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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世忠 (推特圖片)
作者陳世忠 (推特圖片)

陳世忠:李植榮遇難五十週年祭

【希望之聲2019年4月19日】(作者:陳世忠)看到標題,不少人會問:誰是李植榮?五十年前?那是1969年,正值中共“文革”的高潮期間。年齡較小的國人可能從來也沒有聽說過這個名字。而上了歲數的人,有的已經忘卻,有的會認爲我在炒冷飯,像祥林嫂那樣一次又一次地重複一段淒涼的往事,耳朵已經快要起繭子啦!

怎麼辦呢?我覺得還是應該講一講這段令我刻骨銘心的往事,留給所有年輕的和年長的中國人,畢竟《往事未必如煙》,歷史並不是任人打扮的聽話女孩。

懇請您耐着性子往下看,也許看着看着你的興趣也就被引起來了,我堅信它畢竟值得你一讀!

李植榮是什麼人?

李植榮,1930年出生於北平市郊區順義縣的農村,祖祖輩輩都是農民。爸媽生育了五男一女,李植榮排行老四。抗日戰爭結束後不久,開始了國共內戰,1947年,國民黨抓壯丁,李家男孩多,一下子被抓去兩個:李植榮和他的三哥。過去有一句流傳甚廣的俗話,叫做:“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他倆不願打仗,就企圖逃跑回家,可是被抓了回來,遭到一頓痛打,以示懲戒。並且警告他倆:下次再跑,立即處決。逃不了,怎麼辦?只好繼續當兵。後來李植榮當上了排長。

隨着戰事發展,李植榮和幾十萬國軍一起在傅作義將軍的率領下起義投誠,北平和平解放。李植榮改編成解放軍,不久後解甲歸田,回到家鄉,在學校擔任體育教員。

1957年,李植榮響應黨和毛主席的號召大鳴大放,向黨提意見,結果中了陽謀,被劃爲“右派”。黨的政策是,“右派”屬於敵我矛盾,但是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原則上一個不抓。

然而,李植榮不在其列,因爲他是國民黨軍官。“右派”屬於敵我矛盾,而作爲國民黨軍警憲特之一的李植榮就是“歷史反革命”,因此是歷史加現行,是雙料的“反革命”。什麼起義投誠,什麼既往不咎,統統一筆勾銷,“一個不抓”對他是不適用的。他立即被捕入獄。據說,當時他和胡鳳蘭結婚才六天。

北京市法院判處李植榮有期徒刑十年。李植榮認爲沒有犯法,不服判決,進行上訴。高級法院則認爲他的上訴意味着不認罪,意味着負隅頑抗,因此宣佈,撤銷原判,改爲十五年徒刑。

李植榮傻眼了。在被押送北大荒勞改農場前夕,他那新婚不久的妻子只有鼓勵他接受改造,好好勞動,爭取寬大處理,早日回家,和家人團聚。因此,他在漫長的服刑歲月裏有了積極勞動的動力,努力幹活,還當上了犯人小組長。

1963年,胡鳳蘭千里尋夫來到興凱湖農場探監。農場領導考慮到李植榮一貫勞動積極,接受改造,就出於人道主義,破例准許李植榮在每天勞動之餘可以在監外和妻子團聚。一個月以後,胡鳳蘭離開農場,後來李植榮收到妻子來信,說是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小早,取盼望爸爸早日回來之意。這以後李植榮的勞動幹勁兒更大了。順便說一句,在不久後開始的“文革”期間,這件事也成爲該農場的主要領導的一條罪狀,政委和場長都因此遭到批鬥。

隨着中蘇關係緊張,興凱湖的犯人奉命集體南遷,李植榮所在中隊被押解到嫩江農場七分場,編入三中隊。

李植榮仍然積極勞動,擔任犯人小組長,一貫超額完成勞動任務,多次受到表揚和獎勵。思念妻兒和親人,與家人團聚是他爭取提前獲釋的巨大動力。

李植榮遇害真相

1969年4月的一天,三中隊的130餘名犯人在兩名勞改隊長鄭海山和李春歧的帶領下,步行大約十里路,去執行打草任務。由犯人大組長劉德元負責插紅旗,構成一個長方形的草地,劃地爲牢,相當於警戒線,有三名荷槍實彈的解放軍哨兵警戒。每人每天打草的勞動定額是三百斤,由犯人寇洪茂和池訪傑負責過秤、驗收和記錄。上交的草很快就形成了一個高高的大草垛。每天中午吃飯時公佈上午完成任務情況,晚上隊長點名訓話時公佈全天完成任務情況。每天收工後,完不成任務的犯人就受罰,常見的處罰是背一大捆草走回監舍。

李植榮是農民出身,又是積極幹活的一等勞力、勞動能手。因此,對於我們,需要緊張幹活才能勉強完成的定額,對他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情。那天中午公佈的成績是第一名李樹文打草435斤,李植榮打草415斤,名列第二,都已大大超過了規定的全天300斤定額。李植榮吃完飯,一面磨鐮刀,一面笑道,我下午要超過李樹文,爭取第一名。

打草不同於其它農活的勞動。它不像水稻、麥子和任何農作物,它沒有壟,不受壟的限制。爲了完成三百斤的任務,只能是哪裏草多往哪裏去。因爲沒有壟,就很容易一不小心超越了警戒線。這種現象,在當時並不十分少見。但是,這種在打草過程中偶爾誤出警戒線和企圖越獄是有着極其明顯的區別的。就在當天早晨,曾經有三個犯人先後出了警戒線,被哨兵喝住,批評和罰站一段時間,然後命令他們歸隊,繼續打草。

李植榮一上午就打了415斤草。按理說,他可以休息,什麼也不幹,可是他立功心切,下午繼續打草,力爭最好成績。但是,130名必須完成定額的犯人緊張地打了一上午的草,已經沒有多少草可以打了,因此就貼着警戒線的邊上打草,因爲那裏還有比較濃密的草可打。與李植榮距離不遠的還有好幾名犯人。這時哨兵馬洪才指出李植榮出了警戒線,並且命令他站在那裏。

那三名哨兵是怎樣分工的呢?兩名列兵馬洪才和趙明貴按長方形的對角線方位站崗,監督犯人勞動,而第三名王忠全是代理班長,是帶隊的,他圍繞着警戒線巡邏。當他走到馬洪才附近時,看到一名犯人站在警戒線外不遠處,就詢問馬洪才怎麼回事兒。王班長然後轉身詢問和訓斥李植榮

因爲荒郊野外風大,而且刮的是風向不定的旋風,很難聽清對話的內容,各人聽到的對話不盡相同,但是,有過長達好幾分鐘的對話是許多人聽到的,毫無疑問的。

對話完畢,那個王班長就一再命令李植榮往(警戒線)外面走,再往前走。犯人們從進入勞改隊的第一天起,就要熟記勞改紀律六章四十七條,其中第一條就是“一切行動服從命令聽從指揮”。所以犯人李植榮只有服從的份兒,雖然不情願也得乖乖地往外走。這樣,他距離警戒線就越來越遠了。他剛剛停下腳步,王班長就命令馬洪才“開槍”,馬洪才拉動槍栓,李植榮當過軍人,聽到槍栓聲,覺得不對,急忙轉過身來,可是罪惡的子彈已經擊中了他的腰部或腹部,李植榮應聲倒下。王忠全命令再開一槍,馬洪才慌忙中把子彈掉在地上,他在草叢中摸索了一會兒,找到子彈,上膛,朝天空又開了一槍。因爲這一槍不是打在人的身上,所以響亮得多。

兩聲槍響,驚動了正在草垛裏取暖的勞改隊長。李春歧急忙從草垛裏跑出來,詢問解放軍是怎麼一回事兒。接着又到李植榮身邊,踢了他一腳,說了幾句話,就命令犯人大組長劉德元召集全體犯人站在大草垛前面,李隊長宣佈:“犯人李植榮,非法越出警戒線,經鳴槍警告不聽,被我解放軍當場擊斃。現在收工回家。”這時李植榮掙扎着跪起一隻腳來,接着又倒了下去。

全體犯人在鄭海山隊長帶領下,由王、馬兩名解放軍押送回監舍。留下哨兵趙明貴和勞改隊長李春歧看守現場。

哨兵押解犯人交差後,就到他們的指揮部彙報情況,排長劉繼賢帶領幾個人立即騎馬趕到出事現場。劉走到李植榮跟前,問他“你還跑不跑啦?”李植榮回答說:“報告隊長,我不行了。”這是他的最後一句話。解放軍命令一名犯人(好像就是每天中午趕牛車給犯人送午飯的那位)把李植榮擡上牛車,送到附近一個地方草草埋掉了。李植榮只活了三十九歲。

當天晚上,解放軍連隊在全體戰士面前對擊斃逃犯的哨兵馬洪才進行了表彰。

勞改隊和解放軍看押部隊屬於兩個不同的系統。因此,解放軍擊斃逃犯的“壯舉”並不受到勞改幹部的歡迎。當天晚上,勞改中隊的指導員石幹就很激動地詢問出工的犯人:他(李植榮)究竟出去了多少米,十米?幾十米?犯人們如實地彙報,石幹很無奈,就命令大家不準再提這件事。

那麼以後怎麼辦呢?石幹第二天親自帶隊,來到打草現場。可是犯人大組長劉德元發現他昨天插的紅旗已經不在原來的地方了,而是被移到了距離大草垛很近的地方。顯然,這是爲了坐實李植榮企圖越獄而逃離警戒線好幾十米的地方纔被擊斃的。而且事後勞改幹部召集各個分場的犯人開大會訓話時也都是統一口徑這麼說的。

爲了不再出現類似的情況,石幹改變了打草辦法。他命令犯人們都站在警戒線的周邊,從邊緣往裏打草,這樣就防止其他犯人重蹈覆轍,避免了不必要的犧牲。

李植榮死了,怎樣通知家屬呢?家裏的親人們在長期等待中煎熬。尤其是胡鳳蘭帶着五歲的小早,早也盼,晚也盼,卻等來了一紙死亡通知,沒有寫死因。胡鳳蘭哭得昏死過去。李植榮的老爸爸也氣病了。李植榮的三哥寫信詢問勞改隊,得到的答覆還是“此人已經死亡”。就是不說死因。李家更加迷惑,再次寫信表示要到勞改隊瞭解情況。這一回起了作用。他們收到的第三封回信寫道:李植榮因爲越獄逃跑,被解放軍當場擊斃。這一下全家傻了眼,沒有話說了。但是始終不能理解一個簡單的邏輯:總共十五年刑期,已經熬過了將近十三年,眼看就要和親人團圓了,李植榮爲什麼要越獄呢?他怎麼會企圖越獄呢?他究竟是怎麼想的呀?

至於胡鳳蘭,她的處境更是雪上加霜。在這裏,暫時把她和小早的遭遇暫時放一放。

李植榮的死給所有的在場犯人,尤其是諸多目擊者,刻下了終生難以磨滅的印象。從進監獄第一天起就銘記在心的就是《改惡從善,接受改造,重新做人,前途光明》。一個非常積極接受改造的犯人小組長,就這樣輕而易舉地喪失了寶貴的生命,而且還被戴上了一頂“企圖越獄逃跑而被解放軍哨兵當場擊斃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殃及妻兒親人,真是永世不得翻身啦!原來僅僅從歷史課上聽說過“趙高指鹿爲馬”的故事,而今天居然身臨其境地親眼目睹解放軍哨兵怎樣重複着兩千年前奸佞趙高的醜行!這就不可能不沉重打擊了黨的勞改政策。

可是,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頭?犯人們敢怒而不敢言,人人自危,哪裏可能檢舉解放軍哨兵的殘民以逞的罪行!於是,李植榮之死變成了“階級鬥爭的弦必須緊繃”的活教材,而兩名兇手則成了“警惕性高、爲人民立功”的活樣板。他們用栽贓陷害的手段,蓄意製造假案,以李植榮的鮮血染紅了自己的“頂子”,從而混入黨內、留城當幹部奠定了基礎。殺害無辜的李植榮,徹底改變了這兩名兇手的命運。

十二年後纔可能揭發此案

光陰飛逝,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開始了撥亂反正。在胡耀邦領導下,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1981年4月15日,北京市法院的法官第二次專程飛抵哈爾濱,宣佈爲陳世忠冤案徹底平反。壓在我頭上的“刑滿釋放分子”的緊箍咒消失了。和法官的交談中,我提起了李植榮慘遭殺害的事件,獲得提示:李植榮被殺案件應該向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揭發檢舉。4月17日,我用真名實姓向該法院發出了檢舉信。但是,這封信猶如石沉大海,毫無音信。我感到驚訝不已,於是在整整一年以後,1982年4月17日,我把同樣內容的檢舉信親自送到黑龍江省人大常委會收發室。簡言之,由於這些國家機構的不負責任和互相推諉,在漫長的63個月裏,我不得不先後信訪和上訪了32個單位,共計63次,應該承認,這中間也有處理問題比較認真的幹部,例如,瀋陽軍區政治部的高德慶同志,人民日報高級記者劉賓雁同志,黑龍江省委副書記李根深同志等等。可惜的是,在我接觸的幹部中,這樣的黨員太少了。

直到1986年,黑龍江省委書記孫維本和兩位副書記就此事簽署了意見,責成省高檢和省司法廳勞改局組成聯合調查組徹查李植榮被殺案。後來,黑龍江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白景富寫信告訴我:“陳世忠同志:你來信反映的情況基本屬實,……你的政治責任感值得我們學習,並感謝你對政法工作的支持。”

聯合調查組的調查報告還提到兩點:一、根據兩名故意殺人犯的罪行,可以判處死刑、死緩、無期徒刑。二、應及時通知被害人李植榮的家屬,予以平反和撫卹。

1989年1月,我應黑河地區中級人民法院的邀請,出庭作證。同時應邀出庭的還有另一名犯人馬超元。當場還宣讀了其他證人的十來份證言。直接開槍擊斃李植榮的兇手、從犯馬洪才供認不諱,徹底認罪,請求寬恕。他提出的理由包括,犯罪當時他未滿十八歲,他執行班長王忠全的命令纔開槍,屬於奉命開槍。與此相反,當時的帶隊班長、現任法庫縣法院法官、主犯王忠全,則是完全另一種態度。他說他距離事發現場有一百多米遠,根本沒有讓馬洪纔開槍,把責任推得乾乾淨淨,企圖把殺人罪行全部推到馬洪才的身上。這就引起了馬洪才的反駁:“你是班長,你就在身邊,還和李植榮對話。你不下命令,我怎麼可能開槍?”王忠全理屈詞窮,無以答對。

判決書稱:“上列犯罪事實有大量證人證實,被告人馬洪財曾多次供認,足以認定。

本庭認爲,被告人王忠全、馬洪財嚴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改造條例》第47條的規定,錯誤地使用武器,將誤出警戒區已被喊住的李植榮開槍打死的行爲足以構成故意殺人罪,後果嚴重。被告人王忠全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應從重處罰,被告人馬洪財起次要作用,系從犯,犯罪時又系未成年,應予從輕處理,但鑑於案發當時的歷史背景以及本案的具體情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有關規定,故對二被告給予減輕處罰。爲了維護法律的嚴肅性,確保公民人身權利不受非法侵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改造條例》第47條第三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76條第四項、第九條、第132條、第23條、第24條、第14條第三款、第59條第二款、第67條第一款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認定被告人王忠全犯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1988年9月26日起至1991年9月25日止。

二、認定被告人馬洪財犯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緩刑考驗期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自1989年2月8日起至1992年2月7日止。”

對於我來說,和這兩名殺人犯毫無私人冤仇,即使走在大街上也認不出他們來。因此,我並不是非要置他們於死地而後快。我只是覺得李植榮死得太冤枉,應該恢復事實的本來面貌。實現司法公平和正義,也是撥亂反正的一個重要部分。平反李植榮冤案,對其家屬給予必要的撫卹,也是恢復黨和政府名聲的一個具體措施。因此,我並沒有計較二犯被如此從輕處理是否合理。我覺得自己做了良心驅使我做的一件事情。我回到大學,繼續教書育人搞科研,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我把判決書複印件郵寄給了李植榮的遺孤小早(大名任金凱),我認爲這件事已經畫上句號了。

最高法院怎樣介入此案

但是,被告王忠全的所在單位遼寧省法庫縣法院,以院長楊殿元爲首的部分法官卻不這麼看。他們出席旁聽了開庭過程。楊殿元做了三件事。一,告訴被判刑的王忠全“一定要上訴”;二、向遼寧省法院院長彙報,請他向黑龍江省高法院長提出四點異議,認爲判決不公;三,親自到北京找最高法的接待處,求見院長任建新。

接待處負責人感到驚訝,法院院長怎麼也來上訪啦?問明緣由後彙報上去,回答道:任院長很忙,可否改由刑三庭的陳庭長代爲接待。於是楊殿元和陳庭長會見交談。最後陳庭長表示:“你放心吧,我們會認真處理的。”

就這樣,從這時起此案就在最高法的直接介入和領導下進行了。怎麼進行的,普通百姓自然一無所知。儘管二犯已經得到了寬大得無邊的從輕處理,根據黨的一貫政策:“改惡從善,重新做人”,今後的前途還是光明的!所以,我和所有的人,包括諸多證人、死者家屬都以爲,兩名罪犯好好接受改造,服刑期滿以後會有好的出路的。

那麼,最高法是怎樣介入和“認真處理”此案的呢?首先是調檔,查看卷宗。提出初步意見,向院長彙報與請示,因爲陳庭長是代替任院長接待上訪人楊院長的。因此,究竟是陳庭長的意見獲得了任院長的同意和批准,或者是任院長提出了修改意見,由陳庭長執行,二者必居其一。

陳庭長審閱檔案後,發現此案審判過程實在無懈可擊,定性準確。的確是“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兩名兇手犯下的是“故意殺人罪”。並沒有冤枉了二犯!那麼,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可以爲王忠全開脫呢?他們故意無視一審判決對兩名兇手做出的極不合理的重罪輕判,反而找出一個不是理由的理由:在追訴時效期限上做文章!他們說,因爲主犯王忠全只判了三年有期徒刑,所以他的罪行的追訴期限也應該是三年。他倆是在1969年殺的人,如果在1972年以前沒有納入司法審判程序,那麼就算是過了追訴時效期限了。黑河法院是1989年1月審理此案並且做出了有罪判決,距離殺人犯罪已經是19年零9個月了,當然就遠遠超過了追訴時效期限了。這也就是把故意殺人犯王忠全從監獄中撈出來的唯一一根稻草。後來,由黑龍江省高級法院做出的再審判決也正是據此撤銷原判,對王忠全免於追究刑事處分的。那是1989年6月23日做出的再審判決。從犯馬洪才並沒有上訴,也跟着坐車,免於刑事處分。

但是,王忠全並不以此滿足。他在被捕前已經是法院的法官,對於法律比一般百姓更熟悉,更有研究,他深知,“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的“真理”。他更知道,無論如何狡辯,也不會被加刑。所以他繼續無休止地進行纏訟。人們沒有忘記,李植榮就是因爲上訴而被加刑到十五年,從而不幸喪命,夫復何言!

果不其然,到了1990年4月15日,黑龍江省高級法院的刑三庭審議了王忠全的申訴,同意了他的訴求,不僅撤銷了原判,而且撤銷了此案。但是,其理由還是“已過追訴時效期限”。衆所周知,所謂“已過追訴時效期限”只適用於“犯罪行爲”!這個道理很簡單。既然提到“已過追訴時效期限”,前提就是“犯罪”。對於一樁經過法院審理並定罪的案件,就已經確認了“犯罪”這個事實啦!

再說了,如果上級法院認爲一審判決所說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這句話錯了,那麼就必須重新開庭,舉出新的證據,推翻原來的證詞,證明兩名殺人者是受了冤枉。這個最起碼的道理最高法會不懂嗎?這不是做賊心虛和明知故犯又是什麼?

好了,那麼回過頭來,看看王忠全上訴的收穫有哪些呢?

首先,在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後,楊殿元院長就去探監,囑咐他“一定要上訴”。於是王忠全遵囑上訴了。但是,弔詭的是,這個因爲“故意殺人罪”而被判刑的罪犯,就在上訴期間,居然可以被“交保釋放”!請問誰有這樣的特權呢?法庫縣法院!王忠全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單位------法庫縣法院,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補發了工資,恢復了黨籍,甚至重新穿上了法官的制服......“帽上的國徽和領上的肩章煥發着真理的光輝”。請看,這就是這麼一大批法官的是非觀。他們就是這樣理解“正在上訴,交保釋放”的。他們就是這樣混淆“已過追訴時效”和“宣告無罪”的本質區別的。

那麼,問題又回來了,爲什麼聯合調查組的結論中說:“二人犯下的故意殺人罪行可以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死緩,無期徒刑”呢?而且後來作爲法律問題權威的《民主與法制》雜誌也持同樣的看法呢?

人們要問:爲什麼這麼一個“利用職權、僞造現場、欺騙領導、殺人邀功、事發之後又負隅頑抗,拒不認罪,把罪行完全推給他的戰友”的怙惡不悛的殺人兇手僅僅判處三年徒刑呢?這種軍中敗類有什麼理由可以得到從輕發落呢?

在這一點上,連楊殿元院長也質問道:“既然只判三年徒刑,黑河法院難道不懂已過追訴時效期限”嗎?

但是,讀者切勿低估了黑河法院的法官們的智商。他們怎麼會不懂這個道理?面對大量證人和證詞,實在無法不給殺人犯定罪,唯一能夠救出兩名哨兵的辦法就是在追訴時效期限上做文章。也就是,表面上給兩名罪犯判了刑,滿足了廣大的出庭旁聽的人們的正義要求,暗中又給日後給二犯“網開一面”的餘地。這就是執法者玩弄法律於股掌之中的高明!

但是,最高法心知肚明,這種伎倆是見不得人的陰謀。所以必須在暗中進行,不宜張揚,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正因此,他們不敢大張旗鼓地宣揚此事。人們不妨來一個逆向思維:如果真的案情有出入,如果這兩名罪犯真的受到了冤枉,中國的媒體早就會奉命大肆宣傳:一大批刑滿釋放分子誣陷我解放軍哨兵,把正常履行哨兵職責、擊斃逃犯的優秀戰士污衊爲製造假案、濫殺無辜的殺人犯。這證明必須繼續把階級鬥爭的弦繃得緊緊的,嚴防沒有改造好的階級敵人的反攻倒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當權者是絕不會放過這樣好的階級教育的活教材的!

就這樣,王忠全得以逍遙法外,繼續擔任法庫縣法院的法官,而且被評爲廉潔法官、後升任稅務庭庭長。所有這一切都是欺瞞着廣大人民羣衆、實行黑箱操作。受害人親屬、檢舉人和所有的證人都被蒙在鼓中。直到八年以後,李植榮這個名字又出現在公衆的視野中,從而使得全國人民恍然大悟,如夢初醒,以最高法爲首的司法部門的暗度陳倉的詭計終於東窗事發,且看他們如何收場!

李佔恆的文章泄露天機

1997年11月起,瀋陽軍區作家李佔恆陸續在全國十三家報刊上發表整版的文章,題爲《劉賓雁筆造悲劇》,爲殺害李植榮的兩名兇手鳴冤叫屈,稱他們是忠於職守的好戰士,文章結尾的點睛之筆是“陳世忠是個飽受冤獄之苦的人,人民給他平反之後,他怎麼又給別人製造起冤假錯案來了呢?”文章附有令人玩味的照片---解放軍大校李佔恆和身穿制服的王忠全法官的合影。正是從這篇文章中廣大讀者才如夢初醒,原來這兩名罪犯被判刑後,就在王忠全上訴期間,已被交保釋放,返回原單位,而在六四“風波”之後僅僅半個月,就被撤銷原判,免於刑事處分,恢復黨籍,成了國家幹部,主犯甚至重新當上了法官!我不敢妄自猜測,這在時間上或許是偶然的巧合吧。

大家已經知道,撤銷原判的唯一依據是他倆的罪行“已過追訴時效期限”,可是王忠全卻把事情說成是自己被一批刑滿釋放分子誣陷,才被冤枉判刑的好人!而作者李佔恆則重複王忠全的謊言,把槍殺無辜犯人李植榮的過程說成是這樣的,請看:

“經筆者多方調查,現將這28年前的事件“還原”。事情經過並不複雜。1969年4月14日,領班員王忠全帶領哨兵趙明貴、馬洪才,押解100餘名犯人到嫩江勞改農場三崗分場南溝打草。犯人隊伍裏有李植榮陳世忠。勞動現場距分場約五里路。大草甸子一望無邊,茅草一米多高,地上有許多塔頭墩子。犯人被押到現場後,先由犯人大組長插警戒線,一個角上插一面,四個角插了四面小紅旗。東西500米,南北400米(距離,說法不一。)畫地爲牢,犯人在“牢”裏打草。趙明貴站東南角哨位,馬洪才站西北角哨位,王忠全帶班,兼作遊動哨兵。上午安然無恙。下午風力增大,王忠全徒步遊動感到十分困難。大約下午2時30分,王忠全遊動到東南角趙明貴處。這位1966年入伍的老兵對王忠全說:“我這裏沒事,你到馬洪才那兒看看吧,他是新兵。”王忠全稍停片刻,向西南角遊動……

這一天是馬洪才第一次出外勤,馬洪才端着半自動步槍,不停地巡視在自己分工的警戒區域。草甸子的西面有一個漫崗,那是他重點防範的區域,那崗上長着柞樹林子,榛柴棵子……忽然,馬洪才發現有一名犯人向西邊警戒線靠攏,他神經頓時緊張起來,轉眼間那犯人越出了警戒線!徑直朝西運動──馬洪才立刻迎上前去,邊跑邊向犯人喊話:“站住!回來!”犯人如入無人之境,馬洪才又喊:“再不回來,我開槍了!”犯人仍然向前運動……

同一時間,王忠全頂着西南風沿着警戒線南線向西遊動,在拐彎處,也就是西南角,他看到一個犯人在距馬洪才較近的一點上越出了警戒線!這是入伍僅有一年零兩個月的王忠全第一次面對犯人逃跑!神經也高度警張起來,他已看到馬洪才離開哨位,追趕犯人,便急忙上前增援──犯人、王忠全、馬洪才都運動了一程,犯人還不見停步,王忠全邊跑邊催促馬洪才:“開槍”──馬洪纔開槍,槍聲響過之後,逃犯躺倒在地上……(李犯越出警戒線多遠,說法不一)。

這裏並非無懈可擊。馬洪纔對逃犯“口頭警告”有了,但是鳴槍警告不夠明顯。儘管執行看押任務不到一個月,但是凡是看押勞改罪犯的哨兵都知道使用武器的時機,在通常情況下,口頭警告無效應當有一個“鳴槍警告”的過程。帶班員王忠全“開槍”的指令是在緊急中提示馬洪才趕快“鳴槍警告”,馬洪才也想着鳴槍警告,但是在運動中把那警告爲目的的槍平端了(原文如此)。這個從未打過運動靶的新兵,在跑動中,瞄也沒瞄,一槍就把犯人撂倒了,王忠全爲此責備了他,馬洪才慌亂不知所措,沖天空又放了一槍。王忠全恐出意外上前奪下來他手中的半動步槍,爲他退出了彈倉裏剩餘的子彈……

當日勘驗了現場,當日處理了屍體。”

這樣,就坐實了李植榮越獄逃跑的罪行,也坐實了王忠全和馬洪才殺人正當、殺人立功的讕言。

但是,當代趙高的謊言真的能夠一手遮天嗎?人們不禁要問,李佔恆文中的這段話,有哪一個字不是王忠全在法庭上沒有用來爲自己辯護過的呢?李佔恆的雄辯究竟來出自何方呢?人們更要追問:爲什麼黑河法院沒有采信這種讕言,而將王忠全的行爲定性爲“故意殺人”呢?

更多的疑點

既然話講到這裏,咱們就重複一下李植榮被殺害的現場中的幾個疑點吧!

1.馬洪才指出李植榮超出警戒線時,李植榮正在打草。究竟超出多少米,是馬洪才的主觀判斷。在相距三百米到五百米的兩面紅旗連成的直線之間,其目測視覺誤差可達十米左右。因此,李植榮到底是否出了警戒線,僅僅靠馬洪才的主觀判斷,或曰一面之詞。是個有爭議的問題。在正常情況下,是可以找一箇中立的人來仲裁,究竟是否出了警戒線。這就是爲什麼民間蓋房子需要拉線,以防裏出外進的緣故。可是,在勞改現場卻沒有這種可能。哨兵說李植榮出了警戒想,就變成了真理。哨兵嘴大,李植榮嘴小,稍有異議,就是犟嘴,不服從領導,變成罪加一等。

2.即使按照事後聯合調查組的調查報告,以及法院的判決書,也確認李植榮在打草時僅僅超越警戒線3到5米或5到7米而已。爲什麼後來卻被說成是出了警戒線二三十米,而在向各分場全體犯人做報告訓話時又說成是逃出警戒線七八十米呢?這個貓膩法庭始終沒有追究過。原因就在於:一、王忠全命令李植榮往前走,再往前走,讓李植榮遠離警戒線。二、有人故意往裏挪動了紅旗,使得後來前來勘察現場的部隊幹部誤以爲李植榮超出警戒線好幾十米。而有機會做這件事的人最大可能就是留下來看守現場的哨兵和勞改隊長!法庭根本沒有注意這個細節。

3.王忠全一再命令李植榮朝前走,是經過縝密考慮的。如果就地下令打死李植榮的話,那麼前來勘察現場的領導們會發現,李植榮的周圍是打下來的草,會質問王忠全,犯人正在打草,而且距離警戒線這麼近,你爲什麼要下令打死他呢?

4.法院的一審判決書裏,有一句話,說是:“李植榮正在辯釋時,王忠全下令開槍......”(這裏的辯釋顯然是“辯解”二字的筆誤),這就說明,李植榮並沒有逃跑。不可能想像,一個以高速度逃跑的犯人會一面跑,一面高喊“我不是在逃跑”來爲自己“辯解”!

5.後來前來勘察的部隊幹部發現李植榮中槍的部位是腹部或腰部,這就證明李植榮是面對哨兵而中槍的,他的背部並未中槍。而這也足以說明,爲什麼那個入伍僅僅一個月,從未練習打運動靶的新兵馬洪才,連瞄也沒有瞄,一槍就打中了李植榮。解釋這個神話的道理就是:馬洪纔打的是距離非常近的靜止靶!

6.王忠全命令馬洪纔開槍,馬洪才奉命開槍。然後又奉命朝天開槍,製造先鳴槍警告不聽,然後再開槍擊斃逃犯的假象。但是事後他們向領導彙報時卻故意隱瞞了這個事實,騙取榮譽。

7.在法庭上,王忠全爲了推卸罪責,謊稱自己當時在距離一百米以外的地方,根本沒有下令開槍。換句話說,完全是馬洪才擅自開槍。企圖把罪責完全歸咎於自己的戰友馬洪才。王忠全人格之卑劣可見一斑!

8.面對這樣一個百般狡賴、毫無悔罪之心的故意殺人犯,人們要問,他有什麼理由可以得到從輕處理!這樣的判決不是故意偏袒主犯、開脫兇手又是什麼?

李佔恆的文章,恰似一石激起千重浪,暴露了衆多見不得人的內中黑幕。也使人們見識到各級法院是如何顛倒黑白、草菅人命的。什麼叫司法腐敗?什麼是塌方式的腐敗?什麼是斷崖式的司法腐敗?這個案件就是使人們擦亮眼睛的最好教材。

我看到李佔恆的文章,感到既可惡,又可笑。我,作爲衆多在場的目擊者,對李植榮被殺的真相進行了揭發檢舉,是提供了犯罪線索。是公檢法經過馬拉松式的漫長調查、分析、開庭才做出了有罪判決。這和檢舉人有什麼關係呢?作者李佔恆寫得還算客氣的。他僅僅要求陳世忠起碼應該向王忠全和馬洪才賠禮道歉。而力圖翻案的王忠全則更加露骨地書面要求反坐劉賓雁和陳世忠的誣陷罪,要求他們承擔刑事責任哩!

不瞭解內中黑幕、被蒙在鼓中的我,手持黑河法院的判決書,滿懷信心地走上法院民事庭,控告作家李佔恆,以及發表李文的《黑龍江晨報》、《瀋陽晚報》、《華西都市報》、《新安晚報》及《老年報》等媒體“侵犯名譽權”。

李佔恆多次製造種種藉口拒不出庭,經過漫長的等待,終於開庭了。出席旁聽者坐滿了足以容納二百人的法庭,旁聽者包括哈爾濱大學法律專業的全體師生,黑龍江省委常委王耀臣同志,還有穿着法官制服的王忠全等等。請注意:庭審全程進行了錄音錄像。但願還沒有像不久前曝光的那個陝西大案的檔案那樣被丟失或銷燬纔好!

民事訴訟勝訴

此案審理的結果,請看判決書的摘要如下:

“本院認爲:1969年發生在黑龍江省嫩江勞改農場的武警戰士王忠全、馬洪財開槍打死犯人李植榮一案,已經黑河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和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認定爲故意殺人,由於法定原因(已過追訴期限),不予追究刑事責任,並裁定撤消了該案,但並未宣佈王忠全、馬洪財無罪。即故意殺人的事實成立。李佔恆的《悲劇》一文在事實的敘述過程中,與法院認定完全相反,是以武警戰士執行公務,忠於職守的論點報導了該事件,其事實報導完全失實,違背了有關新聞報道的基本原則。該文結尾說:“陳世忠是一個飽受冤獄之苦的人,人民給他平反之後,他怎麼給別人製造起冤假錯案?”此話李佔恆說是引用王忠全、馬洪財的話,但此種說法是以李佔恆署名文章首次在報紙上公開發表。陳世忠積極地向司法機關舉報犯罪行爲,是一個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也是陳世忠向違法犯罪行爲作鬥爭的積極表現,這不僅不能受到批評和指責,而是應大力提倡和發揚的。況且僅憑陳世忠的檢舉,不是造成冤假錯案的必要條件。李佔恆在報紙上以貶義的詞語,評論陳世忠的檢舉犯罪的行爲,是對陳世忠名譽及人格的侵害。故李佔恆應在相同的場合賠禮道歉,挽回影響,並賠償由此給陳世忠造成的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其它五名被告均系報社,在刊登《悲劇》一文時缺乏必要的審覈,其行爲實際上在一定範圍內給原告造成了影響,均構成對原告名譽的侵害,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綜上所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01條、第134條第一款(9)、(10)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26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本判決生效後15日內,被告李佔恆在報紙上刊登聲明,向原告陳世忠賠禮道歉(聲明的內容需經作出生效判決的人民法院審覈後,方可刊登)。

被告瀋陽日報社、黑龍江晨報社、華西都市報社、新安晚報社、黑龍江日報社在本判決生效後15日內,在原登載《悲劇》一文的報紙的相應版面刊登上刊登李佔恆賠禮道歉的聲明。

本判決生效後15日內,被告李佔恆賠償原告陳世忠人民幣50,000元。

本判決生效後15日內,被告瀋陽日報社、黑龍江晨報社、華西都市報社、新安晚報社、黑龍江日報社各賠償原告陳世忠人民幣40,000元。”

可見,六家被告除了公開道歉以外,應該賠償我總計25萬元人民幣的精神與物質損失費用。這在那個年代幾乎是最高額的賠償金額。我的訴訟又一次獲得了勝利。

但是,李佔恆、王忠全以及在他們背後的那股惡勢力是決不甘心於自己的失敗的。六家被告依法上訴。與此同時,贏得時間,施展陰謀詭計,進行反撲。

法律規定,民事訴訟案件如果原告或被告有一方提出上訴,那麼上級法院必須在三個月內重新開庭審理並作出新的判決或者維持原判。可是,這一個並不複雜的民事案件,卻在沒有說明任何理由的情況下一拖再拖,一直拖了十三個月,超過最高期限整整三倍以上,才勉強開庭。這一次開庭完全更換了另一批法官。他們秉承上級領導意圖,對原來的一審判決進行了180度的大轉彎。爲什麼?爲的是執行最高法院的權威指示。

之所以故意拖延了十三個月遲遲不開庭審理六被告的上訴請求,原來是因爲黑龍江省高級法院給最高法院寫了一封請示信。其中寫到:“此案涉及敏感政治問題,特向最高法院請示應該如何審理結案。”

最高法院的黑指示

而最高院也經過了長時間的反覆研究,直到2000年10月,也就是在13個月以後,纔給黑龍江法院作了批示,這就使得黑龍江省高級法院有了依據和底氣。根據最高法的指示,黑龍江省高法給哈爾濱市中級法院下達了〔1999〕民終字第128號文件,內容如下:

“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

關於陳世忠與李佔恆、瀋陽日報社、黑龍江晨報社、華西都市報社、新安晚報社、黑龍江日報社侵害名譽權一案,雙方均不服你院〔1999〕哈民一初字第16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由於本案系一起涉及敏感政治問題的案件,爲慎重起見,本院在審理期間將此案報最高法院請批。最高法院的答覆意見如下;

“經研究認爲,《悲文》涉及陳世忠的一段話雖含有貶義,作者和有關報社有損害陳世忠名譽行爲,但鑑於文章發表後未造成對陳世忠社會評價降低的不良後果,故以認定不構成侵害名譽權爲宜”。

根據最高院的答覆精神,此案以不構成侵害名譽權定案爲宜……

綜上,此案發回你院重審。由於本案涉及敏感政治問題,請你院處理本案時,主動向當地黨委請示,爭取對本案妥善處理。

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公章)2000年10月18日”

這樣,經過了整整十三個月的拖延,各級法院終於統一了口徑,那就是:即使《悲文》涉及陳世忠的一段話含有貶義,作者和有關報社有損害陳世忠名譽行爲,也要尋找藉口,以不構成侵害名譽權定案,換句話說,要想方設法隨便找個什麼藉口,決不讓陳世忠打贏官司!

這就是說,我告的是六家被告侵犯名譽權,現在最高法批示要求不以侵犯名譽權結案。我的官司還能贏嗎?可見得,各級法院,特別是最高法院爲此案確實是絞盡了腦汁,挖空心思來對付無權無勢、渾身是理的平民陳世忠了。這也就註定了今後陳世忠必定是由勝訴變成了敗訴,就像是一支優秀的球隊終於敗在裁判的黑哨手裏一樣!

黑勢力的威懾

但是,問題遠不像一場足球比賽那麼簡單。自從1999年9月9日我拿到哈爾濱市中級法院關於勝訴的判決書以後,我和我的家庭就一直得不到安寧。僅僅舉兩個例子。

一個是,我的家庭多次在半夜裏被電話鈴聲驚醒。但是,接過電話後,對方卻不出聲,也不放下電話。因爲是許多次,那就不是偶然,以前從來沒有過這種事。

另一件就更加蹊蹺。我已經從我所在的大學退休,不必每天到校,僅僅是偶爾去學校取信件和報紙。一天傍晚,已經是下班以後,來了一個男子,到收發室尋找陳世忠,說是來自哈市某區的檢察院,出示了工作證,理由是陳教授檢舉了他們區裏的一家工廠有經濟犯罪問題,他來覈實情況。收發室無法做主,就請來了退休辦主任宋春英接待他。宋對於信訪條例很熟悉,深知所謂外調,必須有兩個人以上,不僅是出示工作證,而且應有單位的正式公函,而這個人卻是在下班以後,還顯得微醉,很不正常。就告訴他說,陳老師已經退休,不常到校。那人又問陳的住址和電話,宋回答說也不知道。那人似乎很失望,悻悻而去,此後再也沒有來過學校。

第二天宋在學校偶爾遇見我,提起此事,我很驚訝,告訴她說,目前我正在忙於打官司,根本沒有檢舉任何工廠的經濟問題,何況我也並不知道哪家工廠有什麼經濟犯罪問題。大家也越想越覺得此事奇怪。

但是,事情還沒有結束。僅僅一週以後,宋主任在一所居民樓的樓道里遭遇到一個劫盜,企圖強搶她的手提包,她進行反抗,遭到歹徒連砍十一刀,其中有一刀距離心臟僅僅一寸。

人們或許會覺得這件事和我的訴訟案件未必有關。但是請不要忘記,當時媒體報道了黑龍江省揭露出的一起大案:36人的暗殺集團,而爲首的正是某市的一名檢察官!再看,那名行兇歹徒僅僅爲了搶奪一隻手提包,就可以狠下毒手,幾乎殺死毫不相識的被害人。那麼,設想一下,那個故意殺人犯王忠全本來可以青雲直上,前途不可限量。可是,這一切卻被多管閒事的陳世忠斷送了,此仇此恨,簡直是不共戴天。對於這樣的人,別說砍他十一刀,就是砍他二十二刀也不解我王忠全心頭之恨哪!何況他這一次居然又贏得了民事訴訟!

再次,所謂明槍好躲,暗箭難防,我陳世忠在明處,潛在的仇家在暗處。不能低估罪犯的智商!你就看看,五十年前他王忠全下令殺害李植榮時的那種思路縝密,撒謊都不用眨眼的機靈勁兒,就可以知道,哪個被僱傭殺人的傻瓜會明目張膽地說:“陳世忠,我受人之託要殺你”?僱兇完全可以製造一起車禍,然後故作驚訝和惋惜地說:“啊呀,一不小心,誤殺了這麼好的一個人,太對不起啦!”要知道,在法律面前,這種肇事司機屬於過失犯罪,最多服刑兩三年就可以獲得自由了,而他得到的報酬卻可能是他花十年時間也掙不到的。別忘了,那位自稱檢察院幹部的人以後再也沒有到大學裏來找過我了!

我可以自豪地說,有時在重大問題上我還是有一點先見之明的。因此,當法律規定的民事案件的再審最晚三個月必須開庭和結案已經遠遠超過了法定期限時,我就敏銳地感到事情有變,我絕不會守株待兔,束手待斃的。因此,三十六計走爲上計,還是“惹不起躲得起”爲好!而以後事態的發展完全證實了我的預感!

王忠全指示馬洪才殺害李植榮,本來僅僅是兩名解放軍哨兵個人的犯罪行爲,可是他們當時所在的武警部隊卻故意偏袒自己的“戰友”,歪曲事實,千方百計替罪犯開脫,甚至在他們的內部刊物《審判實踐》上放肆地污衊陳世忠想要“革解放軍的命”。用心的陰毒險惡,手段之卑劣無恥,令人歎爲觀止。

軍方怎樣袒護殺人兇犯

在這裏,不妨分析一下,軍方在這個案件裏起了哪些作用。

首先,王忠全和馬洪才故意誤導了軍方的基層領導和戰友。他們當然沒有說,是他們一再命令李植榮向警戒線外越走越遠。他們故意隱瞞和犯人李植榮之間有過好幾分鐘的對話。他們把事情說成是發現犯人在逃跑(而不是靜止地站着)纔開槍,他們故意說先是朝天鳴槍警告,犯人不聽,繼續逃跑,不得已纔開第二槍將逃犯擊斃。

爲什麼明明是最多距離警戒線僅僅3米到5米,而前來勘察的軍方幹部卻發現李植榮躺在距離警戒線二十餘米之外呢?這是王忠全命令犯人不斷往外走的結果。而事後向各個分場的犯人訓話時又把事情說成是犯人逃出去七八十米,則是有人事後故意把警戒紅旗往裏移動的結果。稍微動腦筋想一想,究竟誰有條件和誰會有動機做這件事,答案就不難得出了。

接着看,從李植榮中槍倒下,到隊長趕到現場,集合犯人訓話,押解犯人步行五公里,回到監舍,然後向軍部彙報,排長劉繼賢帶人趕到出事現場,進行勘察,與李植榮對話---在這幾個小時的時間段,沒有一個人對受傷的李植榮採取最起碼、最簡單的止血包紮。這是什麼行爲?後來還是從軍方撰寫的文章裏我學到了一個名詞,叫做“聽任死亡”!其實,道理很簡單,決不能搶救李植榮,他必須死!萬一他僥倖活了下來,說明事實真相,軍方的麻煩就大了!

因此,軍方的做法不是清除自己隊伍裏的敗類,而是對陳世忠上綱上線,把堅持真理、就事論事的檢舉人說成是對解放軍懷有深仇大恨,把陳世忠的揭發檢舉說成是對整個解放軍的猖狂進攻,就是企圖“革解放軍的命”!

說到這裏,再向大家介紹一件事。由於我不懈地揭發檢舉,可能也驚動了軍方(已經改編爲武警總隊),他們也派出一個調查小組。這兩位部隊幹部找到我的工作單位,和我交談,我如實做了回答。臨走時,他們緊握我的手,友好地說:“很好,你有信心,我們也有信心。”這以後他們再也沒有露面。直到後來我對作家李佔恆以及報社提出民事訴訟,李佔恆在法庭上應訴時,作爲證據提出來,我才第一次看到這份所謂的調查報告。

這份長達四頁的調查報告花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講述調查組怎樣到處奔波,找來找去,卻找不到一個在場的人。於是,他們不得已,在別的單位找到幾位當年曾經在嫩江農場七分場工作過的勞改幹部,召集那幾個人開會,回憶出事當時的情節。

在回憶會議中,調查組的兩位成員歸納了四點:

1.出事日期是4月14日,而不是4月15日。

2.開槍擊斃李植榮的是戰士馬洪才,而不是班長王忠全。

3.李植榮的屍體不是第二天由犯人李伯海和鄭寶春去埋葬的,而是當天就由趕牛車的楊姓犯人埋葬的。

4.當時在現場插的是四面紅旗,而不是五面紅旗。

調查組由此得出結論說:陳世忠的檢舉信有許多不實之處,不予採信。

在調查報告的最後,補充說:在場的幹部們認爲李植榮是積極勞動和接受改造的犯人小組長,沒有發現有逃跑企圖,而且在打草時僅僅誤出警戒線3到5米,不打死他也可以。(那麼,換句話說,打死他也沒有什麼不對囉!)

就是這麼一份調查報告呈送到了遼寧省武警總隊政治部主任段軍那裏,成爲軍方調查的唯一依據。

任何不懷偏見的人可以看到,那些所謂的不實之詞完全是枝節問題,調查組沒有見到任何一個在場的目擊者,就得出與黑龍江省聯合調查組的調查報告截然相反的結論。不妨設想一下,假如當時由軍方法庭來審理此案,會是什麼樣的顛倒黑白的結果!從這件小事我明白了,所謂案件的管轄範圍和程序具有多麼重要的關鍵意義。

尤其不公平的是,像這份不像樣子的調查報告我這個檢舉人卻看不到,而那篇發表在遼寧省高法主編的內部刊物《審判實踐》上的下流文章,更是我們這些局外人根本無緣看到的。後來從法院那裏我瞭解到,儘管我遭到了該內部刊物文章的放肆的污衊,卻無權對他們提出民事訴訟!這不是當權者擁有不受法律追究的特權又是什麼?天真善良的人們,你們可要警惕啊!

言歸正傳,既然有了最高法院的尚方寶劍,試問還有哪一家法院,還有哪一位法官會頂風上,寧可丟烏紗帽,也要違反最高法的指示精神,拒絕宣佈陳世忠敗訴呢?

但是,即使是在所謂的體制內的公務員,也遠不是所有的人心甘情願地跟着上級的黑指示,進行指鹿爲馬、作出顛倒黑白的判決的。正因此,哈爾濱市法院在接到黑龍江省高法傳達最高法的指示以後,實在太爲難了,確實很難找到願意做如此違心事的法官。因此,一直拖、拖、拖,直到2004年3月18日,才找到一位李全文來擔任審判長,重新開庭,推翻該院原先的一審判決,作出一份新的判決來。至於後來的二審判決即終審判決等等,就不會出現意料之外的結果啦!

不過,這裏面也還有一個插曲。那就是表面上是我和李佔恆等人的民事訴訟,而本質上卻是王忠全和馬洪才究竟是有罪還是無罪的爭論。因此,王、馬二人會不遺餘力地爲李佔恆提供幫助和支持。那麼,最有力的最好的手段就是拿到一份真正的明確的“平反判決書”啦!所以,早在民事訴訟案件開庭之前,王、馬二人就又一次向法院提出申訴,請求平反!可惜事與願違,黑龍江省高法覺得他倆簡直是無理取鬧。真是人心不知足啊!王、馬他倆得到的是再一次的失望!就這樣,至此有關李植榮被殺案我已經得到了八份法律文件啦!有興趣的讀者歡迎你們在這裏查閱。

李植榮的親屬們

說到這裏,讓我們回到李植榮及其家屬的遭遇來。

李植榮被殺後,他的親屬接到了勞改隊的三封公函,前兩封都是含糊其辭,光是通知李植榮已經死亡。直到親屬追問急了,表示要到勞改隊來瞭解詳情,勞改隊纔不得不宣佈“此人因企圖越獄而被解放軍擊斃。”這個消息就像驚雷一樣把所有的親屬給鎮住了,他們變成了人下人。尤其是李植榮的遺孀和遺孤,更是苦不堪言。遭到了滅頂之災。請看詳情!

悲痛欲絕的胡鳳蘭,遭到了當地村幹部的進一步迫害。他們要求胡鳳蘭改嫁。天哪,丈夫剛剛去世,怎麼能馬上改嫁呢?村幹部的邏輯是,你,一個“反革命”分子的家屬,不願意改嫁就證明你並沒有和“反革命”的丈夫劃清界限。於是,就扣發口糧,斷絕她的生路。好在李植榮還有兄弟和妹妹,可以接濟她。可是村幹部有的是辦法:連這些親屬的口糧也一起扣。總之是,無所不用其極。但是,本村的農民又有誰敢娶這樣一位被擊斃的“反革命分子”的遺孀呢?最終胡鳳蘭不得不嫁到鄰村一位姓任的老會計家,同時帶過去僅僅五歲的小早。

改嫁,離開本村就能改變她們母子的命運嗎?未必。李植榮逃跑被擊斃的陰影繼續籠罩在她們的頭上,揮之不去。到了學齡的小早,在學校裏往往受到老師的歧視和同學的欺凌。小孩少有不淘氣的。有時候兩個孩子發生口角,老師總是責備小早說:你老實點,你的爸爸是“反革命”,是被我解放軍擊斃的。於是,小早馬上沒有話說,而不懂事的小學生們就“狗仗人勢”,羣起而攻之。許多人打他一個人。有一次小早忍無可忍,就拿起削鉛筆刀往一個“胖墩”孩子腿上刺去,流血了。這回他就闖大禍了。學校要開除他,可憐的母親找到校長求情,又向那位同學的家長送禮,請求原諒。總算是保留了小早的學籍,記了個大過。這樣的例子很多很多。簡言之,小早從出生下來起,就揹負着從未見過面的爸爸的原罪,那至死也磨滅不了、永遠贖買不盡的原罪。這就註定了他一輩子也擡不起頭來,什麼招工、參軍、入黨入團加入少先隊、上大學,跟他絕對無緣。被壓在社會底層的他,只有永遠夾緊尾巴做人的份兒。

劉賓雁於1985年發表了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被國內外幾十種報刊轉載。小早恰巧從法制週刊上讀到了這篇文章,和媽媽一合計,決定去找劉賓雁,沒有找到。於是全家親屬湊了二百塊錢讓小早到東北去找文中提到的陳世忠。幾經周折,小早終於在療養院找到了剛剛動完胃大部切除手術的陳世忠。他詳細詢問了爸爸被殺的前因後果,講述了此後全家的悲慘遭遇。在哈爾濱他和另一位熱心青年黃祖實一起去找黑龍江省勞改局,結果發現,勞改局的檔案里根本就沒有李植榮已死亡的記載。換句話說,嫩江農場勞改隊壓根兒就沒有把李植榮被殺一事上報!小早請求勞改局徹查李植榮被殺經過,也被斷然拒絕了。他們說,你自己親自去,不是更快嗎?可憐的小早哪裏有這麼多的錢繼續長途跋涉呢?他臨別時只有請求陳叔叔繼續幫助弄清他爸爸的死因。

而後面的馬拉松一般的漫長的檢舉和訴訟的道路,讀者們已經知道了。人們或許會問,你說的完全在理,可是時間已經過了半個世紀,你的揭發檢舉也已經遠遠超過了“追訴時效期限”,即使承認了你的檢舉基本屬實,又能怎樣呢?你難道還能把一大批罪犯—殺人犯,包庇犯、瀆職犯等等繩之以法嗎?問得好!由於各級法院的官官相護,一再無理拖延,終於使得那疏而不漏的天網面對塌方式集體腐敗的罪犯們也無能爲力,他們終於得以逃脫法律的制裁。但是請別忘記,這種斷崖式的司法腐敗還要面對另一種問責......中紀委對黨員幹部違法亂紀罪行的問責......反腐永遠在路上,沒有所謂“追訴時效期限”一說。就看中紀委是否能夠言必信、行必果啦!

讓我們再退一萬步說,假定中紀委實在太忙,對這麼一件五十年前的小案件實在顧不過來。或者說,既然有這麼多國家幹部把故意殺人犯當做寶貝,認爲這麼好的戰士有資格當法官,我豈不是“皇帝不急太監急”嗎?恭喜啦,有驚無險的殺人英雄們!

呼籲人性的迴歸

那麼好吧,咱們不得已退一步而求其次吧!請良知尚未泯滅的你,伸出同情之手幫幫那不幸的孤兒小早吧!我還沒有來得及告訴大家另一個消息:黨中央撥亂反正,糾正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所謂“右派”分子的冤假錯案。由於鄧小平堅稱“反右運動”僅僅是犯了擴大化的錯誤,所以還故意留下了幾十個或幾百個知名度較高的所謂“右派”沒有平反。

因此,李植榮的所謂“右派”言論也屬於應予糾正的範疇。他的“右派”帽子得以改正。因此,他也就不存在什麼“歷史反革命”的罪名,而是參加起義投誠的有功之臣。所以北京市中級法院對於李植榮判刑十年、北京市高級法院對李植榮改判十五年徒刑的判決也就進行了糾正。換句話說,李植榮這樣一個本來就無罪的人,由於不服一個不存在的罪名,進行了上訴,而被改判十五年。這並不僅僅是五年刑期的差別,而是直接造成了李植榮送命的五年加刑。這纔是李植榮的冤上加冤!這是典型的當代“竇娥冤”啊!

請想一想他那充滿苦難和不公的一生吧!黨和政府太有責任還李植榮一個公正啦!他已經含冤含恨離開了人間,他的遺孀胡鳳蘭已經知道自己丈夫是被冤枉的,可是也沒有能等到政府給他宣佈平反的那一天,含着遺憾離開了人間。那麼,作爲有權有勢的公平正義化身的中紀委,請給李植榮的唯一遺孤一點安慰和撫卹吧!正如聯合調查組的調查結案報告裏建議的那樣:應該及時通知被害者家屬,給予必要的慰問和撫卹。爲什麼至今什麼也沒有做呢?請聽一段我的親身經歷吧!

1999年底,我到北京辦事,順便走訪了民政部,接待我的兩名信訪幹部表示,這事應該由死者原籍北京市民政局處理。我就去北京市民政局信訪處。一男一女接待了我,他們的回答使我更加大惑不解。他們說,根據上級規定,他們負責的對象僅限於原國民黨縣團級以上的幹部,好像是少校或連長軍銜以上的軍人,而李植榮僅僅是一個小小排長,級別不夠,我還能說什麼?

對了,我還順便找過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總部。剛到收發室,說明來意,那位看門的老人家勸我說:你還不明白民革等民主黨派是怎麼一回事嗎?他們怎麼敢管這種事呢?你還是找別的單位吧!唉,夫復何言!

親愛的讀者啊,人心都是肉長的。不妨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問一問,如果你是李植榮,如果你是他的遺孤小早,你該怎樣想?你還在期待習近平主席呼喚的“公平、正義”嗎?通過這個一波三折的案件赤裸裸地暴露出來的塌方式的司法腐敗,你是不是更加相信王岐山所說的“反腐,永遠在路上”了呢?且讓我們再一次聽其言而觀其行吧!讓我們再相信一次:追責制確實沒有什麼“追訴時效期限”的限制!

人們常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想,任何話在這裏都是多餘的。好好活着,讓我們拭目以待。

我以樂觀的心態告訴各位,我即將接受心臟手術,可能需要大開膛。俗話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萬一發生不測,這就是我關於李植榮案件的最後一篇報告啦!恐後無憑,立此爲證!

謝謝你的耐心和關注。

2019年4月17日

(編者注:陳世忠先生是劉賓雁著名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的主角。1960年陳世忠從莫斯科工業大學畢業,1963年寫了一份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批評當時的一系列政策。後被以“反革命罪”被判十年徒刑。1981年平反後,他向有關部門舉報了一件政治犯被看守謀殺的案件,遭到政法系統的威脅。2000年陳先生逃離中國,現居瑞典。本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責任編輯:元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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