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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殺無辜、草菅人命的“鎮反運動”(圖片:網絡)
濫殺無辜、草菅人命的“鎮反運動”(圖片:網絡)

鎮反:毛澤東獨創按人口比例殺人的運動

中共建政70年政治運動系列(2)

【希望之聲2019年11月25日】(作者:楊述之)2019年10月1日是中共篡政七十週年的日子, 有歷史學家統計,中共在建政以來,在中國發動了50多次政治運動,也有的說有70多次。但是不管怎樣,在這個70年中,“政治運動”都是中國人一個懼怕的名詞。因爲一搞“政治運動”幾乎就意味着有很多人被整肅、被屠殺、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那麼中共爲什麼要不斷的搞政治運動?通過這些政治運動它都達到了目的。在中共建政70年之際,讓我們來反思、總結這些運動到底給中國、中國民衆和整箇中華民族都帶來了什麼。今天我們關注第二集:鎮反運動

  鎮反是毛澤東獨創的按人口比例殺人運動

鎮反全名叫做鎮壓反革命運動,是中共建政之後,由毛澤東主持下於1950年代初,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清查和鎮壓“反革命分子”。對象是內戰留在大陸的失敗者,包括國民政府的原黨政軍體制人員及“階級敵人”。對於到底有多少人是反革命應該殺,毛澤東曾經有過一個“想法”,他認爲反革命的人數應該是人口的千分之一,他指示各個地方要按照這個比例殺人。於是一個逐步失控的、前所未有的按照比例殺人的政治運動在中華大地的開始肆虐開來。

 鎮壓反革命運動(圖片:維基)
鎮壓反革命運動(圖片:維基)
 鎮壓反革命運動(圖片:維基)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認爲:華東地區多數都是用比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惡霸、特務”殺得太少。根據毛澤東的建議,1950年2月,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處決人犯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而原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依據史料翔實記述1950—1951鎮反運動毛澤東的親自指揮下,如何無法無天、按比例、按數位殺人的決策內幕。鎮反殺人數已超過四年內戰國共軍隊的死亡數。

大規模鎮反運動進行了3年,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爲1950年10月至1951年9月;第二階段爲1951年10月至1952年9月;第三階段爲1952年10月至1953年底。根據公安部門統計,鎮壓反革命運動實際執行時間是從1951年1月開始,第一階段殺人數量約佔整個鎮反運動中殺人量的75%,按71.2萬人計算,即有54.3萬多人,主要是(在毛澤東按比例殺人的雙十指示之後)一九五一年二、三、四、五幾個月內被處決的,六至九四個月是收縮、休整期,要求暫停捕人、殺人(現行除外)。所以在鎮反運動開始在短短几個月時間裏就殺了五十多萬人,超過國、共雙方在內戰中三大戰役(遼瀋、平津和淮海戰役國共雙方戰死人數爲四十多萬)中在戰場上戰死的人數總和,實在令人震驚。

1951年一月十七日,毛澤東在接到中南局轉來的駐紮在湘西27軍的鎮反報告,該報告說,在湘西21個縣,僅僅駐軍部隊就已經處決了匪首、惡霸、特務四千六百餘人,並準備由地方政府再殺一批。毛澤東批示道:“這個處置是很必要的”,並強調“特別是那些土匪猖獗,惡霸甚多,特務集中的地方,要大殺幾批”,要求“各地務必抓緊照此辦理”。一月二十二日,毛澤東電告華南分局、廣東省委負責人說:“你們已殺了三千七百多,這很好,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爲目標”。一月二十九日,公安部對中南軍政委員會報告說湖北省已經逮捕一九八二三人,其中在省級機關內部逮捕了一百六十人。公安部在報告上批註:“如此內外不分地實施逮捕,容易引起廣大幹部恐慌和思想波動”。毛澤東看了以後,批評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潑冷水”。2月5日,中央西北局報告說:兩個月已經逮捕五千多人,殺了五百多人,雖然總體看殺得不狠,處理緩慢;但是執行鎮反計劃一定要求穩,批准殺人一律在省上( “雙十”指示的要求)。毛澤東看後批示道:“對判死刑者,輕則經專署批准執行即可”。上行下效。很多地方把殺人批准權由專署一級進一步下放到縣一級。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對判處死刑的人,不是根據犯罪分子的罪行來定罪量刑,確定該不該殺,而是根據人口比例,要求某地、某市必須殺多少人,這是最大的荒謬之處。毛澤東最初要求,殺人比例要達到當地人口總數千分之零點五,嚴重的地方,要達到當地人口總數千分之一;以後他又說個別地方可以突破,但不超過千分之一點五,最多不要超過千分之二。

1951年二月中旬,毛澤東直接電告上海、南京兩市委負責人說:“上海是一個六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萬餘人僅殺二百餘人的情況,我認爲一九五一年一年之內至少應當殺掉罪惡大的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及(道)會門頭子三千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殺掉一千五百人左右。這個數字是否妥當,請你們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據2月3日柯慶施同志給饒漱石同志的電報,已殺七十二人,擬再殺一千五百人,這個數目太少。南京是一個五十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分子似不止二千餘人”,“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

1951年二月二日,政務院出臺了《懲治反革命條例》,毛澤東立即指示北京、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武漢、重慶及各省會城市,說這些地方“是反革命組織的重要巢穴,必須有計劃地佈置偵察和逮捕。在幾個月內,大殺幾批罪大有據的反革命分子”。

1951年二月十七日,北京市在羅瑞卿的直接領導、指揮下,一夜之間逮捕六百七十五人,第二天(18日)公開槍決五十八人;3月7日夜又逮捕一千零五十人,25日公開槍決一百九十九人。毛澤東充分肯定北京的做法。爲貫徹毛澤東的指示,3月初天津市委上報說在已經處決了一百五十人的基礎上,擬再處決一千五百人。毛澤東說:“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島、廣州、武漢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個幾個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實的鎮反計劃。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

上海市委根據毛澤東“大殺幾批反革命”的一再督促、指示,向中央報告說:“上海決心在已經逮捕了一千零六十八人、處死一百多人的基礎上,再放手逮捕一萬人,殺三千人,關四千人,管(制)三千人。”毛澤東對上海市委糾正在捕、殺人問題上謹小慎微的態度,準備大捕、大殺的計劃,給予充分肯定。他立即致電上海市委:“如果你們能逮捕萬餘,殺掉三千,將對各地城市的鎮反工作發生很大的推動作用。你們注意在逮捕後迅速審訊,大約在半個月內就應該殺掉第一批,然後每隔若干天判處一批。”於是,上海市委在4月27日一天逮捕八千三百五十九人,僅隔三天,4月30日一天就處決二百八十五人,5月9日再處決二十八人。“決議”發佈後,由於慣性作用,上海大規模捕人、殺人沒有能立即停止下來,6月15日一天又處決了二百八十四人,以後每隔幾天就槍斃一批人,少則幾十名,多則一百四五十名。

鑑於鎮反運動開始時候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據而且殺人過多、明顯失控,中共政府於1951年2月21日出臺了《懲治反革命條例》,規定:

只要有勾結帝國主義,策動、勾引、收買公職人員、武裝部隊或民兵叛變,持械聚衆叛亂,參加特務或間諜組織,以反革命爲目的組織或利用會門,搶劫、破壞公私財產和公共設施,投毒殺人,僞造公文證件,煽動羣衆對抗政府和挑撥團結,製造散佈謠言,以及偷越國境、劫獄越獄、窩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項行爲,甚或意圖之一者,不論“已遂”、“未遂”,均可定爲“反革命罪”。使得“反革命罪”的解釋變得更寬泛,處刑標準有更大的自由度。

殺人失控  出現大量冤假錯案

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曾發出指示要求將鎮壓對象“必須嚴格限制在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反動會門頭子等項範圍之內,不能將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國民黨黨團員、普通國民黨軍官也包括在內”。但是由於缺乏明確的量刑標準和法律審判程序,加之地方政府爲了完成中央的殺人指標,這一指示某種程度上是一紙空文。鎮反運動不可避免地、極其嚴重地擴大,殺人失控,出現了大量冤假錯案。

許多國軍投誠官兵和中共地下黨員也被當作反革命分子“殺”、“管”、“關”,如朱自清的兒子朱邁先,早年追隨中共,投身地下黨推翻國民黨活動,八年抗戰期間亦因中共指派隨宣傳團集體參加了國軍,國共內戰後期並策動桂北民國政府軍政人員“起義”成功,卻在鎮反運動中被當成歷史反革命判處死刑,執行了槍決。1949年抗日名將池峯城策動軍統北平站長徐宗堯“起義”,率所部參加“北京和平解放”,4月因“歷史遺留問題”被關押審查,1955年3月16日池峯城在北京獄中病逝。武俠小說家金庸的父親查樞卿、梁羽生的父親陳信玉也是在鎮反期間被處死的。

下面我們在根據史料和當事人的回憶,來講述當時發生的一些荒唐的故事:Z縣泰來鄉羅家嶺人、四川大學教授羅廣瀛(字介仙)被Z縣派去的民兵從成都押回執行槍決。羅廣瀛是國軍15兵團司令、著名起義將領羅廣文的堂兄,早年留學日本,一生從事教學和學術研究,據說他編寫的“蠶桑”教材直到八十年代還在四川大學使用。解放前夕,羅廣瀛痛感國民黨貪污腐化,以兄長身份冒着危險前往羅廣文司令部勸說羅廣文率部起義,投向共產黨(我讀過有關資料)。羅廣文後來毅然起義,促成了成都和平解放,不能說沒有羅廣瀛的一份功勞。像這樣一個人卻要被槍斃!我在編《Z縣誌》時,曾在檔案資料中見到羅的妻子寫給政府請求寬大的信,信上說,一家八口全靠羅廣瀛養活,望給予寬大處理,給全家人一條生路。但是,那些殺紅眼的人最後還是用一顆子彈結束了羅廣瀛。

更無辜的是馬劍秋。馬劍秋是Z縣石寶人,臨解放時擔任Z縣自衛總隊長,掌握着全縣的武裝力量。他接受了許多新思潮,堅信共產黨是人民的大救星,能夠給中國人民帶來幸福,所以當解放大軍進軍西南,快要到達Z縣時,他通電Z縣48(?)個鄉宣佈起義,命令所有武裝人員將槍支彈藥全部上交集中封存。他還派人守衛縣檔案館,使歷史檔案無一卷毀損。一切停當後,他徒步城外數裏迎接解放軍入城。

意想不到的是,解放軍入城不久,新政權穩定局勢後,馬劍秋馬上就成了階下囚。在獄中,馬劍秋得知自己被判處死刑後,心情萬分痛苦,他流着淚寫了一份“刑場上的演講”,傾訴自己的痛苦心情,他說(大意),他一直在尋找救國之道,對於國民黨他很失望,現在終於盼來了共產黨,終於有了希望,可是卻要被槍斃,再也看不到希望了。

馬劍秋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難道還不知道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政權要了他的命,使他的一切希望徹底破滅,雖然他曾經“棄暗投明”?馬劍秋倒下的那片西山公園草坪後來長期成爲Z縣的刑場,一批又一批的人在那裏倒在槍口下,鮮血一次又一次浸透了那塊土地。

最匪夷所思的是槍斃張國錦,那簡直就是一場死亡遊戲,決定人的生死在這裏就像幼兒園裏的孩子玩過家家。這一天,西山公園廣場又黑壓壓地坐滿了人,又一次公審大會即將舉行。15個死囚被押了上來,等待最後時刻的到來。其中一個死囚很多人都認得,是Z縣精忠中學(現Z縣中學)教師、陝西人張國錦。當宣佈張國錦的罪名爲“一貫道”(當時定性爲反動會道門)成員時,張國錦一口否認。張國錦用嘲諷的口氣冷冷地說:“我根本不知道什麼一貫道,更沒有參加過一貫道。今天在場有這麼多羣衆認識我,精忠中學的全體師生都坐在前排,只要有一個人看見我參加過一貫道或者看見我搞過一貫道活動,請站出來講話。”將近一萬人蔘加的公審大會頓時一片寂靜,鴉雀無聲。過了一會兒,一些人開始議論,怎麼沒有一點證據就定死罪呢。審判臺上的縣長陳杰,祕書範梓里等人似乎有點慌了,此時此刻去哪裏找證據呢?議論之聲越來越多,嗡嗡響成一片。審判臺被迫臨時舉行緊急會議研究對策,最後由範梓里宣佈,號召在場羣衆揭發張國錦一貫道之外的新罪行。

在範梓里的示意下,一個叫譚祥雲的教師爬上主席臺前的一張大方桌揭發張國錦。他說,張國錦肯定是一個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我曾親眼看見他在十字街貼壁報,內容全部是反動的,當時我就想質問他,但怎麼敢呢,因爲他有“這話兒(這東西),”譚一邊說一邊將右手插進褲袋向前一比,表示手槍。第二個爬上桌子的是天塹鄉(今屬東溪鎮)人鄧覺。鄧覺說,有一次我和張國錦在上南門官茅廁(公廁)解手,靠得很近,我發現他拿着一張解放前的報紙在看,已經解放了還在看解放前的報紙,不是反革命是什麼?這兩個毫無道理的所謂反革命證據立即爲審判臺上的人解了圍,張國錦的反革命罪就這樣定下了。範梓里馬上宣佈,現在有兩個辦法,一個是立即處決張國錦,一個是帶回去重審後再處決,徵求大家意見,看怎麼辦?

範梓里走到臺前大聲說:“現在只要有一個人(除張的直系親屬外)舉手同意把張國錦帶回去重審,就帶回去。給大家三分鐘的時間”說着範梓里很嚴肅地高舉起左手亮出手錶,開始讀秒報時:1秒、2秒、3秒……還有兩分鐘,1秒、2秒、3秒……還有一分鐘……這時全場死一般的沉寂,人們都好象屏住了呼吸一樣,誰也不敢吭一聲。當三分鐘快到時,張國錦昂起頭以宏亮的聲音說:“在這種情況下誰敢舉手呢?”時間到了,沒有一個人舉手。範梓里又說:“同意立即處決的人請在三分鐘內舉手,說着又舉起左手讀秒報時。譚祥雲和鄧覺首先舉起手來,一會兒全場都陸陸續續地舉起手來了。張國錦怒吼:”在這種情況下誰敢不舉手呢!“主席臺立即以舉手錶決爲依據宣佈張國錦死刑立即執行,張國錦等15人遂被押往東側草坪行刑。張國錦慢步徐行,不斷高呼”實事求是萬歲!毛主席萬歲!“直到槍響倒下。

 金庸(圖片:維基)
金庸(圖片:S19991002/維基)
 金庸(圖片:維基)

中共鎮壓的“反革命”大都是國民政府縣長以下到甲長爲止的軍公教(軍人、公務人員、公立學校教師)人員,反之,大官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殺,反而給予一個“政協委員”或什麼代表,作爲“統戰標本”以誘惑在海外的國民黨大官來歸。因爲省主席、廳長等高官,在基層沒有半點實力,留着他們無害。反之,基層力量控制在縣長以下的區、鄉、保、甲長手上,所以對一階層非殺不可。有些軍公教人員已經被中共判過刑,三年、五年勞改,也都安份接受改造,此時不需任何理由,一律重審,即時槍殺,僅僅因爲在國民政府工作過,或在國民政府當過兵,就被當作“反革命”槍決。

 鎮反:殺人失控,出現了大量冤假錯案。(圖片:網絡)
鎮反:殺人失控,出現了大量冤假錯案。(圖片:網絡)
 鎮反:殺人失控,出現了大量冤假錯案。(圖片:網絡)

國軍被大量屠殺 日本戰犯卻沒殺一個

在這場鎮反運動中,國軍在內戰期間“起義”投誠、被俘、退役返鄉、閒居或從商的高級將領絕大部分遭到槍殺、關押,他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都不同程度地收到株連。這些被殺的242名國軍高級將領中,其中上將與辛亥元老4名、中將 78 名、少將160名。 這被殺的242國民黨高級將領,他們幾乎全部參加了八年抗日戰爭,其中不少高級將領都是抗日名將,民族英雄。

更爲可笑的是,同時期被關押1062名日本戰犯中,1017名分批釋放,只有40名罪行嚴重的分別判處8—20年有期徒刑,沒有一個判死刑。

其中上將與辛亥元老1、何海清辛亥革命元勳(1875--1950)上將 1950年處死。2、宋鶴庚辛亥革命元勳(1883--1952)上將。1952年死刑。3、夏之時辛亥革命元勳(1887--1950)1950年槍決。4、鄧玉麟辛亥革命元勳(1881--1951)1950年處決。另有中將、少將國軍將領不一一列舉了。

全國各比如貴州省在國民黨統治時期81個縣的縣長,在中共軍隊進入貴州時,有的“起義”,有的“投誠”,有的被捕後釋放,個別的還給他們安排了工作,大多數人已經做了處理。可是,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一片喊殺聲中,被全部殺掉。

1954年1月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的報告稱:鎮反運動以來,全國共捕262萬餘人,其中“共殺反革命分子712,000餘名,以被處決人數71.2萬這個數字來計算,佔當時全國5億人口的千分之一點四二。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4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稱: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分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餘人被判死刑,佔當時全國5億人口的千分之一點七五。

 鎮反運動對中國影響

中國曆朝歷代在改朝換代之後,統治者在奪取政權之後無一例外的都是採取寬容止殺的策略爭取民心,穩固政權。經常是大赦天下,赦免監獄裏的囚犯,赦免戰爭中敵方陣營中的僕從犯、追隨者及普通士兵,以使國家結束戰亂、休養生息,發展民生。而中共卻反其道而行之,大開殺戒。在土改運動中,可以說把農村的鄉紳階層殺個精光,而鎮反運動把民國時期的政府官員、工作人員、投降的軍人、起義幫助中共打天下的國民黨軍官也幾乎殺了精光。這些人很多是因爲的看到國民黨的腐敗而留下來沒有去臺灣,既希望與共產黨的。但是最終卻慘死在中共手中。

應該說,中共再剛剛建立政權之初,就完全拋棄在建政前給中國民衆的承諾,那時的中共承諾給民衆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可是民衆看到是血腥的屠殺。在這樣的運動下,製造了中國民衆對共產黨的恐懼,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民衆跟着中共指鹿爲馬已經成爲常態。一邊殺看着人,一邊喊毛主席是“大救星”,一邊看着屠殺無辜,卻沒有人敢說不,還要喊“共產黨萬歲”。這樣的社會狀態,應該已經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只會帶來更多的悲劇。所以以後再有大饑荒餓死多少人,也沒有人敢說真話,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必然。

中華民族開始一步步走向深淵。

責任編輯:吳永健/李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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