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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宋徽宗所繪聽琴圖(圖:wikimedia)
北宋宋徽宗所繪聽琴圖(圖:wikimedia)

文昭-古琴的故事 借酒澆愁 琴曲憤悶狂放的魏晉時代

【文昭漫談】

【希望之聲2019年12月10日】(文昭)悠悠五千載,華夏大地猶如一個大舞臺,幕起幕落,朝代更迭,誰能夠洞穿那一幕幕令人癡醉的情節,看見冥冥中貫穿整臺大戲的主線。

在本期的《華夏文明五千年》中,我們依然請到了文化學者文昭先生,爲我們繼續來談談古琴的故事。

我們這幾集談到的「竹林七賢」,似乎個個都是很有性格的人,而且不時地有一些看似荒誕不經,和傳統格格不入的言行。但是爲什麼在歷史上這幾位還是比較被大家認可呢?

一個比較普遍的看法是,「竹林七賢」所表現出來的狂放不羈並不是真正的狂,不是真正的反傳統,而是在當時很壓抑很黑暗的環境下一種間接反抗的形式,是一種比較有文人特質的反抗的形式。

竹林七賢似乎個個都是很有性格的人(圖:維基百科)
竹林七賢似乎個個都是很有性格的人(圖:維基百科)

像我們上次講的《酒狂》這首琴曲的來歷,《神奇祕譜》對這首琴曲的題解部分說:「借嘆道之不行,與時不合,故忘世慮於形骸之外,託興於酗酒以樂終身之志,其趣也若是。豈真嗜於酒耶?有道存焉!妙妙於其中,故不爲俗子道,達者得之」。

大意是說阮籍感嘆真理在那個時代沒有辦法得到推行,所以就把世間的事都置之度外,假託於酗酒以保全自己的終身的志向,這樣他就感到滿意和高興了。所以他的性格和情趣就是如此。他又哪裏真的是個酗酒之徒呢?他並不是一個真正的酒瘋子,但他的心裏揣的有真理大道,有奧妙在於心中,不爲凡夫俗子所知,而且也不需要告訴凡夫俗子,但是大度達觀的人都能夠解。

中國古人也一直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說法。就是如果沒有出來建功立業的條件,就獨善其身,把自己管好。如果有這樣的條件,就出來爲社會服務,爲子孫造福。

魏晉文人常以醉酒自保

但是當時的環境真是連「獨善其身」都做不到,你不想管社會上的事、政治上的事,但是你只做到自己的「善」也映襯出了當權者的虛僞、齷齪和不善,他也不能容你,就是這麼一個很險惡的環境,所以嵇康、阮籍等人只好把自己也弄得荒誕不經,如果你以很傳統的面目出現,自然輿論都倒向你。那在當權者看來就是在和他「爭奪輿論主導權」,就是在和他爭奪羣衆了,第一時間他就把你滅掉。所以這種情況其實和現代的中國社會蠻有可比之處的。

明代的楊倫在《太古遺音》的樂曲題解中說得更爲透徹:「蓋啓典午之世,君暗後兇」、「一時垣士大夫若言行稍危,往往罹夫奇禍』、「是以阮氏諸賢」、「終日酩酊」、「庶不爲人所忌」。大意是說在那個時代,君主昏聵、後宮兇殘,士大夫們稍有言行的不謹慎,就會遭遇離奇的慘禍。所以阮氏諸賢整日喝得酩酊大醉(這裏的「阮氏諸賢」主要是指阮籍、阮咸叔侄二人)。人們都很理解他們,並不責備。

魏晉時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史上思想和文化鉗制最爲殘酷的時代,甚至比明清時代的文字獄還要殘酷。思想專製程度超過這個時代的,恐怕只有後來的共產黨統治時期。基本上是一言之失就會有殺身滅族之禍。

魏晉時期琴曲 多壓抑憤懣

我們講古琴曲一般講求中正平和,即使有情緒的內涵,相對於其他的器樂來講,也含蓄很多。像宋代名曲《瀟湘水雲》在古琴曲中就算是情感澎湃的了,但你聽樂曲本身的情感衝擊力也絕對沒辦法跟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相比,更無法和現代的一些情緒化很強、很發瀉的流行音樂相比。 《瀟湘水雲》開始是以一段很清靈的泛音開頭,描繪江面上霧靄升起的意境,最後也是歸於平靜的。古琴樂曲的總體性格確實是這樣的。以至於習慣於聽流行音樂的現代人,初聽古琴曲時很容易對樂曲的情緒基調判斷失誤。本來是喜,你可能認爲是愁、是哀。

但是從魏晉時代流傳下來的琴曲,風格和其他時代有明顯的不同,有很強的情緒張力,簡單的說就是不平和,緊張、焦慮、壓抑、憤懣、狂放,含有這些情緒元素。像我們介紹過的《廣陵散》、《孤館遇神》、《酒狂》都是這種風格。 《廣陵散》講的是刺客的故事,《孤館遇神》講的是遇鬼的故事,《酒狂》描寫的是阮籍借酒佯狂的故事。

那麼爲什麼魏晉這個時代會這麼殘酷呢?魏晉之前的漢朝,思想文化十分推崇儒家,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爲後代的王朝定下了思想上的道途,漢朝特彆強調以「孝」治天下,所以漢代皇帝的諡號往往加一個「孝」字,比如說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又叫做漢孝文帝、漢孝景帝、孝武帝,特彆強調孝字,把家庭倫理放大到國家的範圍,作爲治理國家的道理,所謂齊家平天下嘛。

漢武帝時設立了孝廉制度(圖:授權圖片/柚子)
漢武帝時設立了孝廉制度(圖:授權圖片/柚子)

那時還沒有科舉考試製度,從社會選拔人才作爲官員時會考察他的品行,所以漢武帝時設立了孝廉制度,孝就是孝順,廉就是廉潔,就是選拔孝順雙親,廉潔正直而且有能力的人爲官,古人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讓道德修養高的人出來服務社會對人民更有好處,連自己的父母都不在乎的人怎麼能造福一方呢?察舉孝廉這個制度在一段時間內確實起到了移風易俗的作用,改善了社會的輿論和風尚。

從春秋戰國以來,社會道德經歷了很大的摧殘,所謂禮壞樂崩,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弟爭奪,君臣背德的故事很多。到戰國時社會道德就更是糟糕了,是一個欺詐成風的時代,兩個國家歃血爲盟,回過頭就將盟約棄之如敝,兵戎相見,這種事情屢見不鮮。所以漢朝把儒家的思想貫徹到社會管理中,對社會道德的恢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西漢察舉孝廉制度的考覈是相當嚴格的,所以西漢的吏治是比較清明的。

但是到了東漢中期以後,考覈鬆弛,察舉不實,出現了「查孝廉,父別居」的情況,就是說推薦的這個孝子並未和父親同住,卻是把父親送出去住,也就是今天人們所說的送到養老院去,是相當有諷刺意味了。這個結果和吏治腐敗互爲因果造成惡性循環。

東漢有一個叫趙宣的人,父親去世埋葬後,他住在墓道當中,服喪二十多年,結果名聲震動天下。儒家是父死服喪三年,他服喪二十多年遠遠超過三年,所以就被認爲是舉世罕見的大孝子,在察舉孝廉時就首先被推薦給地方官,就推薦給安樂太守陳蕃,陳蕃與趙宣相見,詢問他的妻子兒女的情況,結果一調查才得知,他五個兒子全都是在服喪期間出生的,大家知道,古人服喪期間都是不能接近酒色的,所以說這個趙宣是一個假孝子。這個制度發展到東漢後期就有一些人靠假扮孝子博取名聲以達到獲取官職的目的,這些假孝子當了官之後又會貪污腐敗,把整個制度虛僞化了。

社會黑暗 文人推崇道家思想

針對這個情況,一些知識分子想起老子所說的話「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就是說應當無爲而治。不去選拔所謂的賢能,百姓就不會去花心思爭奪,不貴重那些難得的珍寶,就不去挑唆百姓去偷盜,不去彰顯那些能夠挑動慾望的東西,就能使民心不亂。

我們今天的社會經驗是在公平的制度框架內的競爭是良性競爭,但老子講「不尚賢使民不爭」,他是排斥一切競爭的。老子講的是超出常人境界的修道的理,這個道理在現實社會中很難做到。但是在當時漢朝後期那個環境下,這確實是對社會風氣虛僞腐化的一種甄辨和糾正,這就是魏晉時期阮籍稽康他們這些人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重回道家思想的因果的來源。

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政治鬥爭到東漢後期和魏晉是顯得更加的無序和黑暗。經過東漢末年的「十常侍之亂」和「董卓之亂」,皇帝基本上被架空了,大權是攬於一些重臣。從儒家倫理來看,權臣把皇帝架空了是以下犯上的行爲,他們又必須把自己打扮成一個道德傳統的衛道士以正統的姿態出現,才能杜絕輿論的非議。

道德爲名破壞道德 更加劇道德的敗壞

這是歷史上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國內國外都是這樣,越是權力的來源缺少正當性的人,越要把自己打扮得道德完美無缺來弭補他的不正當性,也就是說越是這樣的人越是在道德上表現的一絲不苟、錙銖必較。這樣使的道德更加虛僞,反而破壞了道德,所以基於這個原因,那些權力來源不正當性的權臣就拼命的攏絡名門士族,他想靠這些知名的士大夫的影響力給自己鍍金,同時對那些持反對意見的有影響力的文人士大夫大開殺戒,以鉗制輿論,比如王允殺了大學者蔡邕,曹操殺了名士孔融、禰衡,當然其中都有這些名士的狂放、越權,與當權者發生衝突的因緣,但畢竟士大夫的處境從西漢初年受到禮遇到東漢末年的惡化。

這些名士的狂放也有原因,因爲這些掌權的大臣並不是皇帝,這些名士認爲與他們是同殿爲臣,並沒有君臣的名份,不需要像對待君主一樣的恭敬的對待他們,這樣事實上就嚴重挑戰了這些實力派人物的權威,比如孔融和楊修就是多次給曹操難堪,甚至有意羞辱曹操,曹操還是一個蠻有心胸的人,他在三國裏面可謂是謀士如雲、戰將千員,如果他是心胸很狹窄的人,不會有那麼多人才願意歸附他的。所以曹操一方面顧慮孔融和楊修的才學,另一方面又顧慮他們的聲望,所以一忍再忍,最後忍無可忍才殺了他們,所以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因爲曹操他們畢竟不是皇帝,他不能夠以大不敬的罪名來懲治這些名士的罪,所以還得編造罪名。所以曹操是以不孝的罪名殺了孔融,又以造謠霍亂軍心的罪名殺了楊修,又假裝喝醉了酒發怒殺了禰衡。所以當權者也要假借道德的名義來整治反對派,因爲他們不是皇帝,不能名正言順的行使權威,所以在東漢末年到魏晉道德成了一個打人的棍子,也就更加破壞了道德,使道德更加虛僞化。

中國傳統建築(圖:pixabay)
當權者假借道德的名義來整治反對派,使道德更加虛僞化。(圖:pixabay)

每個時期的當事人都是從自己的地位和需要出發作出舉動,歷史一路走下來就變成了這樣。曹魏的政權是強迫漢獻帝禪讓得來的,而司馬氏的政權呢也是依樣畫葫蘆,架空了曹魏的皇帝得來的。所以從儒家的眼光看呢,他們都缺少正當性,他們在扮演道德的衛道士上比誰都積極,可事實上政治鬥爭非常殘酷血腥。比如說魏靈帝死後,大將軍曹爽輔政,司馬懿當時是太傅,他發動政變殺死了曹爽脅持了皇帝,司馬懿死後兒子司馬師廢了幼帝曹芳改立曹髦,其後,司馬昭專權,曹髦對司馬昭不滿想殺他,結果被司馬昭身邊叫成濟的人殺掉了,曹髦死後司馬昭假借郭太后的名義頒佈詔書歷數曹髦的過失,結果輿論還是不能平息,畢竟以下犯上是弒君嘛,司馬昭就把弒君的罪名全部推給了成濟,將他滿門抄斬。

所以那個時代的情況跟今天是很有可比性的,今天一些當權者的作法也是這樣的,他們本人是幹着骯髒的勾當起家,指使一些手下的走卒繼續幹着骯髒的勾當,但是發生了任何事情他都會把罪名推到這些走卒的身上,他們繼續偉大光榮正確,道德上是完美的,而這些打手、走卒有一天爲了能夠走到那麼高的位置,他也很心甘情願地賣力,主動的幫着主人做這些骯髒的事。

竹林七賢(圖:維基/ Loves Art photo pool on Flickr,CC BY-SA 2.5)
當權者對知名度高的知識分子既敬又怕。竹林七賢(圖:維基/ Loves Art photo pool on Flickr,CC BY-SA 2.5)

這些當權者對知名度高的知識分子既敬又怕,所以他們也要禮賢,因爲如果這些名士的聲望如果被他所用,會對穩定他的地位起到很大的作用,因爲他們有社會影響力嘛,怕的是呢,如果這些名士不合作,他們對輿論的影響力就會對當權者構成重大的威脅。所以名士們在那個時代想要獨善其身超然物外是不被當權者容忍的。就像現代社會文革時期,任何人都要選立場的,你想超然物外也是不被允許的,我們之前介紹阮籍的生平,不管誰當權非得讓他當官不可,但是當了官如果言行不謹慎馬上會招來殺身之禍。所以他們的生存壓力真的很大,他們酗酒佯狂也就可以理解了。

節目的最後推薦大家一首宋代朱紫陽作的《碧澗流泉》,一起來感受下隱士們縱情於泉林之間,超然物外的心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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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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