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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屠杀》片段(图片:Jeff Widener)
《天安门屠杀》片段(图片:Jeff Widener)

章天亮讲六四(4)屠杀后的反思和江泽民上台

【希望之声2019年10月23日】(本台记者吴永健综合报导)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时分”之《史海扬帆》,我是章天亮

今天我们讲“六四”系列的最后一集。上一集我们谈到5月19日李鹏召开党政军大会,宣布戒严。在李鹏宣布戒严之前还有一件事儿,5月19日凌晨的时候(大概4点钟),赵紫阳神色凄凉的来到了广场跟学生见面,他当时讲了一番话,你们这些学生是国家的未来,你们还年轻,你们要保重身体,他说(自己)我们都已经老了,无所谓啦等等。

情景非常的凄凉,很多的学生也是感动流泪的,赵紫阳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知道自己完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所露面。

万里江泽民控制后妥协

5月19日晚上李鹏宣布戒严的时候,很多的老百姓去堵军车,这时就有人想动用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既然李鹏宣布戒严,你不是总理嘛,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果要召开一个紧急会议的话,他们是可以罢免李鹏的,所以其实当时很多人对李鹏非常非常不满。比如他们就喊这些口号:军队进城,先抓李鹏。他们要想罢免李鹏,怎么办呢?他们就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召开特别的紧急会议,然后由人大代表讨论,最后想废除戒严令,甚至是罢免李鹏

因此,学生们在人大常委中开始寻求连署,按照人大的规定如果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代表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的话,那么就必须要召开这样的会议,这是从程式上来讲,当时这些学生们一共找了57个人大代表,他们签字了,达到了法定的召开紧急会议要求的人数,下一步就是找万里了。

我们知道,万里其实是一个改革派,一直是以改革、清廉、亲民、开明著称的。他和赵紫阳的关系非常好(万里在做安徽省委书记的时候,赵紫阳在四川做省委书记)。因为1978年最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前面提到的安徽凤阳小岗村,18个农民要包产到户的时候,当时的省委书记万里没有处罚他们,他是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改革派形象。如果万里在北京的话,他其实是可以给赵紫阳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持。但是万里在哪儿呢?

万里那时在国外,他正在访问加拿大和美国。尽管身在国外,但是万里在提到学生运动的时候,他的调子跟赵紫阳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也是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所以大家就想如果万里一旦回国的话,召开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就可以把戒严这个事情扭转过来。

但是,邓小平他当然也注意到了万里可能起到的作用,至少在法理上“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所以邓小平就紧急召万里回国,但是他没有把万里召回北京,因为如果万里回到北京的话,他讲的还是他在加拿大、美国讲的那一套,学生们爱国热情值得肯定等等,那不就等于是跟邓小平唱反调了吗?所以邓小平万里先落到上海,当时是以身体的原因,说他身体不太好,到上海休养一下,让万里赶快回国。

万里回国是在5月25日的凌晨,但是在5月23日的时候,邓小平就紧急把江泽民召到北京,由杨尚昆亲自跟江泽民谈话。江泽民那个时候是上海市委书记,所以杨尚昆跟江泽民讲,无论如何要逼迫、说服,让万里说出支持戒严的话。

5月25日,万里的飞机一落到上海机场,就被江泽民控制起来了,因为时差,休整了一下。26日的时候江泽民、曾庆红这批人就去跟万里谈话,劝万里去支持邓小平

虽然万里和赵紫阳关系很好,但是我相信这样的共产党员,有时候党性是会战胜人性的。加上邓小平给他写亲笔信,念在多年的交情上,希望万里能够帮他一下等等,所以万里最后就妥协了。万里在5月27日的时候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据说是由他的秘书起草的,声明的内容是支持戒严,跟邓小平的调子基本上是一样的。在万里5月27日发表谈话之后,眼看着学潮已经在衰退了。因为,万里也发表了这样强硬的讲话,通过民主程序来解决问题的路也被堵死了,所以学生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很多人也就纷纷返校了。

这个时候邓小平他们开始讨论,在处理学生运动之后,要换掉赵紫阳的问题,在5月27日的时候他们就召开了一次秘密的会议,也就是那八大佬,邓小平、邓颖超、薄一波、陈云这批人,他们就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议上他们就决定,让江泽民接替赵紫阳做中共的下一任总书记。

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李鹏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邓小平在安排人事的时候也是考虑了这个问题,因为李鹏从学运一开始就抱着一个非常强硬的态度,包括他宣布戒严的时候也是表情恶狠狠的,所以李鹏的公众形象非常差,如果让李鹏去做中共总书记的话,就会给外界一个形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要停下来了。因为李鹏是强硬派,感觉像保守派,那改革开放就夭折了。

邓小平不想给大家这样的印象,邓小平实际上他的政治遗产就是两个:一个是改革开放,另一个是〝六四〞镇压。他不想让他的改革开放陷入这样一个困局,所以他就跟李鹏讲,你不要当总书记,你一定要配合江泽民,于是就把江泽民调到北京。因为江泽民在软禁万里,强迫万里表态跟邓小平保持一致,再加上之前镇压、查封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他的种种作为得到了李先念、陈云等等这些人的认可,因为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很保守的人,至少是为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他是什么坏事儿都可以干的,最后八大佬一开会就决定让江泽民担任中共的总书记。

《天安门屠杀》及省思

后面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在6月3日的晚上,野战军部队进入北京,开始屠杀、强行驱散了学生。这一次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有的地方报导是几千人,有的地方报导是上万人,有的地方报导是几百个人,这样具体的数字可能等到多年以后,共产党解体了,或共产党不在了之后,档案解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当时到底死了多少人?

关于整个“六四”过程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其实中间发生过很多很多的细节,这些细节就留给将来的学者去研究,我们想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前,对“六四”事件做一点反思和讨论,这些讨论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首先我们就要说一下“六四”最后为什么学生运动失败。当然学生失败有很多的原因,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比如说,如果赵紫阳当时没有在4月23日的时候去访问北朝鲜,他就有可能去说服邓小平收回“四二六社论”,就不会有后续的事情了。如果万里没有去美国和加拿大,那么至少在政治局投票的时候还有人站在赵紫阳一边,赵紫阳也不会那么孤单,这些都是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当然还有战术上的因素,比如说,学生如果在4月22日,或者是在5月4日以后,见好就收。尽管可能有一些学生领袖会受到一些牵连或者是处理,但是不会比后来的像王丹坐牢、吾尔开希流亡等等这个情况更严重。还可能保住一些在中共高层支持改革开放的人,比如说赵紫阳,就不会让赵紫阳和邓小平发生直接的冲突,包括李瑞环、包括田纪云、乔石等等,这些人如果他们在没有走到“六四”镇压那一步,他们还在台上的话,还有可能把政治上的开明风气再延续一段时间,就不会有江泽民上台。这样一个非常凶恶的弄权小人,走上了中共最高的权位,使中国走向了一个非常可悲的结果。

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在战术上来讲。从战略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当时的学生们有两大失误,一个就是整个学生运动它是没有一个组织的,有人说它怎么没有组织呢?整个运动不是有“高自联”做组织吗?我说的这种组织是要有一个坚强的学生领袖,他能够被大家所认可,他讲的话大家得听。其实我们看整个学运,当时在广场上学生在绝食的时候,包括后来在静坐的时候,学生们已经陷入一个被推上去、下不来的境地中。什么叫做被“推上去、下不来”啊?大陆有个学者叫王力雄,他当时在考查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时候,提出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广场效应”,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因为当时的广场是所有的媒体聚焦的地方,包括全国人民的眼光都在聚焦天安门广场,在这个时候,谁能够在广场上被大家所关注,他立刻就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名人或者世界性的名人。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他为了赢得大众的欢呼,他就会提出一些激进的主张,你的主张越激进越能够吸引眼球,是吧?而大众在这种激进主张的煽动之下,他们的情绪也越来越激进。也就是说,精英在煽动大众,大众在胁迫精英,双方已经成为一种共振的模式。

这种共振模式会让调子不断地升高,最后推向极端,这就是王力雄讲的广场效应。当然他讲这个效应不一定是针对“六四”这个事儿,只针对这么一件事说这样的一种现象,实际上当时在广场就是这样。

谁如果想说要撤退,当时有很多人是想要让学生撤下来,像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甚至说,我给你们做人质,我跟着你们。如果政府不对话,你们可以把我劫走。包括像包遵信、戴晴等等,他们都到广场上去劝学生,但是理性的声音在那个时候是不能够被大家所接受的,只有越激进的声音才能够越被大家所接受。所以后来有一个人,当然他也是打比方,在接受采访时他讲这样一句话,他说那个时候绝食的时候,你让大家撤,大家是不会撤的。但是你要说我要自焚,肯定所有的目光都会集中到你身上,他就说很多人抱着这样一种表演的形式。我这样讲只是描绘一种心理,我并不是在讲在天安门广场上某一个具体的个人,只是讲这样的一种现象和心理,所以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学生们已经背离了民主的基本的初衷。

很多人觉得民主不就是大多数人做主嘛,其实不是。这是对民主一个重大的误解。民主是大众的选举,选出来一个人来替大家做主,比如说美国它是一个民主制度,大家选出川普作为总统,这个时候川普就要做决定了,比如说,川普决定要不要建墙、要不要给墨西哥产品加关税、川普决定要不要对某个国家进行宣战、川普决定要不要任命某一个人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等等,这就是民主。民主实际上是一个授权的过程,是授权一个人来做决定的过程。但是做决定的是你授权的那个人,而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要大众决定,那如果所有的事都要大众来做决定的话,还选一个总统干什么呀,是吧?这就是当时学生们对民主一个重大的误解。

到最后什么程度呢?当机枪和坦克已经包围了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撤退?这个时候竟然没有一个领袖能够说服学生们撤退的。

那学生是怎么撤的呢?把学生分为两拨人。一拨人如果要撤退的话,你们就喊“撤”。另一波人要不想撤的话,你们就喊“不撤”。两边儿看谁喊的声音大,这不是民主,这是民粹啊!所以如果学生的领袖们不懂民主只懂民粹的话,事事都要大众决定而不是自己决定,而且他也没有在学生中间形成那种领袖的权威,他做的决定也没有人听的话,这根本就不是民主。所以这就是学生对民主本身的不了解,造成了整个事件一步一步被推到了那个极端。

当然,我这么讲,我并不是说共产党做的是对的。我只是讲,学生当时如果能够更成熟一点,做的更好一点的话,可能不会是这样一个最坏的结果。这是在战略上一个重大的失误,当然它跟整个社会各界的联系也不够,其实当时社会各界对学生运动只是采取了一种旁观和声援的态度,最多是欢呼喝彩,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等等,这样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几乎没有出现。所以实际上当时学生对社会各界的启蒙也是不够的。那么还有一个更加重大的战略的错误:这次学潮运动它是以肯定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的。当然共产党认为你在挑战它的领导,实际上学生们包括“四二七”游行的时候都打出过拥护共产党这样的口号。这就好比你要跟共产党对话,要跟共产党的高层对话,要求共产党收回社论,这都是以承认共产党合法性为前提的,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最后镇压你。你不是承认我的权力吗?那我就镇压你,所以这跟后来苏联、东欧的共产党解体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在1989年的6月4日,也就是“六四”开枪的同一天,在波兰举行了第一次大选,在这一次大选中,团结工会获胜,共产党退出历史舞台,波兰成为东欧第一个民主化的国家。而中国这边是机枪坦克、是血与火。我们要看到学生对当时共产党认识不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其实一直到2000年初的时候,甚至是过了2000年的时候,大家对共产党仍然抱着一种改良的心态,很多人还是希望共产党自己变好,真正能够达到对共产党彻底的否定,真正能够达到对全民的启蒙,甚至是全民的参与,去解体共产党,是从2004年的时候,大纪元时报发表《九评共产党》开始,这才是真正地把共产党做了一个彻底的揭露,让老百姓放弃了对共产党的幻想。

我还想再谈一个问题,在“六四”之后,我们看到在海外民运的势力越来越萎缩。其实当初在“六四”之后海外有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为什么后来越来越萎缩呢?

现在每当“六四”的时候,“六四”三十周年再看美国,当年比如说几千人的游行,现在可能只有几十个人,或者是一两百个人举行集会在纪念“六四”。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他们不再加入这样的行动,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海外民运是把民主作为一个目标去追求,不是把民主作为一个手段,而是把民主作为一个目标。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因为民主如果作为一种手段的话,它讲的是什么呢?它讲的是妥协,讲的是协商,讲的是利益之间的勾兑,就是说利益上你拿多少我拿多少,我们最后达成一个平衡。如果你要把民主作为目标的话,你就会盯着这些东西看。那么既然民主是讲协商和妥协的,那我为什么不跟共产党妥协呢?是吧。所以很多海外的民运,当然有很多共产党的特务掺进来捣乱,这样的因素确实存在。

那么,也有很多人就觉得:好,既然我追求民主是为了分配利益,那现在中国老百姓过的不错,共产党看起来好象是能够造成现在这样一个局面的原因,那么我为什么不去跟共产党讨论呢,为什么不去跟共产党协调和妥协?所以很多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放弃了民主,他们觉得没有这个东西,我们也一样可以把利益分配好,那么这些人他们就投奔共产党去了,这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下就是“六四”开枪之后的后果,当年“六四”开枪之后,共产党发表了一篇社论,叫做《稳定压倒一切》。这句话后来就成了整个中国一个重要的口号,一直到今天还在喊“稳定压倒一切”,从此中共就开启了一种叫做“维稳”的模式。在中共长期的宣传中,很多人认为稳定是最高的价值,至于说什么公平、公正、开放、自由等等都要为稳定让路,认为只有稳定才能够发展经济,所以稳定就是一个最高的价值。

为了维持这样的稳定,共产党做了一个调整,它的调整基本上就是一种赎买策略,用经济发展来收买百姓的民心,用很多的钱收买知识份子,给他们很高的待遇让他们来维护这个体制,让很多人有这样的机会,让官员去贪污腐败,让他们能够赚到钱。所以共产党在“六四”之后,基本上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之后,它能够维系统治的唯一的软性的、重要的手段,就是钱。通过这种收买的方式,去收买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把他们形成一个铁三角,稳固的支撑起这个体制。当然这个体制本身就是以欺骗为目地的,通过各种各样的知识份子编造理论去欺骗百姓。它的另一只手就是高压维稳,就是开启这样的一种共产党维稳的模式。

共产党用这种经济赎买的方式,说希望让大家通过过好日子的方式,能够对它做的坏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其实也很难维系了。因为既然经济发展是你唯一的合法性来源,如果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下滑的时候,你的合法性就在流失,而且现在很多贪官也不是说你给我钱,我就可以在体制中继续为你服务。你给我钱,我也想办法跑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跑到国外去,所以现在中国出现很多裸官。中共现在用经济来维系、来赎买社会各界的支持,这条路基本上也是走不下去了。而且共产党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它在国内积累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很多贪官他们看到这个情况,也觉得留在国内是不安全的。

最后我们想谈一下中国如何才能够走向自由,我们前面分析了一些“六四”失败的原因,这个学潮为什么失败,战略上的、战术上的,包括一些偶然性的因素造成它的失败。那么我们也想谈一下,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带领中国走向自由。

我们在以前曾经提到过,自由是一种价值,很多人愿意为了这样的价值去牺牲生命的,所谓“不自由,毋宁死”。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很多人又抱着一种“好死不如赖活”这样的一种想法,为什么呢?因为自由是一种公共品。这个自由你要去争取它,你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有些人他可能选择做一个看客,做一个搭便车的人,你们要想争取自由,你们愿意去付出代价,你们就去做。我也不去做,我也不付这个代价。但是当你们一旦争取到自由的时候,自由也会降临在我的身上。所以这就成为一个很困难的情况,很多人他不愿意为自由付这个代价,他又指望自由能够从天而降,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那么也就必须得找到这样一批人,他们愿意为了自由去支付这个代价。

那么也就是说,这批人必须是有理想、有理性的人。我们前面提到过王力雄讲的“广场效应”,如果整个社会的人,他们被一种情绪、激情所主导时候,这种激情通常来说是不会长久的。一旦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者说是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这样的激情就会消失,所以如果想争取自由的话,需要有一批理性的人,他们认为自由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甚至是为此付出牺牲也再所不惜。实际上我们看一看中国大陆的现状,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后的七十年,不管是镇压哪一个团体,它通常用不了三天就会把它镇压下去,包括当时天安门支持学生百万人的大游行,当这个机枪一开、坦克一开上来,整个运动就烟消云散了,支持不了三天。这也包括中共想打击它内部的那些人,包括国家主席、军委副主席,它要想打倒谁的话,也用不过三天的,在中共七十年执政的历史上只有一个团体,对于中共来说,不要说三天,它整整二十年都没有镇压下去,这就是法轮功群体。

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我们看到一种非常坚韧,非常持久的精神,特别是在2004年《九评共产党》发表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通过劝人退出党、团、少先队这样的方式,让人在心理上、在意识形态上离开共产党。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法轮功学员受到多大的打击,受到多么残酷的迫害,法轮功学员还在坚持,因为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一种世间的利益,他们追求的是对“真、善、忍”的信仰。尽管他们搞的并不是一个政治运动,因为他们只是想有自己的信仰自由,但是在客观上来看,却是唯一的一个没有被共产党镇压下去的群体,而且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或者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也是在通过一种和平的方式去解体中共。

我们知道只有这种信仰的价值是最持久的,它的力量也是最坚韧的,对于信仰团体来说,像基督徒曾经被迫害300年,基督徒都没有放弃。所以法轮功学员现在也处在这样的一种境遇,虽然被迫害,但是他们不会放弃。一个信仰团体在被镇压的时候,它可以被镇压二十年、一百年、三百年,看不到希望他们还会坚持。

他们失败了一百次,他们会站起来一百零一次。但是共产党这样的一个邪教集团,这样的一个犯罪集团,这样一个由利益粘合的集团,它只要失败一次,它就会彻底的失败。所以对共产党的抗争,我认为理性、坚韧、能够为一个价值勇于牺牲,只有这样的团体才能够最终导致中共的解体,这就是我们对“六四”事件的一个总结。整个“六四”系列节目到此就全部讲完了,感谢大家。

责任编辑:楊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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