休克疗法”。“休克疗法”这句话大家一听都觉得非常可怕,其实不是。它在整个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有的国家是相当成功的,比如说波兰、捷克,在某些情况下政府突然间,说放开物价,把一切推向市场,一天之内很多问题就全都解决了。那么有些国家的转型就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说前苏联,是因为“休克疗法”实行过程中有很多的制约的因素,没有被当时的政府考虑,而且计划制定的也不够周详,包括前苏联很多共产党的势力还在垄断着一些东西,所以造成“休克疗法”不成功,这个并不完全是“休克疗法”本身的问题。

“价格双轨制”和“官倒”的出现

那么中共当时就决定不采用“休克疗法”,采用一种渐进的方式,此时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很多人可能听说过一个词,叫作“价格双轨制”,什么叫作“价格双轨制”呢?就是当时中共决定,凡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的生产,仍然由国家的指令来完成,比如说炼钢,炼五千万吨钢,这个工厂炼多少、那个工厂炼多少,把这样的指令发下去。但是实际上市场的需求要远远大于中共的指令。比如说市场需要六千万吨钢,那么这个时候中共就说,这些计划之外所生产出来的钢材就可以投向市场,这个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制定政策的人,他们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多啊,比如说,我现在要造多少坦克、轮船、飞机,我需要多少吨钢,这些钢要保证它的品质、价格。价格便宜的话,我才能造得起;还有比如说明天要盖楼,需要多少钢材我就不知道了,不知道的这部分那你们就生产,生产完了之后投向市场,由市场来决定价格。这就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同样一种商品有两个价格,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不能通过自己的权利,用低的价格把这些东西从生产厂家买出来,然后再用高的价格把它投放在市场上卖出去呢?当然没有问题!

这种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那么谁有权利这样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能卖到一个高价呢?只有那些掌握权力的官员,所以当时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名词叫作“官倒”。也就是只有官员才能够这样倒手,然后从中牟利,所以中国就出现了严重的腐败问题。这种腐败问题造成了民间极大的不满,当时还有些其它别的问题,比如说物价闯关等等,它有一些跟当时的政治启蒙运动、思想有关的事情,也是造成〝六四〞的原因。

姚監複:李鵬《六四日記》揭露鄧小平十宗罪【按】“六四事件”可謂中共近三十年來揮之不去的夢魘。作為事件參與者、時任總理李鵬的《六四日記》,對這一政治事件有着詳細評述。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姚監複在《李鵬揭露鄧小平十大罪惡──評李鵬…

Posted by 鄧小平批判 on Monday, July 7, 2014

所以,当时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经济、政治形势的一个合力,最后造成了〝六四〞的发生。而且民间在转型的过程中就积聚了很多的不满,特别是物价的上涨。1988年我还在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中国有一个“价格闯关”(就是试图通过政府短期内提高大部分商品的价格,解决价格双轨制下的一系列复杂的经济问题),发现很多东西一下子就涨得非常多,在那一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将近20%,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即使现在西方的民主社会,通货膨胀率20%那也是相当高的了;而在那个时候,中国人根本就没有通货膨胀的概念,因为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人们的工资和物价都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不涨价的,那么老百姓就是因为不涨价,才觉得存钱是有保障。

那个时候中国老百姓赚的钱很少,一个月一个家庭大概只有100多元钱,好不容易可以攒下10、20元钱存起来,攒了几十年,比如攒了2千、3千、5千元,在当时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那1千元攒起来可能要几年的时间,比如说他们家有5千元,但突然间通货膨涨,他这5千元就只有4千元的购买力了,损失1千元,那对于老百姓来说等于损失了几年的积蓄,他们非常的不满,很多人就冲到商场里面去购买产品,觉得购买商品之后,把这个货币转化成商品来保值,所以当时什么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等,甚至说那个东西品质不行,或者是已经有些坏了,老百姓都买,他就觉得只有买回家去,把这个钱换成商品才能够保值。

“打倒官倒”是示威的学生和民众的重要诉求之一(图片:Jiří Tondl ,CC BY-SA 4.0)
“打倒官倒”是示威的学生和民众的重要诉求之一(图片:Jiří Tondl ,CC BY-SA 4.0)

所以当时就是这些物价的上涨、“官倒”的出现、一些民主自由的思想开始在中国启蒙,就使中国大地酝酿出了一种很不安的思潮,那么这个不安的思潮是以什么事件作为导火索,突然间就爆发出来的呢?咱们下一次节目再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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