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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1967年,北京二十三中“復課鬧革命”(圖片:《人民畫報》/《人民畫報》1968年2月)
文革中的1967年,北京二十三中“復課鬧革命”(圖片:《人民畫報》/《人民畫報》1968年2月)

文革之破四舊 傳統文化的浩劫

中共建政70年政治運動系列(5)

【希望之聲2019年11月28日】(作者:楊述之)2019年10月1日是中共篡政七十週年的日子,在歷史上中共基於不同的政治目的對中國人發動了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文革是毛澤東時代中國政治運動的巔峯,是毛澤東自稱的兩大政治遺產之一(另一遺產是中共篡政,把國民政府趕到臺灣)。文革給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帶來的災禍無可估量,文革的影響都可以用“徹底”來描述。它徹底的摧毀了中國的傳統文化,繼反右摧毀了中國文化的精英——士大夫階層之後,文革不僅清理了一些反右的“漏網之魚”也徹底摧毀了中華文化的物質載體——文化建築和文物,使中國人與自己的祖先和文化徹底隔絕,中國人徹底拋棄了祖先以“信仰爲本,道德爲尊”、相信並懼怕因果報應的思維方式,變得肆無忌憚。文革之後的中國人由此墜入“文化沙漠”。

 文革運動 還是從媒體製造“輿論”開始

毛澤東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等一系列政策失敗之後,在黨內的地位受到劉少奇等人的嚴重挑戰。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超理想主義者和自大狂。他堅持,只有他的路線纔是最革命的。在取得林彪軍隊的支持之後,他要實現自己的理想,要打倒劉少奇和他的追隨者,要超越馬恩列斯,成爲世界共運的領袖,給整個人類歷史“開創新的紀元”。在個人權欲和“中國應當有較大貢獻”的理想驅使下,毛澤東要把人民驅向“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實驗場。在這場實驗中,毛澤東認爲他也必將成爲人類歷史最偉大的人物。

現實與理想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在人民羣衆中蘊藏着對過去十七年官僚專制統治的極度不滿,一有機會,他們就會尋找時機,發泄淤積已久的仇恨,並嘗試打碎官僚專制的枷鎖。要發泄的人民,走向專制頂峯的社會,自大狂和超理想並想利用人民打倒政敵的領袖,三條線在同一座標中交匯在一起,歷史的扳機被觸發了。這幾項“文革”發起的條件,只有在六十年代的中國才完全具備。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澤東的指示及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彙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將矛頭對準了明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歷史劇《海瑞罷官》。認爲該劇借古諷今,爲被打倒的彭德懷翻案,支持吳晗的北京市長、負責中共文化宣傳工作的彭真帶頭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並於1966年2月草擬了《二月提綱》。1966年4月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康生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以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並撤銷“二月提綱”,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五一六通知》(圖片: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1966年5月16日)
《五一六通知》(圖片: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1966年5月16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擴大會議。16日通過了康生、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五一六通知》,該通知指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爲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五一六通知》的發佈標誌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

康生等決定“發動羣衆”,派妻子曹軼歐赴北京大學專門會面北京大學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5月25日,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大飯廳貼出了題爲《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甚麼?》的第一張大字報,批判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身在杭州的毛澤東大舉讚揚這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月1日由於毛澤東的批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立即於當晚八時,向全國廣播大字報的內容。

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經陳伯達、王力、關鋒修改的頭版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呼籲民衆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頭版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圖片:《人民畫報》 /《人民畫報》1966年第08期)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頭版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圖片:《人民畫報》 /《人民畫報》1966年第08期)

提出“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即“破四舊”)的口號;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又明確規定“破四舊”、“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標。

 “破四舊”緣起

中共把中華傳統道德文化說成是“四舊”、是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禍害了中國幾千年。把祖宗留下的好東西、國外引進的好東西統統作爲封、資、修予以剷除。與此相應,立四新,就是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實質是以黨文化代替中國傳統文化。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圖片:呂相友/ http://3g.zhuokearts.com/html/auction/art/detail/1753/1/1/25929461.htm)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圖片:呂相友/ http://3g.zhuokearts.com/html/auction/art/detail/1753/1/1/25929461.htm)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之後,第二天北京的紅衛兵開始走上街頭“破四舊”,在中共的宣導和引導下,紅衛兵衝擊寺院、古蹟,搗毀神佛塑像、石碑、牌坊,破壞文物,並開始大規模的抄家行動,查抄、焚燒藏書、名家字畫,紅衛兵強迫市民交出他們存有的所有黃金和白銀,在抄家過程中還打死了很多所謂階級敵人。

當時的新華社對此進行了連續、正面的歌頌性報導,8月22日《人民日報》頭版報導紅衛兵的“破四舊”,特別介紹了北京第二中學紅衛兵的“宣戰書”。

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好得很》高度評價“破四舊”。各地紅衛兵競相效仿,“破四舊”狂潮迅速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國各大城市乃至廣大農村。

個人文物被毀壞

文物古蹟,圖書字畫等文化遺產,當然是“革命”物件的重中之重。散存在各地民間的奇珍異寶、字畫、書刊、器皿、飾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除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外,其他書籍都被列爲‘四舊’,大量焚燒。黑龍江省中蘇邊境上的嘉蔭縣,中學生衝進縣文化館,將戲裝、圖書搬到街上,全部燒成了灰。江浙一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五百年,著名書畫家大部分出在那裏,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別多,“破四舊”的“成果”也就特別大。僅寧波地區被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就有八十噸!

被譽爲“中國最後一個‘大儒’”的國學大師梁漱溟家被抄光燒光。文革後,梁漱溟回憶抄家時紅衛兵的舉動時說:“他們撕字畫、砸石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後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爲官三代購買珍藏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裏付諸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着火堆呼口號……”

歷史學家章伯鈞家藏書超過一萬冊,被紅衛兵頭頭用來烤火取暖,剩下的則送往造紙廠打成紙漿。

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軾的竹子、文徵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只落得“四舊”二字,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着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

中國特有的刻瓷藝術家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其作品是國寶,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紅衛兵卻認爲刻瓷藝術品也是“四舊”,把他的作品摔了個稀爛。不久,朱悽慘地死去,他的刻瓷藝術從此失傳。

國家級文物被破壞

除搜掠毀壞私人文物外,中華傳統文化古蹟和國家級文物更被毀壞無數,北京在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蹟,竟有4,922處在1966年的八九月間全部毀掉。從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譚厚蘭率領紅衛兵在山東曲阜共毀壞文物6,000餘件,燒燬古書2,700餘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歷代石碑1,000餘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的國寶70餘件,珍版書籍1,000多冊。

就連偏遠的新疆,文物古蹟也受到衝擊,新疆吐魯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畫,是珍貴的藝術品,曾被盜割賣予西方俄、英、德等商人,但運到國外的壁畫被博物館珍藏,保存完好。在‘破四舊’中卻將剩下的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將壁畫用黃泥水塗抹得一塌糊塗,這些珍貴的壁畫成爲廢物。

太原市委書記下令砸毀廟宇。隨即全市190處廟宇古蹟除十幾處被保留外悉數被毀。

河南南陽諸葛亮的“諸葛草廬”(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龍’、‘漢昭烈皇帝三顧處’、‘文韜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間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羅漢全部搗毀,殿宇飾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龍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遭焚。

廣西桂林西山唐代石刻、疊彩山等處摩崖石刻佛像頭部均被砸毀。

貴州省鎮遠縣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青龍洞內所有佛、道、儒三家供奉之像被砸壞,現僅餘空房。

老子講經臺及周圍近百座道館被毀。

周恩來對北京“革命師生”說:“獅子非搬掉不可……,因爲那獅子是封建產物”,結果全國的石獅子都遭殃。

 破四舊:文革期間,臉部被破壞的佛像(圖片:Pat B/Flickr: Trip to Ningxia and Gansu)
破四舊:文革期間,臉部被破壞的佛像(圖片:Pat B/Flickr: Trip to Ningxia and Gansu)

在紅衛兵破“四舊”過程中,中共高官如康生,江青,陳伯達等卻對於被列入“四舊”的文物字畫和抄家掠奪來名貴字畫的大肆掠奪並收藏。

掘墓狂潮

爲從根子上剷除傳統文化,並用馬列代替之,挖祖墳是快捷方式,“破四舊”中,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陵遭到永久性的毀滅。

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屬建築遭嚴重破壞,並刨挖陵墓,記憶體物品搶奪一空,最後全部夷爲平地。

浙江紹興會稽山的大禹廟被拆毀,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爛,頭顱齊頸部截斷,放在平板車上游街示衆。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被後世尊爲孔聖人,上至帝王宰相,下至平民百姓,無不對孔聖人尊崇有加。侵華日軍在曲阜孔廟處都肅靜而過不敢動一毫毛。“破四舊”時,曲阜孔廟遭受毀滅性的打擊,孔府被封,廟碑被毀,孔廟塑像被毀,孔林蒼松古柏被伐,孔子墓被剷平挖掘,書籍化爲灰燼,“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大碑被毀。無數石碑被砸被拔,孔子的七十六代孫孔令貽的墳墓被掘開。

合肥人代代保護、年年祭掃的“包青天”墓,也毀於一旦。

河南湯陰縣中學生將岳飛等人的塑像、銅像,秦檜等“五奸黨”的鐵跪像,連同歷代傳下的碑刻“橫掃”殆盡。

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廟,連岳飛的墳也刨了個底朝天。嶽武穆被焚骨揚灰。

山東冠縣,千古義丐武訓的墓被砸開,掘出其遺骨,擡去遊街,當衆批判後焚燒成灰。

南漳縣,爲抗日名將張自忠建造的張公祠、張氏衣冠冢和三個紀念亭均被破壞。

海南島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墳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遺骨被挖出遊街示衆。

浙江奉化縣溪口鎮蔣氏舊居,中華民國前總統蔣中正生母的墓被掘幵,其遺骸和墓碑都被丟進了樹林。

阿拉騰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園被砸。

書聖王羲之的陵墓及佔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幾乎全部平毀,只剩下右軍祠前幾株千年古柏。

北京的紅衛兵砸了名畫家齊白石的墓和“白石畫屋”,又逼着齊的兒子齊良遲刨平齊白石自書的匾上的字跡。

徐文長、吳承恩、吳敬梓等人的故居都被毀壞,蒲松齡甚至被掘墓鞭屍。

有的人因爲有親戚在國外,被紅衛兵以有“海外關係”等罪名批鬥抄家。8月與9月,僅北京市就有33695戶家庭被紅衛兵或自稱紅衛兵的人員抄家,紅衛兵在一個多月內獲得了103000兩(約5.7噸)黃金、345200兩白銀、5500餘萬人民幣現金,以及613,600件古玩玉器等。

在上海,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間就有84,222戶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戶爲教師或知識分子,紅衛兵除獲得了大量的金銀珠寶外,還獲得了334萬元美金、價值330萬元人民幣的其它外幣、240萬民國銀元,以及3.7億元的人民幣現金或憑證。

據1966年10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文件稱,至此之前全國的紅衛兵僅黃金就獲得了118萬餘兩(約65噸),並將這稱爲充公“剝削階級”的不義之財。

改名風潮席捲全國

從老毛暗示宋任窮之女宋彬彬改名宋要武起,改名風潮席捲全國。

把所謂帶有“封、資、修”色彩,帶有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名字,例如什麼“梅、蘭、竹、菊”,或者帶有孔孟之道特徵的“仁、義、理、智、信”等等,都改爲“革命化”的名字,公安局戶籍管理部門則以“報則速批”爲原則,表示了對這種“革命行動”的支援。

除了改人名外,地名、店鋪、公車站、單位名稱,都掀起了改名風潮。

街道名字中的四舊更是多得數不清。“仁、義、禮、智、信”是傳統文化和國民黨的信條,所以哈爾濱市的五條街光仁、光義、光禮、光智、光信改成了光明、光輝、光芒、光耀、光華。

中性的、不屬封資修卻不夠革命的,也在剷除之列。一時間,給街道、工廠、公社、老字型大小商店、學校改成“反修路”、“東風商店”、 “紅衛戰校”等革命名稱。同仁醫院被改成工農兵醫院,協和醫院被改成了反帝醫院,東安市場改成東風市場,長安街被改爲“東方紅大路”,東交民巷改爲“反帝路”。

連萬年曆、家族宗譜也被視爲“四舊”。僅湖北通城縣焚燬的十萬餘冊古書中,就有一萬四千五百八十本是民間家族宗譜。據不完全統計,文革期間,僅北京全市就有各類文物53萬8千件被毀掉。

香水、化妝品、修指甲、美容、摩面、潔齒、花髮卡、色澤鮮豔的花衣、尖頭皮鞋、窄腿褲,養花種草均屬於“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一經查出,立即實施革命制裁。《人民日報》對此舉予以聲援,引用紅衛兵的話說:“難道工農兵還抹香水、穿尖頭皮鞋嗎?”。在上海,革命小將限令西餐店停業,服裝、皮鞋店停止出售“奇裝異服”,凡發現行人中穿尖頭皮鞋者責令脫下,赤腳走路,穿着、髮型顯得“時髦”的就被剪去一塊,上海街頭的許多西洋雕塑被砸毀。

禁止宗教信徒宗教生活,教堂被衝擊。強迫僧尼還俗,不許唱傳統戲曲,焚燒戲裝、道具仿古工藝品。全國僅剩中共搞的八個樣版戲。

破四舊”不僅造成了社會生活的混亂,財產、文物的損失,在中共的迷惑和鼓動下,更讓紅衛兵不受傳統的循規蹈矩的行爲規範約束,人的魔性被釋放出來,打破了種種文明和傳統文化的禁忌,把階級鬥爭從理念轉化爲實踐,使他們崇尚暴力,把打死人(階級敵人)當成革命行動。這樣中共就可以隨意驅使他們去殺害中國人。

隨中共權斗的發展,紅衛兵被拋棄,上山下鄉開始,紅衛兵運動逐漸停止,文革中後期仍有“破四舊”的提法,但沒有像1966年那樣簡單、激烈的“破四舊”行動了,在意識形態上批判卻還延續着,後來,雖然不再提“破四舊”,但中共一直在實施着,1990年代以來各地政府的大拆大建、盜墓及文物走私,破壞文物的程度也極爲嚴重。

中共爲何要“破四舊”?

北京故宮由於中共的保護,並未遭到直接破壞。這說明中共完全有能力保護這些文物,凡是被毀的,都是中共有意讓紅衛兵破壞之。那麼爲什麼中共要這樣毀掉中國的文物呢?一方面,文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載體,那麼多書籍、字畫、建築、雕塑等等,都是記載着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是中華文明的記載。毀掉這些,是從“物”上杜絕中國人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連接;二是沒了文物這個傳統文化的載體,中共就可以就可以肆意篡改中國的歷史,傳統文化的內涵了。比如後來雖然有些寺廟被重建了,但是和尚卻成了一個分科級、局級幹部的職業了,真正清修的和尚已經基本絕種了,反而善於經營的和尚成了寺廟的SEO。

廟雖然重建了,但是內涵,其本質已經被中共給毀掉了。

下面是視頻:“五一六通知”50年 文革仍是“糊塗賬”

責任編輯:吳永健/李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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