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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谈“六四”:非祸首 站正确一方可得民心拥戴问习何乐而不为?(美联社)
鲍彤谈“六四”:非祸首 站正确一方可得民心拥戴问习何乐而不为?(美联社)

鲍彤谈“六四”:非祸首 站正确一方可得民心拥戴问习何乐而不为?

【希望之声2019年4月16日】(本台记者梁路思采访报导)“六四事件”至今已30年,中共当局一直封杀消息,在大陆更是禁忌话题,不少民众因悼念“六四”被拘捕、甚至判刑。前中共总理的政治秘书鲍彤表示,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承认镇压是错误的,否则,怎么不解禁“六四”。他认为,现任领导班子并非祸首,站正确的一方可得到民心拥戴,何乐不为?他不理解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何不做。

鲍彤今(16)日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相信共产党实际上自己也承认是错误:“为什么?根据是什么?因为它不准谈‘六四’,你要记住共产党还有一句话,就是不准谈党的历史错误,有这句话吧!不准谈党的历史错误,不准谈‘六四’,就是说,‘六四’就是党的一个历史错误。不是什么‘正确光荣伟大’的事。所以,它实际上也默认了是错误的。”

他说,中共并未禁谈“改革开放”,就是它觉得“改革开放”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准谈“六四”呢,因为,他觉得“六四”是错误的,所以,不准谈“六四”,就证明,“镇压六四”是一个错误,它需要掩盖。

他强调,不准谈,证明中共不想为过去所做的事情予以改正,如想改正,那大家都可以谈,若大家都认为是错,那就可顺势改正错误。现在继续不准谈,那就是到现在为止,当局还没决心去改变过去错误的决定。

不过,他认为,中国现任的领导班子如要得到人民的信任,最好的办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承认历史错误,承认镇压“六四”是不对的,因为,他们不是“六四”事件的镇压者:“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现在的领导人,对当时领导人做的事是不需要负责任的。因为‘六四’的决策者不是他们,他们如想改正‘六四’错误,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站到正确的一方来,他们就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赞成,何乐不为呢?这也是我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情。”

他强调,如果坚持“六四”的错误,那就是把自己与当时的决定镇压的人捆在一起。难分难解:“本来是两回事,邓小平是邓小平,现在的领导人是现在的领导人。他们完全没有负担,但他们有责任,是要还历史一个公道,非常简单。”

他认为,只要习近平做了这件事情,他马上就超过了邓小平,马上就超过了毛泽东,马上就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何乐不为呢?”

披露当年更多镇压细节 邓小平定性“动乱”是火苗

鲍彤再次披露当年更多镇压内情,他说很多人已忘了当年事,实际上学生在天安门聚集有两次。第一次是胡耀邦去世的4月15日,当晚学生得悉消息后,16日就有很多学生陆续走出来。实际上学生有共同的诉求,认为“耀邦是好人,大家很悲痛,所以出来悼念。” 第2个含义就是表达胡耀邦被逼下台的不满,“被谁迫,就是邓小平,因此,学生要打抱不平。”

当局的说法指学生有“组织”,有“领导”,他认为“不对”,指学生是自发的,这么多学校的学生一下都出来了,说明是自发的,所有有组织、有纲领,有领导的讲法是当局的谎言,目的是为了镇压。

他回忆当年事,第一次学生出来大约有几万人至十几万人,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大部分、特别是本地的北京大学生,已陆续回到学校,学潮已消退, 有些外地学生可能要在北京探亲访友,未有即时离去,这就等于风波以接近平息,“没事了”。

但学生第2次走出来,他认为是邓小平4月26日把学生悼念胡耀邦的运动定性为“动乱” ,“唯恐天下不乱”的再次把学生激怒出来,令他们再次聚集在天安门,第2次学生的诉求,口号就是要民主、要自由,反官倒,反腐败,反对垂帘听政。

他表示,不明白邓小平当时有什么动机,但学生第2次出来聚集是不是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我说是有领导的,领导就是邓小平,有组织的吗?他不需要组织,只要一篇社论,就把学生激怒了。所以,我说,邓小平本来的目的,不是要稳定而是要动乱。”

至于为何最终演变成开枪镇压学生:“十万军队,个、十、百、千、万,那就是六位数,六位数的国防军,全副武装、坦克、冲锋枪出来,出来干什么,那就是有组织的。那就是邓小平组织了军队(镇压)。”

他认为,学生理所当然要民主、反腐败并非有错,因这是符合“共和国”的理念,他批评,不然叫“人民共和国干嘛”,共和国公民就应该有权利发表自己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鲍彤口中的社论,是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文章。鲍彤认为, 文章是按照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指示撰写,认为邓小平是担心学生悼念胡耀邦,会威胁他本人的声望,这才是“六四屠杀”的最终原因。

责任编辑:李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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