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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辛灏年(6): 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把我从两种痛苦中提升出来

辛灏年:做一个真作家,哪怕是小作家。(图片:公共资源)

专访辛灏年(6): 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把我从两种痛苦中提升出来

【希望之声2019年8月23日】(本台节目制作人方伟采访报道)2019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大坎儿”,民间流传的“逢九必乱”之说对中共的命运不是虚言,从美中贸易战,到香港“反送中”,到台湾“反红媒”,以及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反共声音,共同形成的全球去共化大潮到了势不可挡的历史阶段。

这股历史大潮的其中一位推动者就是辛灏年教授,尤其在中共建政70周年、中共统治摇摇欲坠的这个年头里,各地邀请辛灏年教授演讲的安排接连不断。本台节目制作人方伟也特别专访了辛灏年教授。

辛灏年教授现在已是71岁高龄,定居美国。他的原名是高尔品,安徽巢县人,在中国大陆时是著名作家,后专注研究历史,来到海外后著有揭示中国现代史真相的历史巨著《谁是新中国》。因对中国现代史深刻独到的研究和见解,辛灏年教授被誉为“中国现代史忠诚守护者和代言人”。

在访谈中,辛教授从他的个人成长和成名,到他对历史的学术研究和反思,再到他对台湾和两岸未来的分析,等等等等,充满理性和激情的侃侃而谈更像是一场精彩的演讲,而他早早就洞见中共之命运真相的真知灼见更是令人拍案叫绝。

我们把这次对辛教授的专访整理成文(使用第一人称),陆续发表,敬请关注。

(接上文:专访辛灏年(5):  中共改革开放致社会两极分化现实的深度反映)

中国的历史反思在八十年代中期拉开序幕

在我决定写辛亥之后历史的这个时候,正好我又碰上了一个契机:1985年中国共产党为了统战台湾国民党,破天荒地宣布国民党也抗战,它把禁止大陆学者研究国民党抗战的这个堤坝、40年的堤坝,自己打开了一条缺口。这条缺口既然打开了,无数的中国青年学者、作家、记者或普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开始研究这一场抗战究竟是谁打的、谁领导打的。中国的历史反思从这里拉开了它的序幕。

而我,为了研究“辛亥革命”,为了写一本表现“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我就一下子也沉醉在这个历史反思的巨大波浪里,虽然这个巨大波浪在当时还是相当的隐性的,有些东西能够发表出来,有些东西根本出不来,但是大家开始在关心,在研究,在发掘,在发现。

研究的史料和数据从哪里来?大家开始只能看共产党的书,比如说,我写《谁是新中国》我就不用国民党资料,也不用台湾资料,我用的资料都是共产党的文件、毛泽东著作,共产党没办法批判我。所以这么一个状况下,我就面临着几个任务:一个,为了写长篇小说而研究历史,从“辛亥革命”开始,而要从“辛亥革命”开始,就必须从晚清的改革开放开始。第二个,我又遇到了历史反思的潮流,主要是反思抗战,然后再从抗战推向前去,研究北伐,研究国民党统治的时代,研究孙中山“三民主义”,研究“辛亥革命”,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华民国……我就沉进去了。这样一来,辛亥前的晚清改革开放,和辛亥之后中华民国的历史命运,中华民族在那一场长达14年的抗日卫国战争当中的表现和它的艰难,以及它最后的胜利,都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了,不把这些东西搞清楚,我如何能够写历史小说?

在中国大陆被禁却一直盗版至今的长篇小说《少夫人达琳》

也就在中国开始了历史反思这个时候,我花了很多功夫。我在1987年写了我第三部长篇小说《少夫人达琳》。这部长篇小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在这部小说里面,我通过一个学者的嘴巴、第二号主人公的嘴巴,讲出了他对历史的看法。我在这部小说里肯定了“辛亥革命”,否定了毛泽东的“辛亥革命”失败的谬论,我都明明白白地讲出来了。在这部小说里面,抨击了专制改良,抨击了改良主义思潮,歌颂了“辛亥革命”;在这部小说里面,我预示着中国必将爆发革命——当中共的经济改革走到最后没有路可走的时候,革命就起来了;当权贵家族和普通人民的生活发生着最尖锐地对立的时候,革命就爆发了。所以这部小说出版以后,他们再也不再版了,被禁了。

我出版这部小说的时候,正是“六四大屠杀”之后10天,当时广州电影制片厂的一个编辑(我不认识他),突然从广州坐飞机来到合肥,找到我家,敲开门,自报身家。我就问他,你找我做什么?他说:我看了你的《少夫人达琳》了,共产党垮台的第二天,我们就要把它搬上屏幕。虽然共产党没有垮台,可是这本书,在中国大陆一直盗版到今天。

我想历史是会给那些诚实的人留下一个地盘的。今天如果你有兴趣去中国作家网上看看高尔品,你就能发现,8000多个作家会员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有将近400条的跟帖肯定我的创作。这是我唯一感到安慰的地方。

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把我从两种痛苦中提升出来

我整个身心慢慢地在完成《少夫人达琳》这部长篇小说之后,我的全部精力都进入了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也就是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一下把我自己拔高了,把我从两种痛苦里面提升出来了。

一个痛苦就是自己青少年时代所遭受的种种的委屈,都没有了,在我心里不存在了。为什么?我跟我太太说过一句话:只要我受委屈,我就会想到一个人——蒋介石先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他受到的委屈更大了,我就不感到委屈了。这是我研究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的一个重要成果,对我自己来说。

第二个就是我要提升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功用,即批判的目的不仅仅是揭露社会,我还希望我自己能够展现社会的未来,应该怎么样和如何才能达到我们理想的境界。说得更具体一点,在改良主义思想、思潮正在兴起和发展的时候,我们怎样让革命的思想尽早地来到我们的社会民间,让人们意识到,如此专制改良的最后结果就是革命。为了让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不遭遇更大的痛苦、更长期的苦难,我们有必要让革命的思想去战胜改良思想。改良是在拖延一个冥顽不化的专制统治,而革命是要把这个专制制度彻底摧毁。至于用什么方法,那是我们大家群策群力的结果。

这个思想的形成,我觉得对自己而言有点超越,所以在1987年,当上海小说界长篇小说专刊请我写一个卷首语的时候,我就写了两句话:做一个真作家,哪怕是小作家。我的思想境界在那个时候就在这个上面。我从来不追求名利,一辈子到今天为止,我从没有请任何一个人为我写过一篇文章去评论我的作品,去夸奖我的创作,或者是别的。今天如果有太多的文章写我的话,那都是我不认识的人写的,跟我没有关系。

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影响给了我纯正的事业观,不追名求利

我不追求名利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家庭原因,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他在所谓的“旧社会”他就相当正直,不贪污是他在教育界获得名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他那个时代,教育界的很多校长、很多教授贪污的时候,他是曾经被国民政府表彰过的一个青年的教授和校长。他从小对我们的教育很简单,告诉我们:不要只想着名和利,有名有利那是客观的,主观地去找名和利,对你这一辈子不好,当你是为了名和利去做的时候,常常是你做很多事情,不该做的事情你做了,而该做的事情你没做;如果你不是为了名为了利,而是真心地爱这个事情去做的话,不管什么名和利,可能你会做得更好一些。因为你杂念少,你不会花功夫去今天找人为你写篇评论,明天拍马屁,想当副主席了。所以,我的整个家庭教育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多很好的东西。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对这个社会、当下的不正之风的厌恶,对于文坛那种风气的厌恶。因为我毕竟是改革开放以后在文坛上混过那么多年,我对文坛的那种状况深恶痛绝!既然深恶痛绝,自己也就不愿去讲话,而且通过后来研究历史,净化了我的思想,我就更没有兴趣了。

我少年时代就想当作家,我13岁在饿肚子的时候,在没得吃的时候,我们初中一年级的同学们坐在一起议论说,我长大了做烧饼!我长大了蒸包子!我长大了炸油条!因为没有的吃嘛,就是精神会餐嘛。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我35岁不成名成家,我就投长江自杀。可以想见,我少年的时候,那种事业心是很强的。我所谓的成名成家,就是我一定要做出一番事业来。

当然这个事业观,除了家庭的影响以外,还有我大哥对我的影响。因为我的大哥四八年考取北大,二十一、二岁在北大读书,他的寒暑假都用来翻译著作或写书,挣稿费养家。他在二十三、四岁就已经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4本书了。我的爸爸带我到新华书店去买哥哥的书,告诉我,这是你大哥写的书,你长大了要象他一样。这个东西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这一生也受我大哥影响,而我大哥也是非常正直的人。

我们家的家族性格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各个人都有过没有好命的时候,都有过挨整的时候。

(待续,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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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辛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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