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正體
ad image

專訪辛灝年(6): 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把我從兩種痛苦中提升出來

辛灝年:做一個真作家,哪怕是小作家。(圖片:公共資源)

專訪辛灝年(6): 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把我從兩種痛苦中提升出來

【希望之聲2019年8月23日】(本臺節目製作人方偉採訪報道)2019年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大坎兒”,民間流傳的“逢九必亂”之說對中共的命運不是虛言,從美中貿易戰,到香港“反送中”,到臺灣“反紅媒”,以及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反共聲音,共同形成的全球去共化大潮到了勢不可擋的歷史階段。

這股歷史大潮的其中一位推動者就是辛灝年教授,尤其在中共建政70週年、中共統治搖搖欲墜的這個年頭裏,各地邀請辛灝年教授演講的安排接連不斷。本臺節目製作人方偉也特別專訪了辛灝年教授。

辛灝年教授現在已是71歲高齡,定居美國。他的原名是高爾品,安徽巢縣人,在中國大陸時是著名作家,後專注研究歷史,來到海外後著有揭示中國現代史真相的歷史鉅著《誰是新中國》。因對中國現代史深刻獨到的研究和見解,辛灝年教授被譽爲“中國現代史忠誠守護者和代言人”。

在訪談中,辛教授從他的個人成長和成名,到他對歷史的學術研究和反思,再到他對臺灣和兩岸未來的分析,等等等等,充滿理性和激情的侃侃而談更像是一場精彩的演講,而他早早就洞見中共之命運真相的真知灼見更是令人拍案叫絕。

我們把這次對辛教授的專訪整理成文(使用第一人稱),陸續發表,敬請關注。

(接上文:專訪辛灝年(5):  中共改革開放致社會兩極分化現實的深度反映)

中國的歷史反思在八十年代中期拉開序幕

在我決定寫辛亥之後歷史的這個時候,正好我又碰上了一個契機:1985年中國共產黨爲了統戰臺灣國民黨,破天荒地宣佈國民黨也抗戰,它把禁止大陸學者研究國民黨抗戰的這個堤壩、40年的堤壩,自己打開了一條缺口。這條缺口既然打開了,無數的中國青年學者、作家、記者或普通的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開始研究這一場抗戰究竟是誰打的、誰領導打的。中國的歷史反思從這里拉開了它的序幕。

而我,爲了研究“辛亥革命”,爲了寫一本表現“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我就一下子也沉醉在這個歷史反思的巨大波浪裏,雖然這個巨大波浪在當時還是相當的隱性的,有些東西能夠發表出來,有些東西根本出不來,但是大家開始在關心,在研究,在發掘,在發現。

研究的史料和數據從哪裏來?大家開始只能看共產黨的書,比如說,我寫《誰是新中國》我就不用國民黨資料,也不用臺灣資料,我用的資料都是共產黨的文件、毛澤東著作,共產黨沒辦法批判我。所以這麼一個狀況下,我就面臨着幾個任務:一個,爲了寫長篇小說而研究歷史,從“辛亥革命”開始,而要從“辛亥革命”開始,就必須從晚清的改革開放開始。第二個,我又遇到了歷史反思的潮流,主要是反思抗戰,然後再從抗戰推向前去,研究北伐,研究國民黨統治的時代,研究孫中山“三民主義”,研究“辛亥革命”,中國國民革命和中華民國……我就沉進去了。這樣一來,辛亥前的晚清改革開放,和辛亥之後中華民國的歷史命運,中華民族在那一場長達14年的抗日衛國戰爭當中的表現和它的艱難,以及它最後的勝利,都在我的研究範圍之內了,不把這些東西搞清楚,我如何能夠寫歷史小說?

在中國大陸被禁卻一直盜版至今的長篇小說《少夫人達琳

也就在中國開始了歷史反思這個時候,我花了很多功夫。我在1987年寫了我第三部長篇小說《少夫人達琳》。這部長篇小說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在這部小說裏面,我通過一個學者的嘴巴、第二號主人公的嘴巴,講出了他對歷史的看法。我在這部小說裏肯定了“辛亥革命”,否定了毛澤東的“辛亥革命”失敗的謬論,我都明明白白地講出來了。在這部小說裏面,抨擊了專制改良,抨擊了改良主義思潮,歌頌了“辛亥革命”;在這部小說裏面,我預示着中國必將爆發革命——當中共的經濟改革走到最後沒有路可走的時候,革命就起來了;當權貴家族和普通人民的生活發生着最尖銳地對立的時候,革命就爆發了。所以這部小說出版以後,他們再也不再版了,被禁了。

我出版這部小說的時候,正是“六四大屠殺”之後10天,當時廣州電影製片廠的一個編輯(我不認識他),突然從廣州坐飛機來到合肥,找到我家,敲開門,自報身家。我就問他,你找我做什麼?他說:我看了你的《少夫人達琳》了,共產黨垮臺的第二天,我們就要把它搬上屏幕。雖然共產黨沒有垮臺,可是這本書,在中國大陸一直盜版到今天。

我想歷史是會給那些誠實的人留下一個地盤的。今天如果你有興趣去中國作家網上看看高爾品,你就能發現,8000多個作家會員裏面,只有我一個人有將近400條的跟帖肯定我的創作。這是我唯一感到安慰的地方。

中國現代史的研究把我從兩種痛苦中提升出來

我整個身心慢慢地在完成《少夫人達琳》這部長篇小說之後,我的全部精力都進入了對於中國現代史的研究,也就是中華民國史的研究。在這個研究過程當中,一下把我自己拔高了,把我從兩種痛苦裏面提升出來了。

一個痛苦就是自己青少年時代所遭受的種種的委屈,都沒有了,在我心裏不存在了。爲什麼?我跟我太太說過一句話:只要我受委屈,我就會想到一個人——蔣介石先生,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比他受到的委屈更大了,我就不感到委屈了。這是我研究現代史、中華民國史的一個重要成果,對我自己來說。

第二個就是我要提升批判現實主義小說的功用,即批判的目的不僅僅是揭露社會,我還希望我自己能夠展現社會的未來,應該怎麼樣和如何才能達到我們理想的境界。說得更具體一點,在改良主義思想、思潮正在興起和發展的時候,我們怎樣讓革命的思想儘早地來到我們的社會民間,讓人們意識到,如此專制改良的最後結果就是革命。爲了讓我們的國家、民族和人民不遭遇更大的痛苦、更長期的苦難,我們有必要讓革命的思想去戰勝改良思想。改良是在拖延一個冥頑不化的專制統治,而革命是要把這個專制制度徹底摧毀。至於用什麼方法,那是我們大家羣策羣力的結果。

這個思想的形成,我覺得對自己而言有點超越,所以在1987年,當上海小說界長篇小說專刊請我寫一個卷首語的時候,我就寫了兩句話:做一個真作家,哪怕是小作家。我的思想境界在那個時候就在這個上面。我從來不追求名利,一輩子到今天爲止,我從沒有請任何一個人爲我寫過一篇文章去評論我的作品,去誇獎我的創作,或者是別的。今天如果有太多的文章寫我的話,那都是我不認識的人寫的,跟我沒有關係。

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影響給了我純正的事業觀,不追名求利

我不追求名利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家庭原因,我的父親是一個非常正直的人,他在所謂的“舊社會”他就相當正直,不貪污是他在教育界獲得名聲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他那個時代,教育界的很多校長、很多教授貪污的時候,他是曾經被國民政府表彰過的一個青年的教授和校長。他從小對我們的教育很簡單,告訴我們:不要只想着名和利,有名有利那是客觀的,主觀地去找名和利,對你這一輩子不好,當你是爲了名和利去做的時候,常常是你做很多事情,不該做的事情你做了,而該做的事情你沒做;如果你不是爲了名爲了利,而是真心地愛這個事情去做的話,不管什麼名和利,可能你會做得更好一些。因爲你雜念少,你不會花功夫去今天找人爲你寫篇評論,明天拍馬屁,想當副主席了。所以,我的整個家庭教育在這方面給了我很多很好的東西。

第二個原因,就是我對這個社會、當下的不正之風的厭惡,對於文壇那種風氣的厭惡。因爲我畢竟是改革開放以後在文壇上混過那麼多年,我對文壇的那種狀況深惡痛絕!既然深惡痛絕,自己也就不願去講話,而且通過後來研究歷史,淨化了我的思想,我就更沒有興趣了。

我少年時代就想當作家,我13歲在餓肚子的時候,在沒得吃的時候,我們初中一年級的同學們坐在一起議論說,我長大了做燒餅!我長大了蒸包子!我長大了炸油條!因爲沒有的吃嘛,就是精神會餐嘛。我當時就說了一句話:我35歲不成名成家,我就投長江自殺。可以想見,我少年的時候,那種事業心是很強的。我所謂的成名成家,就是我一定要做出一番事業來。

當然這個事業觀,除了家庭的影響以外,還有我大哥對我的影響。因爲我的大哥四八年考取北大,二十一、二歲在北大讀書,他的寒暑假都用來翻譯著作或寫書,掙稿費養家。他在二十三、四歲就已經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4本書了。我的爸爸帶我到新華書店去買哥哥的書,告訴我,這是你大哥寫的書,你長大了要象他一樣。這個東西對我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所以我這一生也受我大哥影響,而我大哥也是非常正直的人。

我們家的家族性格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各個人都有過沒有好命的時候,都有過捱整的時候。

(待續,敬請關注)

點擊此處閱讀本專訪系列所有文章

責任編輯:辛吉

希望之聲版權所有,未經希望之聲書面允許,不得轉載,違者必究。

廣播

中國廣播臺
灣區生活臺
粵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