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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宋徽宗所绘听琴图(图:wikimedia)
北宋宋徽宗所绘听琴图(图:wikimedia)

文昭-古琴的故事 借酒浇愁 琴曲愤闷狂放的魏晋时代

【文昭漫谈】

【希望之声2019年12月10日】(文昭)悠悠五千载,华夏大地犹如一个大舞台,幕起幕落,朝代更迭,谁能够洞穿那一幕幕令人痴醉的情节,看见冥冥中贯穿整台大戏的主线。

在本期的《华夏文明五千年》中,我们依然请到了文化学者文昭先生,为我们继续来谈谈古琴的故事。

我们这几集谈到的「竹林七贤」,似乎个个都是很有性格的人,而且不时地有一些看似荒诞不经,和传统格格不入的言行。但是为什么在历史上这几位还是比较被大家认可呢?

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竹林七贤」所表现出来的狂放不羁并不是真正的狂,不是真正的反传统,而是在当时很压抑很黑暗的环境下一种间接反抗的形式,是一种比较有文人特质的反抗的形式。

竹林七贤似乎个个都是很有性格的人(图:维基百科)
竹林七贤似乎个个都是很有性格的人(图:维基百科)

像我们上次讲的《酒狂》这首琴曲的来历,《神奇秘谱》对这首琴曲的题解部分说:「借叹道之不行,与时不合,故忘世虑于形骸之外,托兴于酗酒以乐终身之志,其趣也若是。岂真嗜于酒耶?有道存焉!妙妙于其中,故不为俗子道,达者得之」。

大意是说阮籍感叹真理在那个时代没有办法得到推行,所以就把世间的事都置之度外,假托于酗酒以保全自己的终身的志向,这样他就感到满意和高兴了。所以他的性格和情趣就是如此。他又哪里真的是个酗酒之徒呢?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酒疯子,但他的心里揣的有真理大道,有奥妙在于心中,不为凡夫俗子所知,而且也不需要告诉凡夫俗子,但是大度达观的人都能够解。

中国古人也一直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说法。就是如果没有出来建功立业的条件,就独善其身,把自己管好。如果有这样的条件,就出来为社会服务,为子孙造福。

魏晋文人常以醉酒自保

但是当时的环境真是连「独善其身」都做不到,你不想管社会上的事、政治上的事,但是你只做到自己的「善」也映衬出了当权者的虚伪、龌龊和不善,他也不能容你,就是这么一个很险恶的环境,所以嵇康、阮籍等人只好把自己也弄得荒诞不经,如果你以很传统的面目出现,自然舆论都倒向你。那在当权者看来就是在和他「争夺舆论主导权」,就是在和他争夺群众了,第一时间他就把你灭掉。所以这种情况其实和现代的中国社会蛮有可比之处的。

明代的杨伦在《太古遗音》的乐曲题解中说得更为透彻:「盖启典午之世,君暗后凶」、「一时垣士大夫若言行稍危,往往罹夫奇祸』、「是以阮氏诸贤」、「终日酩酊」、「庶不为人所忌」。大意是说在那个时代,君主昏聩、后宫凶残,士大夫们稍有言行的不谨慎,就会遭遇离奇的惨祸。所以阮氏诸贤整日喝得酩酊大醉(这里的「阮氏诸贤」主要是指阮籍、阮咸叔侄二人)。人们都很理解他们,并不责备。

魏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上思想和文化钳制最为残酷的时代,甚至比明清时代的文字狱还要残酷。思想专制程度超过这个时代的,恐怕只有后来的共产党统治时期。基本上是一言之失就会有杀身灭族之祸。

魏晋时期琴曲 多压抑愤懑

我们讲古琴曲一般讲求中正平和,即使有情绪的内涵,相对于其他的器乐来讲,也含蓄很多。像宋代名曲《潇湘水云》在古琴曲中就算是情感澎湃的了,但你听乐曲本身的情感冲击力也绝对没办法跟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相比,更无法和现代的一些情绪化很强、很发泻的流行音乐相比。 《潇湘水云》开始是以一段很清灵的泛音开头,描绘江面上雾霭升起的意境,最后也是归于平静的。古琴乐曲的总体性格确实是这样的。以至于习惯于听流行音乐的现代人,初听古琴曲时很容易对乐曲的情绪基调判断失误。本来是喜,你可能认为是愁、是哀。

但是从魏晋时代流传下来的琴曲,风格和其他时代有明显的不同,有很强的情绪张力,简单的说就是不平和,紧张、焦虑、压抑、愤懑、狂放,含有这些情绪元素。像我们介绍过的《广陵散》、《孤馆遇神》、《酒狂》都是这种风格。 《广陵散》讲的是刺客的故事,《孤馆遇神》讲的是遇鬼的故事,《酒狂》描写的是阮籍借酒佯狂的故事。

那么为什么魏晋这个时代会这么残酷呢?魏晋之前的汉朝,思想文化十分推崇儒家,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为后代的王朝定下了思想上的道途,汉朝特别强调以「孝」治天下,所以汉代皇帝的谥号往往加一个「孝」字,比如说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又叫做汉孝文帝、汉孝景帝、孝武帝,特别强调孝字,把家庭伦理放大到国家的范围,作为治理国家的道理,所谓齐家平天下嘛。

汉武帝时设立了孝廉制度(图:授权图片/柚子)
汉武帝时设立了孝廉制度(图:授权图片/柚子)

那时还没有科举考试制度,从社会选拔人才作为官员时会考察他的品行,所以汉武帝时设立了孝廉制度,孝就是孝顺,廉就是廉洁,就是选拔孝顺双亲,廉洁正直而且有能力的人为官,古人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让道德修养高的人出来服务社会对人民更有好处,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在乎的人怎么能造福一方呢?察举孝廉这个制度在一段时间内确实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改善了社会的舆论和风尚。

从春秋战国以来,社会道德经历了很大的摧残,所谓礼坏乐崩,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弟争夺,君臣背德的故事很多。到战国时社会道德就更是糟糕了,是一个欺诈成风的时代,两个国家歃血为盟,回过头就将盟约弃之如敝,兵戎相见,这种事情屡见不鲜。所以汉朝把儒家的思想贯彻到社会管理中,对社会道德的恢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西汉察举孝廉制度的考核是相当严格的,所以西汉的吏治是比较清明的。

但是到了东汉中期以后,考核松弛,察举不实,出现了「查孝廉,父别居」的情况,就是说推荐的这个孝子并未和父亲同住,却是把父亲送出去住,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送到养老院去,是相当有讽刺意味了。这个结果和吏治腐败互为因果造成恶性循环。

东汉有一个叫赵宣的人,父亲去世埋葬后,他住在墓道当中,服丧二十多年,结果名声震动天下。儒家是父死服丧三年,他服丧二十多年远远超过三年,所以就被认为是举世罕见的大孝子,在察举孝廉时就首先被推荐给地方官,就推荐给安乐太守陈蕃,陈蕃与赵宣相见,询问他的妻子儿女的情况,结果一调查才得知,他五个儿子全都是在服丧期间出生的,大家知道,古人服丧期间都是不能接近酒色的,所以说这个赵宣是一个假孝子。这个制度发展到东汉后期就有一些人靠假扮孝子博取名声以达到获取官职的目的,这些假孝子当了官之后又会贪污腐败,把整个制度虚伪化了。

社会黑暗 文人推崇道家思想

针对这个情况,一些知识分子想起老子所说的话「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就是说应当无为而治。不去选拔所谓的贤能,百姓就不会去花心思争夺,不贵重那些难得的珍宝,就不去挑唆百姓去偷盗,不去彰显那些能够挑动欲望的东西,就能使民心不乱。

我们今天的社会经验是在公平的制度框架内的竞争是良性竞争,但老子讲「不尚贤使民不争」,他是排斥一切竞争的。老子讲的是超出常人境界的修道的理,这个道理在现实社会中很难做到。但是在当时汉朝后期那个环境下,这确实是对社会风气虚伪腐化的一种甄辨和纠正,这就是魏晋时期阮籍稽康他们这些人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重回道家思想的因果的来源。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政治斗争到东汉后期和魏晋是显得更加的无序和黑暗。经过东汉末年的「十常侍之乱」和「董卓之乱」,皇帝基本上被架空了,大权是揽于一些重臣。从儒家伦理来看,权臣把皇帝架空了是以下犯上的行为,他们又必须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道德传统的卫道士以正统的姿态出现,才能杜绝舆论的非议。

道德为名破坏道德 更加剧道德的败坏

这是历史上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国内国外都是这样,越是权力的来源缺少正当性的人,越要把自己打扮得道德完美无缺来弭补他的不正当性,也就是说越是这样的人越是在道德上表现的一丝不苟、锱铢必较。这样使的道德更加虚伪,反而破坏了道德,所以基于这个原因,那些权力来源不正当性的权臣就拼命的拢络名门士族,他想靠这些知名的士大夫的影响力给自己镀金,同时对那些持反对意见的有影响力的文人士大夫大开杀戒,以钳制舆论,比如王允杀了大学者蔡邕,曹操杀了名士孔融、祢衡,当然其中都有这些名士的狂放、越权,与当权者发生冲突的因缘,但毕竟士大夫的处境从西汉初年受到礼遇到东汉末年的恶化。

这些名士的狂放也有原因,因为这些掌权的大臣并不是皇帝,这些名士认为与他们是同殿为臣,并没有君臣的名份,不需要像对待君主一样的恭敬的对待他们,这样事实上就严重挑战了这些实力派人物的权威,比如孔融和杨修就是多次给曹操难堪,甚至有意羞辱曹操,曹操还是一个蛮有心胸的人,他在三国里面可谓是谋士如云、战将千员,如果他是心胸很狭窄的人,不会有那么多人才愿意归附他的。所以曹操一方面顾虑孔融和杨修的才学,另一方面又顾虑他们的声望,所以一忍再忍,最后忍无可忍才杀了他们,所以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因为曹操他们毕竟不是皇帝,他不能够以大不敬的罪名来惩治这些名士的罪,所以还得编造罪名。所以曹操是以不孝的罪名杀了孔融,又以造谣霍乱军心的罪名杀了杨修,又假装喝醉了酒发怒杀了祢衡。所以当权者也要假借道德的名义来整治反对派,因为他们不是皇帝,不能名正言顺的行使权威,所以在东汉末年到魏晋道德成了一个打人的棍子,也就更加破坏了道德,使道德更加虚伪化。

中国传统建筑(图:pixabay)
当权者假借道德的名义来整治反对派,使道德更加虚伪化。(图:pixabay)

每个时期的当事人都是从自己的地位和需要出发作出举动,历史一路走下来就变成了这样。曹魏的政权是强迫汉献帝禅让得来的,而司马氏的政权呢也是依样画葫芦,架空了曹魏的皇帝得来的。所以从儒家的眼光看呢,他们都缺少正当性,他们在扮演道德的卫道士上比谁都积极,可事实上政治斗争非常残酷血腥。比如说魏灵帝死后,大将军曹爽辅政,司马懿当时是太傅,他发动政变杀死了曹爽胁持了皇帝,司马懿死后儿子司马师废了幼帝曹芳改立曹髦,其后,司马昭专权,曹髦对司马昭不满想杀他,结果被司马昭身边叫成济的人杀掉了,曹髦死后司马昭假借郭太后的名义颁布诏书历数曹髦的过失,结果舆论还是不能平息,毕竟以下犯上是弑君嘛,司马昭就把弑君的罪名全部推给了成济,将他满门抄斩。

所以那个时代的情况跟今天是很有可比性的,今天一些当权者的作法也是这样的,他们本人是干着肮脏的勾当起家,指使一些手下的走卒继续干着肮脏的勾当,但是发生了任何事情他都会把罪名推到这些走卒的身上,他们继续伟大光荣正确,道德上是完美的,而这些打手、走卒有一天为了能够走到那么高的位置,他也很心甘情愿地卖力,主动的帮着主人做这些肮脏的事。

竹林七贤(图:维基/ Loves Art photo pool on Flickr,CC BY-SA 2.5)
当权者对知名度高的知识分子既敬又怕。竹林七贤(图:维基/ Loves Art photo pool on Flickr,CC BY-SA 2.5)

这些当权者对知名度高的知识分子既敬又怕,所以他们也要礼贤,因为如果这些名士的声望如果被他所用,会对稳定他的地位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他们有社会影响力嘛,怕的是呢,如果这些名士不合作,他们对舆论的影响力就会对当权者构成重大的威胁。所以名士们在那个时代想要独善其身超然物外是不被当权者容忍的。就像现代社会文革时期,任何人都要选立场的,你想超然物外也是不被允许的,我们之前介绍阮籍的生平,不管谁当权非得让他当官不可,但是当了官如果言行不谨慎马上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他们的生存压力真的很大,他们酗酒佯狂也就可以理解了。

节目的最后推荐大家一首宋代朱紫阳作的《碧涧流泉》,一起来感受下隐士们纵情于泉林之间,超然物外的心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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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楊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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