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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潮乍起(圖片:維基/Jiří Tondl)
學潮乍起(圖片:維基/Jiří Tondl)

章天亮講六四(2)胡耀邦去世和“四·二六社論”

【希望之聲2019年10月17日】(本台記者吳永健綜合報導)觀衆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天亮時分”之《史海揚帆》,我是章天亮

上一次節目談到了“六四”事件,以及當時所發生的一個背景是在改革開放之後,在中國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方面的一些變化,主要談的是經濟。

鄧小平搞改革開放時主要是想從經濟上來挽救共產黨。但是在政治上維繫一黨專政的他,從來就沒有想做過變化。所以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曾經提出過要堅持所謂“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和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在政治上鄧小平是不放鬆的。那麼就帶來了一個問題,即在經濟上的發展和它在政治上的保守互相之間,造成了一個社會的撕裂,就必然會出現很多腐敗現象,包括貧富分化、很多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來尋租......特別是80年代這種“官倒”的橫行、物價的上漲等等,在民間已經積聚了很多不滿的力量。

“化私爲公”與“化公爲私”

改革開放,其實本質上來說,它在經濟上是對共產黨過去30年經濟政策的一個徹底的否定。有人曾經講過這樣一句話,說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第二次革命“革”的是誰的命呢?革的就是第一次革命的命。因爲第一次革命是叫作“化私爲公”:共產黨通過暴力,把地主的土地,資本家的工廠,全部搶過來,號稱是全民所有,實際上就是收歸國有。

那麼這個過程共是產黨通過暴力來完成的,一個“化私爲公”,把私有財產變成所謂的公有財產。那麼改革開放是第二次革命,第二次革命“革”的是第一次革命的命,就是“化公爲私”,把公有財產再變成私有財產。但是大家千萬不要自作多情,以爲共產黨會把這個財產重新分給老百姓,不是的。第二次的“化公爲私”是把已經搶來的老百姓的錢,放到共產黨個人的兜裏。

《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先生有一個非常形象的說法,他說共產黨在60年間,把兩個完全相反的壞事竟然全乾了,首先說私有制是罪惡的,所以把你們(資本家)的錢全搶過來,然後又說保護私有財產,再把你們(民衆)的錢裝到自己的兜裏面,這就是共產黨執政60年的邏輯。

習近平曾經說過,中共兩個前後30年不能互相否定,他指的不是經濟上的問題,而是政治上的問題。因爲沒有共產黨前面30年的暴力作爲後盾的話,人家憑什麼把自己的錢交給你?後面30年共產黨如果沒有以暴力作爲後盾的話,大家怎麼能夠容忍它把錢轉到它自己的兜裏?所以前後30年在經濟上雖然互相否定,但是在政治上,確實是不能互相否定,它維繫共產黨一黨專政,這是一脈相承的。當然不是說習近平講得特別對,我只是說,它是這樣的一種思維方式。

1989年的時候,稍微明白的一點的人,實際上他們已經看到了這個問題:如果只做經濟改革、不做政治改革的話,腐敗是必然的;這個權利的私有化是必然的;國民的財產最後裝到有權力的人的兜裏面也是必然。所以在那個時候,一些有識之士就提出,中國必須要採取一些向西方學習的方式,比如說,有言論自由、開放組黨、開放民間辦報、官員公佈私人財產。這些事情我們現在看起來好像是,最近幾年、十幾年大家纔有的一些想法,實際上在1989年之前就已經有不少人提出這樣的訴求。但是,他們低估了一點,就是共產黨維護自己權利的決心。

胡耀邦的良心

我認識辛灝年,這個人是近代史的一個專家學者。他曾經講過一個親生的經歷,改革開放之後的1979年,他以青年作家的身份去人民大會堂,參加一個座談會的時候,胡耀邦曾經講過這樣一句話,他說如果有一天,人民知道了我們共產黨乾的那些事情,人民是會起來推翻我們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根本不是一次改革開放的大會,鄧小平也不是什麼「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作者:胡坤明 來源:華夏報

原文发表日期:2008-03-28...

Posted by 鄧小平批判 on Thursday, August 14, 2014

胡耀邦作爲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他知道共產黨幹了多少壞事。當然,胡耀邦本人是一個好人,他對這些壞事有種負罪感,所以在胡耀邦掌權或者部分掌權的時候,他推動平反冤假錯案,包括知青回城、恢復高考等對民間有利的事情。

而對於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等這一批人,他們更知道。他們知道:共產黨乾的壞事不可能不被人家知道的,如果中國真的有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話,大家就會起來反思共產黨的罪惡,這樣的思想通過出版,在全國傳播的話,共產黨就完蛋了。所以,這些人他們在政治上是一定要收緊的,儘管在經濟政策上鄧小平和陳雲之間是有分歧的(陳雲是搞計劃經濟,鄧小平是主張市場經濟),但是在維護共產黨的權利這一層面上,他們二者在這個問題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如果我們要是明白了這個問題的話,就不難理解。

80年代的時候,中國發生了兩次持續時間很短的政治運動。第一次發生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只持續了27天的時間。實際上也就是當時中國出現了一些對“文革”的反思(傷痕文學),對於當年吃那些苦有些不同層次的反思,有的反思還是歸結到,最後共產黨給他們平反了、共產黨真偉大。雖然“文革”吃了很多苦,但是他們還是愛黨的,這是一種層面的反思。它畢竟是對“文革”有一定的揭露。

還有一種反思,就已經開始挑戰到共產黨了,比如當時有一個電影叫作《苦戀》,其中有描述一個知識份子和他的女兒之間的一個爭論,後來他的女兒就出國了,臨出國之前問她的父親:“您愛這個國家,苦苦戀着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主人公無法回答,以“一個碩大無比的問號”爲劇終。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像《苦戀》這樣的題材,就是在挑戰共產黨。而且當時很多一些西方的思想,不管是左派的還是右派的,不管是凱恩斯還是哈耶克的理論都在往中國傳,包括一些法蘭克福學派也在往中國傳。雖然法蘭克福學派實際上它是屬於社會主義學派,但是它跟中國共產黨還是不一樣的。

注: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第一代凱恩斯男爵(John Maynard Keynes, 1st Baron Keynes),英國經濟學家。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英國知名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清除精神污染”在1983年很快就無疾而終了,因爲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他並不主張把這個事情搞得這麼擴大化,這個風潮經過了27天就過去了。

“八六學潮”

但是在1986年的時候,又發生了一次:“八六學潮”。它是在安徽合肥開始發起的。當時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中國科大)的一些學生認爲選舉區人大代表不公平,有一些暗箱操作,而且也沒有完全按照選舉法來進行,所以他們就要求,調查或者是做一些調整。結果當局不理會。大約4000人的這批大學生就上街遊行去了,後來波及到全國。在江蘇、浙江、上海、黑龍江以及北京等等,都有學生的遊行,對於中共的統治來說,第一次有學潮。

“八六學潮”發生的時候,胡耀邦當時還是想通過對話來解決問題,但是持續了一段時間以後,中共就採取了兩個措施來平息學潮。一個是屬於筆桿子,在報紙上發表了一個社論,大概意思就是說,有一個安定團結的社會局面才能夠保證經濟的發展,大家要珍惜這樣的局面等等,不要再鬧了。中共通過宣傳部門爲共產黨政權辯護和講一通它的道理,以及對這些學生進行指責。

另一個屬於槍桿子,在北京市公安局通過了一個關於遊行示威的一個規定,大概是10條。明確指出遊行示威如果不經過批准就進行的話,是非法的,政府是可以採取行動,可以把這些人逮捕的。附加了很多的規定。這樣就把這個“八六學潮”平息下去了,但平息之後,中共就覺得這個學潮之所以發生,是因爲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因爲很多關於資產階級的思想,在學生中、民間中放鬆的結果,所以,中共就開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1987年1月10日到1月15日,中共召開了黨內的民主生活會,在會議上,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等人“逼宮”,強迫胡耀邦辭去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位,由趙紫陽來接任。但趙紫陽也屬於黨內的開明派,他接任之後也是延續了那種寬鬆、寬容的那種做法。所以,儘管有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樣的運動,但是它並沒有在全國形成真正的聲勢,而且真正受到迫害的人也不是很多。

那麼到了1989年年初的時候,中國的一些知識份子以方勵之爲首給國家領導人寫信,要求釋放魏京生,包括允許民間辦報,包括公佈官員的財產等等,很多知識份子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實際上在當時包括民間對官倒、腐敗、物價上漲等等的不滿,已經在社會上醞釀一種思潮,就等着一件事發生。

1989年的4月15日就發生了,這一天,胡耀邦在參加政治局會議的時候,突發心臟病,不久就去世了。

胡耀邦的逝世傳到全國之後,老百姓都覺得很痛心。因爲胡耀邦當時在平反冤假錯案等等,幹了很多得民心的事情,而且他一直不主張通過暴力的手段去鎮壓學生,“八六學潮”的時候他就一直是在講對話。所以,他在民間的口碑非常好,威望也很高。

那麼當胡耀邦去世的消息傳來,一場風波就這樣爆發了。在4月17日的時候,有很多的學生以悼念胡耀邦爲名,捧着花圈從校園遊行到了天安門廣場。標語中,除了有悼念胡耀邦之外,還有反官倒、反腐敗、要自由、要民主等口號。其中清華大學,有一些老教授,他們打了一個標語,上面寫着這樣幾個字,說“跪久了,站起來遛遛”。因爲中國知識份子長期以來在中共的壓制之下,是沒有這樣的機會表達自己的心聲的,所以這些人他們也跟學生站在一起。一場學潮,就這樣爆發了。

這次學潮在爆發之後,中共在那時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去處理,是對話還是鎮壓呢?它們也在觀察形勢。這時就發生了另外一個事情,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事件。該事件實際上是發生在4月19日的時候,當時有一些知識份子他們和導報的總編(欽本立),召開了一個關於胡耀邦的座談會。在座談會上,戴晴、包遵信等等,他們就做了一些發言,反思共產黨的一些對待胡耀邦不正確的做法、不公平的處理,以及黨內不正常的現象。欽本立就準備把這個討論印到《世界經濟導報》上,大概以幾版的篇幅印出來。(欽本立當時已經70歲了,他是在民國時期就辦報的這麼一個老報人,這個導報在全國發行量30多萬份,而且讀者都是知識份子、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所以在整個社會上、在輿論上起到一種引導的作用。)

結果,導報這個事兒,準備要印發的時候,後來就被江澤民知道了。

江澤民當時是上海市委書記,他緊急派上海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和市委宣傳部部長陳至立(陳至立就是後來江澤民提上去的中國教育部部長),這兩個大壞蛋代表上海市委去找欽本立談話。要求欽本立撤銷這個報導,至少要把其中的500字刪掉。欽本立拒絕。

欽本立說,現在實行的是總編負責制,我是總編,出了問題我負責。上海市委沒有看過清樣,不知道登的是什麼,你們不用負責。曾慶紅當時就回他一句話,曾慶紅說這不是誰負責、誰不負責的問題,這是一個社會影響的問題,一定要求他撤下來。

當時江澤民一看,連曾慶紅都搞不定欽本立,就找到了這個導報的名譽主席,這個人是江澤民的老師叫作汪道涵,通過汪道涵找到欽本立。欽本立說,晚了,報紙已經印了十幾萬份發出去了。就開始往回追,最後只追回2萬份。江澤民一怒之下就查封了《世界經濟導報》,這就是一個非常著名的“導報事件”。

“導報事件”在整個學潮過程中、在“六四”中起到了一個非常大的推波助瀾的作用,就是很多人覺得中共竟然這樣壓制言論自由,我們本來就在爭取這個言論自由,所以它實際上激化了矛盾。後來趙紫陽特別爲這個事情把江澤民給訓了一頓。

趙紫陽後來在回憶中講了一些內幕。(衆所周知,趙紫陽被中共罷官、軟禁)

余傑:鄧小平不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原題:充滿刀光劍影的“跪着造反”-吳偉《中國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

來源:2014-08-07...

Posted by 鄧小平批判 on Tuesday, August 12, 2014

 “四·二六社論”

4月22日,中共給胡耀邦召開了追悼會,當然對胡耀邦還是高度評價,當時鄧小平也去了,很多中共高層的人都去跟胡耀邦的家屬握手。握完手之後,灰溜溜的走了。這時候天安門已經有很多學生了。

4月23日,趙紫陽要到北朝鮮去訪問。在整個這個學潮過程中,趙紫陽兩次離京,都是在非常關鍵的時候,他一走這個形勢一下就變。

趙紫陽在離京之前,跟李鵬(總理)有一個談話,交待了三條意見。第一,追悼會開完了,勸學生回去復課。第二,跟學生之間儘量通過對話來解決問題。第三,如果學生中有違法活動,比如說打、砸、搶,這種情況要嚴肅處理。趙紫陽講的這三條,基本上都是符閤中國的法治精神吧。

結果,李鵬、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北京市長陳希同,跑去向鄧小平彙報。把這個學生運動講的情勢非常嚴峻,而且講學生打倒“官倒”,講的就是鄧樸方。鄧樸方自己都說,那個時候我都不敢上街,如果我上街的話我就可能會被別人打死。這些事情一彙報,鄧小平就急了。

鄧小平就感覺到,當學生在反腐敗的時候,講民主自由的時候,他們已經把矛頭不光是指向了共產黨,而且指向了鄧小平個人。所以鄧小平在4月25日的時候,他就拍板了,他說學生運動是一場動亂。當天晚上電視就播了,4月26日的時候,《人民日報》就把當時這個結論印成社論,叫做《旗幟鮮明的反對動亂》。

-GODDESS OF DEMOCRCY-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I was standing in Tiananmen Square 28-years ago watching a group of...

Posted by Jeff Widener on Sunday, June 4, 2017

所以本來在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結束之後,本來有一個機會這個事情就平息了,結果矛盾突然激化了。當學生看到“必須旗幟鮮明反對動亂”的時候,也就是把他們上街定性爲一個動亂的時候,很多人就覺得“文革”又要來了。

共產黨有秋後算帳的傳統,我們要倒楣了,所以我們必須要共產黨把這個“四·二六社論”,所謂動亂的這個結論,收回去,那邊(中共)死死的頂住。

雙方就發生了僵持,我們都知道後面發生的絕食,最後發生“六四”鎮壓。實際上在“四·二六社論”之後,當時的這個學潮和政府之間還有一次機會,可以達成妥協。那麼這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機會呢?下次再接着談。

責任編輯:楊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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