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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辛灝年(7): “八九民運”本質上是個改良主義運動

八九年經歷的過程讓我下定了決心:先不寫小說,寫一部中國現代史!- 辛灝年 (圖片:公有領域)

專訪辛灝年(7): “八九民運”本質上是個改良主義運動

【希望之聲2019年8月25日】(本臺節目製作人方偉採訪報道)2019年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大坎兒”,民間流傳的“逢九必亂”之說對中共的命運不是虛言,從美中貿易戰,到香港“反送中”,到臺灣“反紅媒”,以及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反共聲音,共同形成的全球去共化大潮到了勢不可擋的歷史階段。

這股歷史大潮的其中一位推動者就是辛灝年教授,尤其在中共建政70週年、中共統治搖搖欲墜的這個年頭裏,各地邀請辛灝年教授演講的安排接連不斷。本臺節目製作人方偉也特別專訪了辛灝年教授。

辛灝年教授現在已是71歲高齡,定居美國。他的原名是高爾品,安徽巢縣人,在中國大陸時是著名作家,後專注研究歷史,來到海外後著有揭示中國現代史真相的歷史鉅著《誰是新中國》。因對中國現代史深刻獨到的研究和見解,辛灝年教授被譽爲“中國現代史忠誠守護者和代言人”。

在訪談中,辛教授從他的個人成長和成名,到他對歷史的學術研究和反思,再到他對臺灣和兩岸未來的分析,等等等等,充滿理性和激情的侃侃而談更像是一場精彩的演講,而他早早就洞見中共之命運真相的真知灼見更是令人拍案叫絕。

我們把這次對辛教授的專訪整理成文(使用第一人稱),陸續發表,敬請關注。

(接上文:專訪辛灝年(6): 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把我從兩種痛苦中提升出來)

研究歷史形成了我新的理論體系——中共就是專制復辟

八十年代的經歷、反思、閱讀和研究,我境界在發生變化。

在1987年夏天,我在武漢大學,有一天夜裏我一直不能入睡。因爲從1983年以來,我已經花了整整5年時間來做現代歷史研究工作了。我動筆特別快,我一部長篇小說,有的只要20天,有的頂多40天我就寫完了。但我醞釀的時間長,醞釀是不費時間、隨時隨地的,坐火車也能醞釀,坐飛機也可以醞釀,所以我大量的時間就是研究歷史,因爲我自由啊,專業作家自由,不受管嘛,我就研究歷史。這個時候終於形成了我的一個思想,在武漢大學那一天晚上一夜沒睡。

早上起來以後,我就跑到我的同學、現在的江西省文聯主席陳世旭的房間,敲開門,告訴他說,我昨天一夜沒睡。他說,你精神病啊?我說,我想一個問題。他問,什麼問題?我說,我告訴你,你不可以跟別人說,我認爲共產黨就是專制復辟。你瞎說什麼呀!我說, 你仔細想一想吧。唉,是啊!我說,它復辟專制制度。他贊成我。他這人非常正派,但是膽子小,寫東西謹慎,這可以理解的。他的默認對我是個鼓勵,這樣一來,我更認定中共復辟的這個理論體系開始出現。

這個理論體系它怎麼出現的?就是我研究歐洲民主革命史、歐洲專制改良史,研究中國滿清專制改良歷史和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歷史,包括美國史和很多國家的歷史。研究這麼多歷史,我確實花了很大功夫,5年時間裏我寫作的時間加起來不到4個月,其它的時間全部用在歷史研究上。在這個狀況下形成了這個理論以後,我就覺得我可以寫東西了,接着就是看更多的資料,準備寫小說了。可是沒想到,八九年出了那樣的事!這件事情(八九年民運)在我的背後把我深深地推了一把!

“八九民運”本質上是個改良主義運動

八九年的春天,我開始時沒有介入這個運動,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爲我看見三個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前,渴求總理李鵬的接見,這使我立刻想到了1895年康有爲帶着1000名舉子跪在中華門前要求變法。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在北京進行民主運動的朋友們所提出的所有要求:要求新聞自由,要求共產黨給新聞自由,要求反對腐敗、反對官倒。所有這些要求,都與制度無關,都是希望共產黨自己來寬鬆政策,來懲治自己的貪污,反對自己的官倒集團。因此它本質上是個改良主義的運動,他們所提出的綱領和口號,可以說是沒有綱領也沒有真正的民主口號,跟100年前康有爲1898年戊戌變法所提出來的改良方針和改良的條文相比,在政治上可以說相差得太多太多。就是說,即使作爲改良主義,也沒辦法跟康梁當年的改良主義的水平和要求相比。所以這兩條,是我開始的時候不願意參加這個運動的原因。康梁遭遇了鎮壓,“六四”也遭遇了鎮壓。

之後我就被請到珠海蔘加國際藝術節去了。可是在珠海國際藝術節的時候,我怎麼可能不關心這場運動呢!我每天都要看電視,看這場運動。可是當我看到,民主運動的學生領袖們,在他們背後的老師的策劃下、決策下,居然把三個從湖南趕到北京,用雞蛋砸毛像的青年壯士抓起來扭送公安局的時候,我用我手中的茶杯砸到電視上,我下決心不到北京去。那個時候北京的朋友都在勸我去,不斷打電話逼我去北京,他們知道我能講。我沒有去。

共產黨開槍後我和人民一道走上了街頭

1989年5月29號,我接到我在武漢大學讀書時湖北電視臺的主播石萍女士給我寫的一封信,就一句話:你認爲共產黨會開槍嗎?她自己本人是湖北一個副省長的女兒。我就很快給她回了一封信,也是一句話:不開槍就不是共產黨!

果然,開槍了!開槍了我就出來了。那天早晨凌晨4點鐘,中國科技大學的朋友們、老師們、學生們半夜敲開了我家門。我問他們爲什麼?他們把從美國傳真回去的坦克車鎮壓無辜學生和市民的照片給我看,向我解釋…… 我說:你們不要說了。因爲他們告訴我,1000多個師生在下面等着我,希望我出來去參加。因爲我是全國的青年委員,又是很多的委員啊,特別在安徽,我是省人大常委,這種情況下我如果去的話,有一定的號召力。再說安徽知道我的人特別多。我說:你們不要說了,我肯定去!我去了,我上了街。

爲什麼這時候我去了?因爲我覺得這個時候是該我出來的時候了!在這之前,是屬於改良,今天是對改良的鎮壓!對改良的鎮壓必然會喚醒革命的思想和願望,用鮮血教育了我們的人民。我的太太當時說:你不要去吧,你怎麼怎麼不一樣。我說:不,這個時候纔是用我身份的時候!所以我影響着合肥兩個大院——安徽省委大院和省政府大院,太多的青年幹部上街了。這也算我一條“罪狀”。

4點鐘遊行完了我回到家,天還沒全亮。我太太問我:你怕不怕?我說:開始當然有點怕。哪個人不怕共產黨呢?我當然有點怕,但是當我走了三圈,高喊了“打倒鄧小平!打倒共產黨!“以後,我現在一點也不怕!隨便他們吧。那一年,我40歲了。

10點鐘,安徽省文聯組織的文藝界遊行的時候,他們來喊我,我就笑起來了:我早上游過一次了,我現在跟你們一道上街。就從那一天開始,我上街一直到這個運動徹底結束。

“八九經歷”讓我下定決心寫一部中國現代史

在這個過程當中,昇華了我的思想,讓我下定了決心:先不寫小說,寫一部中國現代史!

這就是我反思,爲了逃避現實走進歷史;走進歷史以後,學習、研究歷史,接近寫歷史小說了,沒想到這場運動給了我一個啓示:我必須直截了當地先把這個歷史說清楚,歷史說不清楚,你的小說就一定會寫走偏,因爲你對一個歷史的真實你不瞭解的情況下去寫一部小說,你這部小說的基礎是不正確的,或者是不牢靠的,因此作品是不可能好的。所以,讓我沒有想到,小說沒寫,寫了歷史了。

然後我才從作家協會調到大學。而剛剛調到大學,就被多倫多大學把我請到加拿大來了。

(待續,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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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辛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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