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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1967年上海造反派慶祝遊行情景(圖片:《人民畫報》 /《人民畫報》1967年)
文革中的1967年上海造反派慶祝遊行情景(圖片:《人民畫報》 /《人民畫報》1967年)

文革 一個人的“勝利” 民族的浩劫

中共建政70年政治運動系列(6)

【希望之聲2019年12月2日】(作者:楊述之)2019年10月1日是中共建政七十週年的日子。回顧這70年,所有的政治運動中,文革應該是中國人影響最深的一場運動。整個國家在十年的時間內陷入一片混亂,受害人遍及社會各個階層。文革,是一場於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所發生的政治運動。毛澤東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自上而下動員成千上萬紅衛兵在中國大陸進行全方位發動的階級鬥爭和殺戮。今天,我們來回顧這其中的點點滴滴。

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背景和緣由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可以說至少有內外兩重因素;內因是1949年,中共建政後,毛澤東發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土改、三反、反右,特別是大躍進、人民公社,造成幾千萬人死亡,應該說在中共高層,特別是早期跟隨毛澤東的元帥、元老們有一定意見,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提出質疑,結果被立刻打倒,成爲“反黨集團”。劉少奇在擔任國家主席後推出一些比較務實的舉措,他提出的團結爲主的一些思路,包括經濟建設的一些方法,使得國家經濟、建設取得一定的進展,在黨內一些務實的人開始傾向劉少奇; 毛澤東當時因爲大躍進被迫“黨內自我批評”,並且已經實質上是“退居二線”,他感到了這些來自身邊的威脅。而劉少奇此時還在認真進行所謂的“黨內自我批評”甚至提出”大躍進是嚴重錯誤的“、“這幾年的錯誤中央負主要責任‘等等言論,以爲毛澤東和共產黨可以自我改良,卻不知道一場大禍將臨頭;

而文革發生的一個更重要的外因就是蘇共新領導人赫魯曉夫在上臺後,立刻對蘇聯前領導人斯大林的階級鬥爭政策進行了全盤的否定,徹底顛覆了“偉大領袖斯大林”的形象;這些給了毛澤東非常“現實”的教育。如果按照這個形勢下去,毛澤東認爲的他的接班人,也會全盤否定他。1966年5月5日,毛澤東會見外賓時說道:“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着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毛澤東開始尋找方法來準備打倒所有和他思想不一致的人或是對他不忠心的人,特別是劉少奇。

雖然多次政治運動給中國造成幾千萬的非正常死亡,但是在民間、在社會上,對於毛澤東的造神運動卻通過中共的媒體、影視作品不斷給推向高潮。毛澤東是”紅太陽“,是”大救星“,”毛主席一句頂一萬句“;毛澤東在歷次運動中要清除的都是農民、知識分子、企業家和國民黨原政府官員、軍人等。而這次卻不同,他要清除的都是身邊的“功臣”,當時劉少奇已經是“國家主席”,其實是中國政府當時的國家最高領導人。他該怎麼做?毛澤東成功的利用社會各階層對領袖的“無限崇拜”,利用社會的最基層——學生,然後再發動羣衆鬥羣衆,不惜徹底摧毀所有的社會秩序,最終達到了他個人的目的,卻給這個社會帶來了無窮的災難。

紅衛兵“造反有理 革命無罪”

1966年5月29日,清華附中成立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此後全國大中學校學生紛紛起來造反,很快使學校的領導和教學工作癱瘓。劉少奇和鄧小平派到基層的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毛澤東批評了劉鄧,作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當日紅衛兵寫信給毛澤東,聲稱“造反有理”,毛澤東表示同意。8月8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後來簡稱《十六條》)。“文化大革命”一詞首次出現在中共中央決定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開始。

文革中,1967年的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圖片:《人民畫報》 /《人民畫報》1967年)
文革中,1967年的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圖片:《人民畫報》 /《人民畫報》1967年)

1966年8月1日,中共八界十一次會議召開。會上,毛澤東支持紅衛兵,再次指責中央派工作組,“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工作組是“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會議原定在8月5日結束,但在當日,毛澤東用鉛筆在一張報紙的邊角上寫了《跑打司令部》,指出中央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令會議日程被延長,內容也很快轉向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判。

8月7日,毛澤東在謄清稿上修訂後加標題,由當日會議印發。文中說:“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爲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雖然沒有點名,但是實際矛頭已經直指過去50天內執政的劉少奇。毛澤東同時將之前缺席了一週會議的林彪召回北京,林彪隨即於8月8日發錶針對劉少奇發表了言辭激烈批判,並與其在5月18日關於彭陸羅楊等人“錯誤”地言論,一起印發大會。

毛澤東還寫了一個《關於發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內容是:“黨的政策不主張打人。但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在“好人打壞人活該”的授意下,暴力殺人事件不斷髮生。

紅衛兵殺人無罪 全國失控

文革中死人集中於幾個時期,第一個是一九六六年的“紅色恐怖”。以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正式開場的文革,宗旨就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對“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周恩來有個說明:“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不是掃一切幹部,而是掃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壞、右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就是文化革命的對象。

這“橫掃”,肇始於以中共幹部子弟爲基本隊伍的紅衛兵對牛鬼蛇神的抄家。這時,牛鬼蛇神還只限於“五類份子”即“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資本家。北京市家被抄的多達十一萬四千多戶。從北京發源、迅速達於全國。抄家之多,史無前例。譬如上海郊區川沙縣有七千八百多戶人家被抄。浙江嵊縣,八千餘戶被抄。全國城鎮鄉村被抄家的總數當接近一千萬戶。

伴隨着抄家的,是拷打進而殺戮以“五類分子”爲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國大地上,從不曾有那麼多人在那麼短暫的時期內,死於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帶。殺與已無冤無仇的人,要有精神支柱,十幾歲的中學生將老師校長、鄰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當時的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會議上說:“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份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羣衆打死人,我不讚成,但羣衆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於是各地派出所與紅衛兵合作,將凡有“份子”頭銜的牛鬼蛇神的名單交給他們,讓他們去抓鬥毆打。

謝富治還召集在各省、市公安局局長開會,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着。”一個省的公安局長問:“拘捕起來總可以吧?”謝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來,你們能捕得光嗎?全國九千萬個紅衛兵,到時,他們不衝你的公安局就好了。”他還指示“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

在這批中共幹部子弟紅衛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澤東作出了從未有過的舉動,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他們的代表。由於各省、市公安局的局長們還是有顧慮,他們擔心於手讓學生在街上隨意打死人,運動過後自己被追究。毛澤東於八月二十二日親自批轉了一個名爲《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文件,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除了……現行反革命份子,……運動中一律不逮捕人。”

於是,全國的警察都對紅衛兵行兇、打人、殺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最高指示”傳遍全國,殺戮在全國範圍進行。全國在這場“紅色恐怖”被殺者應不下十萬。在這段後來被稱爲“紅色恐怖”的時間內,據官方統計僅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在市郊的大興縣更是發生屠殺,三天之內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殺死了325人。

劉少奇被打倒 高層幹部被清理

毛澤東作爲文革的發動者,也是唯一的贏家,文革是毛澤東以打倒劉少奇及其追隨者爲目的,所以文革從發起開始,劉少奇的命運就已經註定。

作爲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中的主要成員的劉少奇,是從1959年4月至1966年擔任國家主席的,是僅次於毛的二號人物。由於毛和劉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開始的“四清運動”中的矛盾日益尖銳,毛不再滿足“枝枝節節、修修補補”,轉而醞釀和發動“文化大革命”,並希望藉此置劉少奇於死地。

 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天安門城樓上交談。(圖片:孟昭瑞 /《共和國震撼瞬間》,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天安門城樓上交談。(圖片:孟昭瑞 /《共和國震撼瞬間》,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天安門城樓上交談。(圖片:孟昭瑞 /《共和國震撼瞬間》,人民文學出版社)

對此,不少研究中共黨史的學者早已達成共識,即毛髮動文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其代表正是劉少奇。

1966年12月,江青公開宣稱“劉少奇是黨內的赫魯曉夫”,北京出現了“打倒劉少奇”的標語。同時,中央成立的“王光美專案組”負責對劉少奇、王光美的調查。此專案組直到1968年4月才公開以“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名義活動,組長爲周恩來。劉少奇隨後被徹底打倒,並被“嚴加看守”,直至1969年慘死於河南開封。

還有一個就是林彪,一個“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中共黨章上寫明的接班人竟然叛國投敵,甚至還妄圖謀害毛澤東。林彪被中共稱爲“戰神”,爲中共竊國打下了三分之二的江山,文革中又被中共明確爲毛的接班人,但下場卻極爲悲慘。中國人形容下場最慘有兩句話,“死無葬身之地”和“家破人亡、斷子絕孫”,這兩條林彪全佔了,一家死在異國他鄉,屍骨不全,慘絕人寰。文革中,沒有哪件事比得上林彪事件更具爆炸性。他是一個把毛捧上神壇,又摔下神壇的人。

 1966年國慶典禮上的毛澤東與林彪(圖片:《人民畫報》 /《人民畫報》1966年第11-12期)
1966年國慶典禮上的毛澤東與林彪(圖片:《人民畫報》 /《人民畫報》1966年第11-12期)
1966年國慶典禮上的毛澤東與林彪(圖片:《人民畫報》 /《人民畫報》1966年第11-12期)

象劉少奇、林彪死於文革的高幹、名人由此可以給出一個長長的名單,下面只列舉一些作爲代表:

彭德懷 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元帥  1974

賀 龍 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家體委主任、元帥  1969

陶 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國務院副總理  1969

張霖之 煤炭工業部部長 1967

賈拓夫 原國家計委第一副主任  1967

許光達 國防部副部長、大將  1969

張學思 海軍參謀長,張學良之弟 1970

田 漢 作家、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黨組書記 1968

鄧 拓 人民日報總編輯,雜文家 1966.5.17 服毒致死。

吳 晗 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 1968.10.11 獄中自殺,死前頭髮被拔光。

翦伯贊 歷史學家 1968.12.18 與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藥致死。

上官雲珠 著名電影演員 1968.11.22 病中跳樓身亡。

容國團 世界乒乓球男單冠軍 1968.6.20 北京龍潭湖畔槐樹上吊自殺。

姜永寧 乒乓球國手 1968.5.16 在拘留室上吊自殺。

傅其芳 國家乒乓球隊教練 1968.4.16. 在北京體育館自縊而死。

熊十力 國學大師 1968.5.24 絕食身亡。

顧聖嬰 著名女鋼琴家 1969.1.31 與母親弟弟開煤氣全家自殺。

嚴鳳英 著名黃梅戲演員 1968.4.8 服安眠藥死於醫院,死後被解剖在其體內找發報機。

老 舍 著名作家 1966.8.24 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的口號,“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圖片:《人民畫報》 /《人民畫報》1967年)
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的口號,“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圖片:《人民畫報》 /《人民畫報》1967年)
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的口號,“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圖片:《人民畫報》 /《人民畫報》1967年)

文革初期自殺者約廿萬人

更多的人自殺了。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範圍內、用如此多的法子結束自己的生命。僅一個陝西省,文革中自殺的黨、政幹部就有兩千多名。

作家巴金回憶道:“當時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判,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辭攻擊死者。”八月二日,湖北省委召開文化革命積極分子萬人大會,省長張體學說:“有的人怕運動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緊。我們沒有搞非法鬥爭,給你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個?我叫你不死,你要死,你死了活該。”

六月中,毛澤東曾對李志綏醫生說:“這次死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殺。現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興天下大亂。”他大大低估了這場運動的瘋狂,實際死人至少是毛澤東估計的“千把人”的一百倍。

紅衛兵從文鬥到武鬥 文革死人第二波高峯

一九六七至六八年的“武鬥”是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的第二波高峯期。

全國性的武鬥起於六七年新疆。一月初,毛澤東號召“奪權”。但軍隊不能奪權。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石河子的一個汽車團的造反派要奪權,當權派不服,請部隊派人支援,想用武力解決。雙方交火,死傷百餘人。軍隊大獲全勝。

這便是一月二十六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國武斗的第一槍。此後各地武鬥綿延不絕,直至六八年底方漸平息。

武鬥中死了多少人?今以陝西省爲例,勉縣武鬥“死亡85人,其中打死47人,武器走火死亡12人,武鬥汽車肇事死亡13人,武鬥中觸電死亡1人,打死無辜羣衆3人。”蒲城縣雙方及無辜老百姓死34人。城區十餘條街道的兩萬多所民房被燒。安康縣武鬥,歷時一年,毀房屋三千三百餘間,死亡784人。

山西武鬥,以長治地區最烈,當地是中國的軍火工業的基地之一。軍分區和當地空軍駐軍分別支持兩派。打到交通全部斷絕,空軍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軍分區集中各縣民兵組成“剿匪兵團”,打開軍火庫,武數萬民兵,由軍分區首長指揮攻城戰。在攻克一座煤礦的激戰中,僅守方即陣亡二百多人,數百人負傷。而守方曾在一次交戰中將參戰的官兵十二個整連外帶四個班全部繳械、俘虜。“雙方打死打傷參戰人員不計其數。”

江青說過四川“武打全國出名了”,“重慶打得稀爛,陣線就比較清楚了。好得很!”全國在單次武鬥中傷亡最大的,是四川瀘州。一仗打死兩千餘人,另有八千多人成殘廢。

浙江也是武鬥死亡較多的地方之一,譬如嵊縣雙方共戰死191人。

有的地方羣人組織間的武鬥引起地方軍隊鎮壓,造成大批傷亡。譬如寧夏,一九六七年八月間,康生指示駐寧夏的部隊支持一派,“必要時可發槍自衛”,並在青銅峽地區鎮壓“保守派”,打死、打傷各一百餘人。浙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陸軍第二十軍政委南萍夥同杭州造反派頭頭張永生、武裝鎮壓蕭山、富陽兩縣。在蕭山打死27人,大部分是抓獲後活活拷打死的;在富陽打死135人,打殘319人,燒燬房屋1200餘間。

廣州作家秦牧曾這樣記述在廣州街頭所見:“人們咬着匕首,擡屍遊行”。“在一些中學門口,看到因武鬥而武的學生的訃告,上面大書‘享年十七歲’、‘永垂不朽’等字眼。”一天早上,“當我走回報社的時候,一路都看到路樹吊屍的景象。那些屍體,大多是被打破了頭顱、鮮血迸流的。在從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見到八具這樣的屍體。”

一年多的武鬥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應在30萬至50萬之間。

1968-1969年的 “清理階級隊伍”,簡稱“清隊”,是毛澤東和周恩來聯手“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

 五十萬人死於“清隊”

按照毛澤東“專政是羣衆的專政”的指示,各地都層層建立了“羣衆專政指揮部”。以江西萬年縣爲例採用的“刑罰種類有捆綁、吊打、壓貢子、站凳頭、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噴氣式、電觸、紅鐵烙、灌吃大糞、開水澆頭、大熱天反穿羊皮大衣曬太陽等數十種。大黃公社一位女醫生被誣爲‘現行反革命’,揪出來用電觸奶頭、用開水澆陰道,當場昏死,目不忍睹。據公安局統計,全縣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214人。”一九六八年五月,山西鄉寧“亂捕亂鬥、掛牌遊街、毆打幹部羣衆1200多人次,其中打死26人,打傷打殘50多人。”六月,抓捕一批中學生,刑計逼供,打死3人,打傷打殘10多人。

知識份子集中的地方是當然的“清隊”重點。湖南大學自“學校革委會成立後,被亂捕亂關和遊斗的就有三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殺死亡的18人,長期挨鬥折磨致死的6人,被錯判刑的16人。”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六百多人被誣爲特務,其中二百多人被“隔離審查”,2人被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殘廢,4人自殺,包括一九四九年從美國歸來的女科學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殺獲救未死。

全國兩千餘縣,一個縣平均一百左右死於“清隊”。如黑龍江省賓縣,打死143人,打殘32人。粗略估計,死於“清隊”的人數應在50萬人以上。

 中共在“一打三反”運動將殺人權下放基層以鼓勵殺人,幾乎每個縣城都有了殺人場。(圖片:網絡)
中共在“一打三反”運動將殺人權下放基層以鼓勵殺人,幾乎每個縣城都有了殺人場。(圖片:網絡)
中共在“一打三反”運動將殺人權下放基層以鼓勵殺人,幾乎每個縣城都有了殺人場。(圖片:網絡)
 中共殺害“文革思想者” 刑前“消聲”令人髮指(圖片:網絡)
中共殺害“文革思想者” 刑前“消聲”令人髮指(圖片:網絡)
中共殺害“文革思想者” 刑前“消聲”令人髮指(圖片:網絡)

乾坤顛倒 時代悲劇

在後來的幾年中,各種名目的“運動”一次接一次,整個社會進入一種類似瘋狂的狀態,抄家,批鬥,酷刑,在當時成了時髦的事情。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分子被抄家時,被勒令跪在磚頭瓦片上反省。然後自己乖乖地擡着被抄去的財產送到革委會辦公室。在批鬥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分子時,叫他們戴上十幾公斤的大木牌,用鐵絲掛在他們脖子上,把脖子勒的血肉橫飛。有的人被細鐵絲套住十根指頭,吊在房樑上,或者被脫光上衣,被粗麻繩捆得渾身痛昏過去,還要再潑上一桶冷水,有人因此致死或殘廢。

有人親眼看見重慶市街頭上的慘景:一羣老太太被人將頭髮剃光,每人只准穿一條內褲,全身被用掃帚抽打,趕着他們在街上跳“忠”字舞。在武鬥中,抓住的俘虜男的被用槍掃死,女的被脫光衣服,困在柱頭上,被人用刀子去投擲身體各部,比試眼力,真是慘不忍聞,然而在當時卻是司空見慣。

在毛澤東發出“三支兩軍”號召之後,軍隊就殘酷鎮壓羣衆組織。凡是軍隊認爲這一派是左派,就對另一派羣衆進行屠殺。有一次,一座大樓住滿了幾百名學生,被軍隊指爲“保守派”,責令投降,學生負隅頑抗,軍隊就在大樓下面埋上了炸藥,將大樓炸成粉碎。幾百名學生無一全屍。軍隊也有互相火拼,國防軍打地方軍,正規軍打民兵,形成無頭公案的混戰,最遭殃的還是人民。

在那個可怕的年代,中國人的道德文化掃地以盡。骨肉相殘,人心自危,兒子誣告父親,妻子檢舉丈夫的事比比皆是。有一位母親被批鬥時被人揪住長頭髮,還逼迫她兩個七、八歲的兒女用木棍去打他們的生身母親。兒女哭着叫媽媽,但被揪斗的母親卻流着眼淚說:“孩子,乖,你們要打呀!媽媽是壞人,打呀,媽媽不怪你們的。”兩個兒女只有傷心地一棍一棍地朝母親打去。當媽媽心裏明白,如果不叫兒女們打自己,說不定他們自己就會遭到遍地鱗傷。不少人上吊、跳樓、觸電、撞車、服毒、自刎,全國都是一片鬼哭狼嚎的悲慘景象。

如果一家人失火,救火的人不敢先救小孩和財物,而是先搶救出毛澤東的畫像和石膏塑像,因此有的小孩被活活燒死在火中。在當時毛澤東的石膏塑像到處都是,人人必須添置以示忠誠,又十分害怕惟恐照料不周。去商店買毛像,買後不敢包裝捆提,因爲主席像是沒人敢捆的,必須雙手捧着走,拿回去又怕被小孩撞翻打壞,否則,那是不忠不孝的大罪,有了灰塵不敢用掃帚拂拭,因爲主席的臉皮不能掃的,放進箱子和抽櫃中也不行,那是封鎖了“毛主席的光輝形象”。

有一次,一個老人手捧了一個毛澤東的石膏像在街上行走,不小心摔了一跤,毛像也摔成碎片,他馬上跪在地上請罪,害怕得流着眼淚,口中不斷唸叨,毛主席呀!我有罪,我不是故意的,我對不起您老人家!請寬恕我吧!四周擁滿了圍觀的人,有人喊:“他侮辱毛主席,打他,押他遊街!”這個老人惶恐至極,一面哭喊着:“毛主席呀,我是忠於你的。”一面從外衣上解下一個毛澤東的大銅像章,又解開衣服,一下子將銅像章的別針刺進胸口的肉中,讓像章別在赤裸的胸肉上,鮮血浸滴着衣衫,圍觀的人見他有這種誠心,才慢慢走開。而這位老人慢慢爬在地上一片一片的拾起毛像摔破的碎片,裝進衣袋中小心放好,才一步一步痛苦地走回家去。

“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說法不一,無從確定。正如一九八○年鄧小平對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所說的那樣:“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爲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闊。總之,人死了很多。”

R-J-Rummel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國》說,文革中喪生者的數目大約爲773萬人。這個數字可能偏高,但是相信應在200萬以上。

下面是視頻:文化大革命紀實錄像(禁片)

文革的結束

1976年10月6日,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在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的支持下,以通知四人幫成員開會爲名,由汪東興負責的警衛部隊8341部隊就地逮捕四人幫所有成員,對其進行“隔離審查”。這次事件被稱之爲“粉碎四人幫”,文化大革命也由此落幕。

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中共公開審判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和所謂林彪集團等。1981年1月,最後判決江青和張春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並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戚本禹18年(1967年就入獄),遲羣18年,劉慶棠17年。對五年以前就入獄的林彪集團成員的判決結果是:黃永勝、陳伯達、江騰蛟18年;吳法憲、李作鵬17年;邱會作16年。江青後來在保外就醫期間在寓所內自殺。

中共對文革的態

對於文革,現在中共官方自從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後表面上持否定的態度。其長期正式的說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領導者(指毛澤東)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指林彪集團和四人幫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並指出毛澤東應爲“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相當責任。

實質上中共從來沒有對文革進行任何的反思,一向標榜“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共從奪取政權的第一天起,就面臨着執政合法性的問題,以偉光正的形象掩蓋其篡政的本質,所謂的對文革的反思只不過是維持其政權不得已的策略而已,不過是中共內部不同派別政治博弈和鬥爭的結果。歷次政治運動中共除了推卸責任,比如把文革的罪行放到所謂“造反派”身上,還每每到了政權危機時抓替罪羊,比如替文革發動者毛澤東背黑鍋的是完全對立的兩股政治勢力——“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而文革迫害的最大的推手,幫助毛助紂爲虐的周恩來被描繪成“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 鄧小平將周恩來定性爲“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而將林彪定性爲“他們的目的就是陰謀奪權。所以要區別毛主席的錯誤同林彪、‘四人幫’的罪行。”文革過去40多年,也鮮有紅衛兵出來爲當年的罪惡道歉。

十年浩劫,勝利者只有一個人——毛澤東。他順利的剷除了“反革命份子、國家主席劉少奇”,而國家也遵照他的願望從發展經濟又重新回到了“一起以階級鬥爭爲綱”。

十年浩劫,無數的人冤死,無數的家庭被摧毀,無數的文物被毀滅,人最基本的良知被拋棄。中國5000年文明造就的“仁義禮智信”變成了人害人、人防人、人殺人、人騙人。

毛澤東還說過:文化大革命以後還要搞,永遠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可嘆的是,這一切正在中國發生。今天的中國人,有些人還覺得文革挺好,要回到文革時代,還要跳“忠字舞”,還要歌頌“偉大領袖”,還要歌頌“黨”。這纔是真正的中華民族的悲哀,這纔是華夏兒女的恥辱。

責任編輯:吳永健/李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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