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正體

专访辛灏年(2): 我心里面有一个原则 — 必须忠于生活

辛灏年:作家描写生活要描写生活当中应该改善的东西。(图片:公共资源)

专访辛灏年(2): 我心里面有一个原则 — 必须忠于生活

【希望之声2019年8月16日】(本台节目制作人方伟采访报道)2019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大坎儿”,民间流传的“逢九必乱”之说对中共的命运不是虚言,从美中贸易战,到香港“反送中”,到台湾“反红媒”,以及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反共声音,共同形成的全球去共化大潮到了势不可挡的历史阶段。

这股历史大潮的其中一位推动者就是辛灏年教授,尤其在中共建政70周年、中共统治摇摇欲坠的这个年头里,各地邀请辛灏年教授演讲的安排接连不断。本台节目制作人方伟也特别专访了辛灏年教授。

辛灏年教授现在已是71岁高龄,定居美国。他的原名是高尔品,安徽巢县人,在中国大陆时是著名作家,后专注研究历史,来到海外后著有揭示中国现代史真相的历史巨著《谁是新中国》。因对中国现代史深刻独到的研究和见解,辛灏年教授被誉为“中国现代史忠诚守护者和代言人”。

在访谈中,辛教授从他的个人成长和成名,到他对历史的学术研究和反思,再到他对台湾和两岸未来的分析,等等等等,充满理性和激情的侃侃而谈更像是一场精彩的演讲,而他早早就洞见中共之命运真相的真知灼见更是令人拍案叫绝。

我们把这次对辛教授的专访整理成文(使用第一人称),陆续发表,敬请关注。

 (接上文:辛灏年专访(1): 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源于我的生活经历)

“文革”经历:看到太多痛苦、死亡、迫害、血腥

当时已经学生不斗学生了,他们“造反派”就去“革命”去了,我的班上几个同学搞了个什么“敢死团”,成天斗老师,紧接着去参加武斗了。那我干什么呢?我本来成分不好,人家造反不要我,而我自己心里面根本就没想造反,而且当时我还说过一句话:“当阳光最为灿烂的时候,你的眼前常常是一片漆黑。”这是我19岁说的话。为什么?我对这个“文革”有看法,我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灭天理的、灭人欲、绝天理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政治运动。我亲眼看到太多的痛苦、死亡、迫害、血腥。

1966年8月31号我在北京,是被班上团支部书记强迫着长征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第二次接见。接见完了以后,当时宣布成分不好的人必须滚出北京,伟大祖国首都不容许你们这些“四类分子”(“文革”时对政治身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四类人的统称)的儿子女儿呆在这里。第二天,我们就成群结队,那个时候才知道我们班35个都是成分不好的,当我们走到北京火车站的时候,看见一队女“红卫兵”,非常威武地唱着“血统歌”——“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样的歌,走过来,然后对着一个老太太,一皮鞭抽下去,鲜血从她脸上一蹦,倒下去再也没有起来。

这是我们亲眼看见的,看见北京火车站前面,一片花头,都是北京被遣返原籍的所谓“四类分子”、“五类分子”(“文革”时对政治身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统称)及其子弟、家属们。花头就是阴阳头。后来我才知道,我们亲眼所见的被一队女“红卫兵”用大宽军用皮带打死的那个老太太,就是共产党早期的领袖彭湃的妈妈。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所以过去有人问我这个,我讲过,当然我没讲过她就是彭湃的妈妈。彭湃——共产党第一个把自己父母赶出去,把家产分掉,发动农民革命的人物。

象这样一些经历,它使得我在给了我一点点创作自由的“思想解放”时期写作的时候,我如果不批判这个社会,不批判这个现实,那我就成了一个没有良心的作家。

一批作家怀着对痛苦的反思提出“干预生活”创作方针

我们要承认从1978年到1980年左右这两三年时间里面,那个时间冲出来的作家,象我们这一批作家,都是怀着相当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对于自己苦痛的反思,而且也是对社会的苦痛的反思,我们公开提出来了“干预生活”这样一种创作方针。

什么是“干预生活”?就是作家要干预生活,作家描写生活要描写生活当中应该改善的东西,作家不能够一味地去歌颂党和国家领导,要描写人民的痛苦,社会的病态,要象鲁迅那样敢于直面人生。因为我们所遭遇到的人生,是比鲁迅所面对的人生要痛苦一万倍,血腥一万倍。

可是好景不长,很快就被压下来了。所以这样一压下来以后,我不仅有自己的这一番经历,我又亲眼看见了太多的痛苦,我从小到我当作家这三十多年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清清楚楚地看见,历次政治运动给人民所带来的灾难,让许多无辜的人民遭受了种种难以想象的迫害,甚至于是种种难以想象的死亡。

那么这个社会要不要改革?要不要变革?要不要改变这个社会的状况?我自己从小就喜欢历史,我当然就通过自己对历史的了解,我认识到:这个社会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最反动、最黑暗的社会。当然了,尽管“思想解放”,它也不容许你完全去揭开这一切。那我们就采取种种办法,去争取、努力地干涉生活,去表现真实的生活。

我讲了,只有两三年的时间。因为共产党需要“思想解放”,从毛泽东的“文革”思想里解放出来,来搞改革开放,来救党,我们就趁着这个空子写了。可是到了八二、八三、八四年的时候,就感觉到头上的紧箍咒越来越紧,所以这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恪守内心原则,转笔历史题材,拒名辞官

我去南开大学看我哥哥,哥哥就跟我讲,你写的这些小说,我最近休息都看了。夸我的话,我就不说了。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你是不是不能再这样写下去了?如果你再这样写下去的话,你迟早一天要坐大牢。我认为,你的基础很好,学识也比较广。我想很多青年作家在学问上是没法跟你比的。你还是写历史小说去吧,不写现实,这样你既能够很真实的去写,又不触犯当今。

我想来想去,觉得也对啊,大哥给我指了一条路。直到20年以后,我到海外了,大哥给我打电话说,你看,我一句话,改变了你的人生,让你成了一个很好的学者。我心里想,你是让我改变了人生,可是我回不去了。

为什么呢?当时我觉得他的话对,因为我已经感觉到在这个文坛上,这个专制文坛上,紧箍咒越来越紧,压力越来越大,尽管从表面上看,我很有地位,也很有名声,可是我觉得我创作不自由,这是最大痛苦。搞创作的你没有自由,我想写的不能去写,我不想写的拼命叫我去写,这就没有意义了嘛。

我跟一些其他作家不同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心里面有一个原则:必须忠于生活。我研究美学多年,美学讲真善美,真善美也罢,真善忍也罢,真是第一位的,没有真,就没有善,没有善何来忍?何来美?我这话对吧?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要忠于生活的真实性,我就不可能按照他们那样去写。在我的同伴当中,可以说,我的这些同学基本上统治了中共文坛30年。我如果没走上这条路,至少安徽一方恐怕也是被我所管辖,只要我不去大骂共产党就可以,愿意入党,愿意做官,我就可以,因为我的资历在那儿。最后一次请我入党,党组书记跟我讲,你再不入党,不好安排你了。我就笑了,说了一句话:你们在整党,我看你们是改不好了,学不好了。我当时的原话:你们还是让我清清白白地过一辈子吧。

所以1983年提我副处长,我拒绝。1985年安徽省召开作家代表大会,我拒绝参加,因为安排我做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联副主席,我拒绝参加。1984年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我把我的名额让给了安徽的老作家曹予缪,一个被打过“右派”20年,一辈子没去过北京的人。

(待续,敬请关注)

点击此处阅读本专访系列所有文章

责任编辑:辛吉

希望之声版权所有,未经希望之声书面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广播

中国广播台
湾区生活台
粤语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