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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的“镇反运动”(图片:网络)
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的“镇反运动”(图片:网络)

镇反:毛泽东独创按人口比例杀人的运动

中共建政70年政治运动系列(2)

【希望之声2019年11月25日】(作者:楊述之)2019年10月1日是中共篡政七十周年的日子, 有历史学家统计,中共在建政以来,在中国发动了50多次政治运动,也有的说有70多次。但是不管怎样,在这个70年中,“政治运动”都是中国人一个惧怕的名词。因为一搞“政治运动”几乎就意味着有很多人被整肃、被屠杀、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那么中共为什么要不断的搞政治运动?通过这些政治运动它都达到了目的。在中共建政70年之际,让我们来反思、总结这些运动到底给中国、中国民众和整个中华民族都带来了什么。今天我们关注第二集:镇反运动

  镇反是毛泽东独创的按人口比例杀人运动

镇反全名叫做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中共建政之后,由毛泽东主持下于195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对象是内战留在大陆的失败者,包括国民政府的原党政军体制人员及“阶级敌人”。对于到底有多少人是反革命应该杀,毛泽东曾经有过一个“想法”,他认为反革命的人数应该是人口的千分之一,他指示各个地方要按照这个比例杀人。于是一个逐步失控的、前所未有的按照比例杀人的政治运动在中华大地的开始肆虐开来。

 镇压反革命运动(图片:维基)
镇压反革命运动(图片:维基)
 镇压反革命运动(图片:维基)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认为:华东地区多数都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50年2月,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而原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依据史料翔实记述1950—1951镇反运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如何无法无天、按比例、按数位杀人的决策内幕。镇反杀人数已超过四年内战国共军队的死亡数。

大规模镇反运动进行了3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年10月至1951年9月;第二阶段为1951年10月至1952年9月;第三阶段为1952年10月至1953年底。根据公安部门统计,镇压反革命运动实际执行时间是从1951年1月开始,第一阶段杀人数量约占整个镇反运动中杀人量的75%,按71.2万人计算,即有54.3万多人,主要是(在毛泽东按比例杀人的双十指示之后)一九五一年二、三、四、五几个月内被处决的,六至九四个月是收缩、休整期,要求暂停捕人、杀人(现行除外)。所以在镇反运动开始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杀了五十多万人,超过国、共双方在内战中三大战役(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国共双方战死人数为四十多万)中在战场上战死的人数总和,实在令人震惊。

1951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接到中南局转来的驻扎在湘西27军的镇反报告,该报告说,在湘西21个县,仅仅驻军部队就已经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并准备由地方政府再杀一批。毛泽东批示道:“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并强调“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要求“各地务必抓紧照此办理”。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省委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一月二十九日,公安部对中南军政委员会报告说湖北省已经逮捕一九八二三人,其中在省级机关内部逮捕了一百六十人。公安部在报告上批注:“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恐慌和思想波动”。毛泽东看了以后,批评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泼冷水”。2月5日,中央西北局报告说:两个月已经逮捕五千多人,杀了五百多人,虽然总体看杀得不狠,处理缓慢;但是执行镇反计划一定要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 “双十”指示的要求)。毛泽东看后批示道:“对判死刑者,轻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上行下效。很多地方把杀人批准权由专署一级进一步下放到县一级。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对判处死刑的人,不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罪行来定罪量刑,确定该不该杀,而是根据人口比例,要求某地、某市必须杀多少人,这是最大的荒谬之处。毛泽东最初要求,杀人比例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五,严重的地方,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一;以后他又说个别地方可以突破,但不超过千分之一点五,最多不要超过千分之二。

1951年二月中旬,毛泽东直接电告上海、南京两市委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二百余人的情况,我认为一九五一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罪恶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道)会门头子三千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一千五百人左右。这个数字是否妥当,请你们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七十二人,拟再杀一千五百人,这个数目太少。南京是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二千余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1951年二月二日,政务院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毛泽东立即指示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及各省会城市,说这些地方“是反革命组织的重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1951年二月十七日,北京市在罗瑞卿的直接领导、指挥下,一夜之间逮捕六百七十五人,第二天(18日)公开枪决五十八人;3月7日夜又逮捕一千零五十人,25日公开枪决一百九十九人。毛泽东充分肯定北京的做法。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3月初天津市委上报说在已经处决了一百五十人的基础上,拟再处决一千五百人。毛泽东说:“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大杀几批反革命”的一再督促、指示,向中央报告说:“上海决心在已经逮捕了一千零六十八人、处死一百多人的基础上,再放手逮捕一万人,杀三千人,关四千人,管(制)三千人。”毛泽东对上海市委纠正在捕、杀人问题上谨小慎微的态度,准备大捕、大杀的计划,给予充分肯定。他立即致电上海市委:“如果你们能逮捕万余,杀掉三千,将对各地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你们注意在逮捕后迅速审讯,大约在半个月内就应该杀掉第一批,然后每隔若干天判处一批。”于是,上海市委在4月27日一天逮捕八千三百五十九人,仅隔三天,4月30日一天就处决二百八十五人,5月9日再处决二十八人。“决议”发布后,由于惯性作用,上海大规模捕人、杀人没有能立即停止下来,6月15日一天又处决了二百八十四人,以后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人,少则几十名,多则一百四五十名。

鉴于镇反运动开始时候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而且杀人过多、明显失控,中共政府于1951年2月21日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

只要有勾结帝国主义,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叛变,持械聚众叛乱,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会门,抢劫、破坏公私财产和公共设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布谣言,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项行为,甚或意图之一者,不论“已遂”、“未遂”,均可定为“反革命罪”。使得“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更宽泛,处刑标准有更大的自由度。

杀人失控  出现大量冤假错案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曾发出指示要求将镇压对象“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量刑标准和法律审判程序,加之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中央的杀人指标,这一指示某种程度上是一纸空文。镇反运动不可避免地、极其严重地扩大,杀人失控,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

许多国军投诚官兵和中共地下党员也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杀”、“管”、“关”,如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追随中共,投身地下党推翻国民党活动,八年抗战期间亦因中共指派随宣传团集体参加了国军,国共内战后期并策动桂北民国政府军政人员“起义”成功,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1949年抗日名将池峰城策动军统北平站长徐宗尧“起义”,率所部参加“北京和平解放”,4月因“历史遗留问题”被关押审查,1955年3月16日池峰城在北京狱中病逝。武侠小说家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也是在镇反期间被处死的。

下面我们在根据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来讲述当时发生的一些荒唐的故事:Z县泰来乡罗家岭人、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字介仙)被Z县派去的民兵从成都押回执行枪决。罗广瀛是国军15兵团司令、著名起义将领罗广文的堂兄,早年留学日本,一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据说他编写的“蚕桑”教材直到八十年代还在四川大学使用。解放前夕,罗广瀛痛感国民党贪污腐化,以兄长身份冒着危险前往罗广文司令部劝说罗广文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我读过有关资料)。罗广文后来毅然起义,促成了成都和平解放,不能说没有罗广瀛的一份功劳。像这样一个人却要被枪毙!我在编《Z县志》时,曾在档案资料中见到罗的妻子写给政府请求宽大的信,信上说,一家八口全靠罗广瀛养活,望给予宽大处理,给全家人一条生路。但是,那些杀红眼的人最后还是用一颗子弹结束了罗广瀛。

更无辜的是马剑秋。马剑秋是Z县石宝人,临解放时担任Z县自卫总队长,掌握着全县的武装力量。他接受了许多新思潮,坚信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能够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所以当解放大军进军西南,快要到达Z县时,他通电Z县48(?)个乡宣布起义,命令所有武装人员将枪支弹药全部上交集中封存。他还派人守卫县档案馆,使历史档案无一卷毁损。一切停当后,他徒步城外数里迎接解放军入城。

意想不到的是,解放军入城不久,新政权稳定局势后,马剑秋马上就成了阶下囚。在狱中,马剑秋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后,心情万分痛苦,他流着泪写了一份“刑场上的演讲”,倾诉自己的痛苦心情,他说(大意),他一直在寻找救国之道,对于国民党他很失望,现在终于盼来了共产党,终于有了希望,可是却要被枪毙,再也看不到希望了。

马剑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难道还不知道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要了他的命,使他的一切希望彻底破灭,虽然他曾经“弃暗投明”?马剑秋倒下的那片西山公园草坪后来长期成为Z县的刑场,一批又一批的人在那里倒在枪口下,鲜血一次又一次浸透了那块土地。

最匪夷所思的是枪毙张国锦,那简直就是一场死亡游戏,决定人的生死在这里就像幼儿园里的孩子玩过家家。这一天,西山公园广场又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又一次公审大会即将举行。15个死囚被押了上来,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其中一个死囚很多人都认得,是Z县精忠中学(现Z县中学)教师、陕西人张国锦。当宣布张国锦的罪名为“一贯道”(当时定性为反动会道门)成员时,张国锦一口否认。张国锦用嘲讽的口气冷冷地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一贯道,更没有参加过一贯道。今天在场有这么多群众认识我,精忠中学的全体师生都坐在前排,只要有一个人看见我参加过一贯道或者看见我搞过一贯道活动,请站出来讲话。”将近一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顿时一片寂静,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一些人开始议论,怎么没有一点证据就定死罪呢。审判台上的县长陈杰,秘书范梓里等人似乎有点慌了,此时此刻去哪里找证据呢?议论之声越来越多,嗡嗡响成一片。审判台被迫临时举行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最后由范梓里宣布,号召在场群众揭发张国锦一贯道之外的新罪行。

在范梓里的示意下,一个叫谭祥云的教师爬上主席台前的一张大方桌揭发张国锦。他说,张国锦肯定是一个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我曾亲眼看见他在十字街贴壁报,内容全部是反动的,当时我就想质问他,但怎么敢呢,因为他有“这话儿(这东西),”谭一边说一边将右手插进裤袋向前一比,表示手枪。第二个爬上桌子的是天堑乡(今属东溪镇)人邓觉。邓觉说,有一次我和张国锦在上南门官茅厕(公厕)解手,靠得很近,我发现他拿着一张解放前的报纸在看,已经解放了还在看解放前的报纸,不是反革命是什么?这两个毫无道理的所谓反革命证据立即为审判台上的人解了围,张国锦的反革命罪就这样定下了。范梓里马上宣布,现在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立即处决张国锦,一个是带回去重审后再处决,征求大家意见,看怎么办?

范梓里走到台前大声说:“现在只要有一个人(除张的直系亲属外)举手同意把张国锦带回去重审,就带回去。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说着范梓里很严肃地高举起左手亮出手表,开始读秒报时:1秒、2秒、3秒……还有两分钟,1秒、2秒、3秒……还有一分钟……这时全场死一般的沉寂,人们都好象屏住了呼吸一样,谁也不敢吭一声。当三分钟快到时,张国锦昂起头以宏亮的声音说:“在这种情况下谁敢举手呢?”时间到了,没有一个人举手。范梓里又说:“同意立即处决的人请在三分钟内举手,说着又举起左手读秒报时。谭祥云和邓觉首先举起手来,一会儿全场都陆陆续续地举起手来了。张国锦怒吼:”在这种情况下谁敢不举手呢!“主席台立即以举手表决为依据宣布张国锦死刑立即执行,张国锦等15人遂被押往东侧草坪行刑。张国锦慢步徐行,不断高呼”实事求是万岁!毛主席万岁!“直到枪响倒下。

 金庸(图片:维基)
金庸(图片:S19991002/维基)
 金庸(图片:维基)

中共镇压的“反革命”大都是国民政府县长以下到甲长为止的军公教(军人、公务人员、公立学校教师)人员,反之,大官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杀,反而给予一个“政协委员”或什么代表,作为“统战标本”以诱惑在海外的国民党大官来归。因为省主席、厅长等高官,在基层没有半点实力,留着他们无害。反之,基层力量控制在县长以下的区、乡、保、甲长手上,所以对一阶层非杀不可。有些军公教人员已经被中共判过刑,三年、五年劳改,也都安份接受改造,此时不需任何理由,一律重审,即时枪杀,仅仅因为在国民政府工作过,或在国民政府当过兵,就被当作“反革命”枪决。

 镇反:杀人失控,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图片:网络)
镇反:杀人失控,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图片:网络)
 镇反:杀人失控,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图片:网络)

国军被大量屠杀 日本战犯却没杀一个

在这场镇反运动中,国军在内战期间“起义”投诚、被俘、退役返乡、闲居或从商的高级将领绝大部分遭到枪杀、关押,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都不同程度地收到株连。这些被杀的242名国军高级将领中,其中上将与辛亥元老4名、中将 78 名、少将160名。 这被杀的242国民党高级将领,他们几乎全部参加了八年抗日战争,其中不少高级将领都是抗日名将,民族英雄。

更为可笑的是,同时期被关押1062名日本战犯中,1017名分批释放,只有40名罪行严重的分别判处8—20年有期徒刑,没有一个判死刑。

其中上将与辛亥元老1、何海清辛亥革命元勋(1875--1950)上将 1950年处死。2、宋鹤庚辛亥革命元勋(1883--1952)上将。1952年死刑。3、夏之时辛亥革命元勋(1887--1950)1950年枪决。4、邓玉麟辛亥革命元勋(1881--1951)1950年处决。另有中将、少将国军将领不一一列举了。

全国各比如贵州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81个县的县长,在中共军队进入贵州时,有的“起义”,有的“投诚”,有的被捕后释放,个别的还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大多数人已经做了处理。可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片喊杀声中,被全部杀掉。

1954年1月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的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262万余人,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占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四二。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占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七五。

 镇反运动对中国影响

中国历朝历代在改朝换代之后,统治者在夺取政权之后无一例外的都是采取宽容止杀的策略争取民心,稳固政权。经常是大赦天下,赦免监狱里的囚犯,赦免战争中敌方阵营中的仆从犯、追随者及普通士兵,以使国家结束战乱、休养生息,发展民生。而中共却反其道而行之,大开杀戒。在土改运动中,可以说把农村的乡绅阶层杀个精光,而镇反运动把民国时期的政府官员、工作人员、投降的军人、起义帮助中共打天下的国民党军官也几乎杀了精光。这些人很多是因为的看到国民党的腐败而留下来没有去台湾,既希望与共产党的。但是最终却惨死在中共手中。

应该说,中共再刚刚建立政权之初,就完全抛弃在建政前给中国民众的承诺,那时的中共承诺给民众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可是民众看到是血腥的屠杀。在这样的运动下,制造了中国民众对共产党的恐惧,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民众跟着中共指鹿为马已经成为常态。一边杀看着人,一边喊毛主席是“大救星”,一边看着屠杀无辜,却没有人敢说不,还要喊“共产党万岁”。这样的社会状态,应该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只会带来更多的悲剧。所以以后再有大饥荒饿死多少人,也没有人敢说真话,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必然。

中华民族开始一步步走向深渊。

责任编辑:吴永健/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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