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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書共享】《一滴淚》(48)——摘帽

【奇書共享】《一滴淚》(48)——摘帽

【希望之聲2019年3月22日】(長篇連播)(我任教的)另一門是四年級的寫作課,我每週要批改二十多篇英文作文。我們小屋裏只有一張從安大租用的小書桌。這時一丁已經上小學,他每晚要做家庭作業,等他九點鐘上牀才輪到我用書桌。等我坐下開始看作文,我的眼睛已經快睜不開了。爲了提神,我開始抽起煙來,我抽的是最便宜的、九分錢一包的“大鐵橋”,楊教授和冒教授抽的煙要貴五、六倍。有一天夜晚,怡楷和孩子們都已熟睡,一個點燃的菸頭從我沒知覺的手指間,掉落鋪在我腳下的、一塊怡楷從天津家裏帶來的小地毯上。她給地毯冒出的煙嗆醒,一骨碌跳下牀,把我推醒,踩滅了剛燒起來的火。她果斷地說:“馬上上牀睡覺。從今以後不許再開夜車,放煙火。”儘管這工作很辛苦,有時在學生的作業中碰到一個新鮮的想法或者說法,好像突然打開一扇窗戶,可以看到一顆年青的心靈,使我感到耳目一新。

   1962年9月我開始任教之後,外語系領導派了一名從解放軍外國語學院畢業的青年英語教師小馮來跟我進修,同時監督我的思想改造。他在我指導下讀英國文學作品,向我交讀書報告,我每兩週向他交一份思想彙報。不言而喻,我不斷進步,但離“摘帽子”還有一段距離。小馮是一名復員的解放軍尉官、共產黨員,但天性謙和,笑容可掬。平常在看過我的思想彙報之後,他總會說幾句鼓勵的話。若是正好趕上“階級鬥爭的弦繃得緊”,他就會收起笑臉,批評兩句“思想改造抓得不緊”。但是他來我屋裏聽我輔導,總是謙恭有禮,和孩子們有說有笑。每逢寒、暑假回南京或上海探親,他回校時從來不忘給孩子們帶點巧克力或奶油太妃糖,這些奢侈品是他們難得吃到的。我常納悶,在這長達兩年的微妙的雙向交流中,他輪流扮演兩個不同的角色有過什麼樣的感受。我“摘帽子”的那天,他就不用再扮演我的政治“告解神父”的角色,也許會感到如釋重負吧。

   1964年7月4日,彷彿是紀念我保外就醫回家三週年,外語系在大學七層主樓一間階梯教室舉行全體教職員大會。一位人事處的幹部在回顧我的右派罪行之後,宣讀校黨委決定,給我“摘掉極右分子的帽子,解除勞動教養。”按照事前的通知,我作了簡短的發言,再次承認我的右派罪行,感謝黨“給我一個新的政治生命”。我泣不成聲,彷彿七年來積蓄的苦水衝破了防洪的閘門。有幾個同事和我握手,祝賀我“回到人民的隊伍中來”。李主任答應我,很快就可以讓我轉正,大幅度提高工資。

   同一天晚上,我們還來不及爲我重新當上“人民”慶賀,怡楷就接到家裏發來的急電:“母病危速歸”。怡楷第二天一早匆匆上路,六日抵津,才知道媽媽患肝癌,發現時已是晚期,經手術搶救無效,危在旦夕。老人家在醫院病牀上還惦着我這個老女婿,怡楷把我“摘帽”的好消息講給她聽,這是她幾年來一直盼望的。爲了安慰奄奄一息的親孃,她又添枝加葉說我已恢復教授職位,享受原先的工資待遇。在這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一個悲痛欲絕的女兒還能給她垂危的母親什麼別的安慰呢?我怎能忘記她老人家給予我們和我們的孩子們如許的愛心和理解?我怎能忘記三年前怡楷三次探監時轉告老人家的話,“好人受難,耐心忍受”,一句話照亮了我黑暗的世界?她在7月8日逝世,正好是我們倆結婚八週年紀念日,我清清楚楚記得她和我們一起吃了一頓簡單的午飯作爲“婚宴”。她一輩子生活簡樸,受苦受難,而從她自己所受的苦難中,她找到愛人的力量,盡力幫助受侮辱的和受損害的。她完全無愧於她的受難 。

責任編輯:香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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