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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屠城震惊世界的“坦克人”(图片:Jeff Widener/脸书)
 “六四”屠城震惊世界的“坦克人”(图片:Jeff Widener/脸书)

中共建政70年政治运动系列(7)“六四” 把枪口指向学生的大屠杀

【希望之声2019年10月28日】(本台记者楊述之综合报导)2019年10月1日是中共篡政七十周年的日子, 有历史学家统计,中共在建政以来,在中国发动了50多次政治运动,也有的说有70多次。但是不管怎样,在这个70年中,“政治运动”都是中国人一个惧怕的名词。因为一搞“政治运动”几乎就意味着有很多人被整肃、被屠杀、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那么中共为什么要不断的搞政治运动?通过这些政治运动它都达到了目的。在中共建政70年之际,让我们来反思、总结这些运动到底给中国、中国民众和整个中华民族都带来了什么。今天我们关注第七集:“六四” 发生在首都的大屠杀

 “六四”前的中国

文革结束之后,当时的邓小平在打击了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掌握中共政权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从1979年到1989年十年的时间,出现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两人属于相对开明的改革派,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比较成功,政治上比较开明,给之前被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打倒的人“平反”,缓和国内矛盾,把国内矛盾控制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所以有人把中国这十年称为“胡赵十年”,属于中共统治最好的时期。

十一屆三中全會根本不是一次改革開放的大會,鄧小平也不是什麼「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作者:胡坤明 來源:華夏報

原文发表日期:2008-03-28...

Posted by 鄧小平批判 on Thursday, August 14, 2014

但是中共政权的性质决定了这一状况很难维持或很难长久维持。上一系列讲文革时我们说到邓小平实际上并没有否定文革,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否定文革。邓在夺取中共最高权力后在意识形态上镇压了“西单民主墙”活动,发动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反和平演变”运动,1983年的“严打”在思想行为上基本是文革的延续。

当时中国基本上只是在经济层面上做一些变革,但是在政治制度上并没有改变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并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相配套的法律法规等经济平衡与社会公正机制。所以物价的上涨、“官倒”的出现、一些民主自由的思想开始在中国启蒙,中国的社会矛盾逐渐激化。1979-1986年胡耀邦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他知道共产党干了多少坏事。当然,胡耀邦本人是一个好人,他对这些坏事有种负罪感,所以在胡耀邦掌权或者部分掌权的时候,他推动平反冤假错案,包括知青回城、恢复高考等对民间有利的事情。1987年1月胡耀邦因反对学潮不利下台,但胡在中共被平反的老干部及在民间有较高的声望。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北京各高校学生发起悼念活动,从校园到天安门广场,很快转化为一场反官倒、反腐败、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学生运动。由于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人民日报》于1989年4日26日发表了题为“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

-GODDESS OF DEMOCRCY-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I was standing in Tiananmen Square 28-years ago watching a group of...

Posted by Jeff Widener on Sunday, June 4, 2017

1989年5月13日,数百名北京各高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短短一、两天时间之内,绝食请愿学生的人数剧增到数千人,持续不断地有学生送医急救,引发北京各界逾百万人士上街游行声援,声援活动又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引起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恐慌,决定调动大批解放军部队进京,对北京市部分地区(包括整个北京市区)实施戒严。

中共高层决定镇压

1989年5月1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5名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齐聚邓小平家中,名义上是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实际上是听候邓小平的指令。在场的还有中共元老杨尚昆和薄一波。

会议一开始,赵紫阳首先简单介绍了学生运动的情况,但邓小平很快就给会议定了调子:“今天只谈论究竟应该(对学生运动)退让不退让?”薄一波迫不及待地发言说:“现在,后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杨尚昆随即也明确地表了态:“这是水坝最后的一个大堤,不能退,一退就垮了。”邓小平等人如此一定调,赵紫阳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不便或不敢表达了。就连反对调兵进京戒严的胡启立,当时也违心地表示“退是不能再退了”。

紧接着,邓小平就提出了调动军队进京的意见,他说:“考虑来考虑去,要请解放军出来,要在北京戒严,具体一点就是在北京市区实施戒严。戒严的目的就是为了坚决制止动乱,迅速恢复秩序,这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今天郑重地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来,希望你们考虑。”

1989年5月17日晚上继续开会,与会者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的5名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和中共元老杨尚昆、薄一波。5名常委对戒严问题意见分歧,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薄一波提议进行正式表决。表决的结果是:李鹏、姚依林支持戒严;赵紫阳、胡启立反对戒严;乔石弃权。表决一结束,赵紫阳立即提出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理由是个人对北京戒严持有不同看法,无法继续履行总书记的职责。杨尚昆极力劝说赵紫阳不要、也不能辞职。赵紫阳最终收回辞职的请求,改为请病假3天。

这次会议做出两项决定:第一、5月18日清晨5点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5名常委分头去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看望住院治疗的绝食请愿学生。第二、北京戒严问题的部署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严重分歧而陷于僵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常委于第2天(5月18日)上午再去邓小平家,将问题上交给邓小平,由邓小平与中共元老、中央军委有关负责人一起部署,并由中共元老们最后拍板决定。

此后赵紫阳再也没有参与任何决策过程。

1989年5月18日上午,中共元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薄一波、王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中央军委委员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等人聚集在邓小平家中开会,决定对北京市部分地区实施戒严。

这次会议做出了五项决定:第一、于1989年5月21日零点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第二、于1989年5月19日晚上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第三、由杨尚昆负责,立即部署行动计划,成立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第四、向徐向前、聂荣臻通报北京当前的形势,并通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即将在北京市区实施戒严的决定。第五、立即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发出通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常委会要在中央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后对戒严决定明确表态。

上述会议表明,对北京市部分地区实施戒严,是由中共元老们拍板决定的,起决策作用的是邓小平,具体执行者是杨尚昆。邓小平和杨尚昆无疑是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主要责任者。

李锡铭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他俩结伙紧跟李鹏、姚依林,力主武力镇压学生运动。在赵紫阳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后,他们一方面极力刺激学生,激化矛盾,不让局势稳定下来,一方面一再向邓小平谎报军情,促使邓小平下定决心武力镇压。这是导致发生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一个关键。

从此前邓小平的谈话中,都透露出他一直有动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的想法,决定调兵进京、对北京实施戒严,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邓小平本来是希望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做出相关的决议,可以“名正言顺”地调动军队进京,以避免“垂帘听政”之嫌疑,没想到遭到赵紫阳的坚决抵制,打乱了他的如意算盘。这也正是邓小平痛恨赵紫阳,导致赵紫阳被软禁到死的主要原因。

傅國湧:鄧小平的“反右”情結

來源:2013年09月30日新浪曆史

  1957年9月23日,鄧小平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做了《關于整風運動的報告》。匈牙利的巴拉奇@...

Posted by 鄧小平批判 on Thursday, July 10, 2014

江泽民不仅是“六四”的最大受益者 镇压的决策者

旅美历史学者吴仁华认为江泽民整肃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是六四的导火线;其次江泽民在当年5月份的时候已经被内定为中共主席,并列席参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再者,当时总共有五大常委,能起决定作用的赵紫阳书记反对暴力镇压,常务书记胡启力因反对武力镇压被解职,“剩下的是李鹏、姚依林、乔石,江泽民在最后的六四镇压决策上肯定是参与了。”

江泽民对六四决策犯下的罪行还在于,听从邓小平的指挥,回到上海把外访回来的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万里软禁起来,并且逼迫万里同意暴力镇压学生。

中共高层紧急会议:定性“反革命暴乱”,做出清场决定

1989年6月3日下午4:00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戒严紧急会议,参加的有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迟浩田、李锡铭、周依冰、罗干等人。会议接受了邓小平、李鹏等人的定性,北京已发生“反革命暴乱”。据李鹏6月3日日记:“会议一致认为,当前形势十分紧急,今天军队已和暴徒发生了正面冲突,不能再给他们以喘息的机会。今天如不及时采取行动,明天是星期日,将有更多的人进入天安门广场,清场将更加困难。会议决定今晚从北京各方向集结待命的戒严部队,星夜兼程向天安门进发,与已隐蔽在天安门四周的戒严部队会合。在工人纠察队的引导下,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

会议决定:3日晚9:00起,开始“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于4日凌晨1:00抵达天安门广场,6:00完成全部清场任务,决不能耽误或拖延时间。部队开进途中,任何人不得阻拦。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战前动员煽动仇恨,军队强行开进,装甲车把人压扁

“提前清场”的决定作出后,总参谋部向戒严部队下达紧急命令,要各部队按行动方案立即组织部队开进。军区命令38集团军为先导,军长徐勤先因抗拒执行戒严命令已被拘禁。40军的50辆载着军人的军车被市民截在东直门。驻扎在南苑机场的广州军区空15军两个旅从南苑路向人民大会堂东门开进。驻扎在北京南郊大兴的济南军区20军58、60师,向前门箭楼开进。沈阳军区39军115师的70辆军用卡车,被市民阻于建国门立交桥到建国门外大街一线。

与此同时,事先已进入人民大会堂的27军对部队进行了战前动员。武警部队也接到北京军区命令。当晚8:00,当50名戴头盔、盾牌、电警棍,装了1,000发催泪弹的防暴警察到达军区司令部作战室时,众多的二星、三星将军已经云集此地。宽大的军用地图上若干个三角形红色箭头,从东线、西线、南线、北线直插学生和工人自发组织所在的天安门广场。军区政委亲自动员:“同志们,目前,首都从学潮引起的动乱已经发展成暴乱。”我们要“开进天安门……保卫党,保卫人民,保卫国家政权,保卫首都北京!”接着,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说:“没人阻拦要进,有人阻拦也要进!”

38军担任“主攻任务”的一个团,战前动员的场面十分“火爆”:士兵们持枪列队,军官高声喝问:“敢不敢打﹖”“敢打﹗”“怎么打﹖”“往死里打﹗”于是,数十辆军车满载荷枪实弹的官兵,高呼着“38,万岁﹗38,万岁﹗”的口号,杀气腾腾地开出总后大院。第一辆车开出大门,车上的一个士兵就已按捺不住“阶级仇恨”的怒火,扣动冲锋枪扳机,横扫了一个“扇面”。顿时,大门口左侧的一名值勤哨兵腿部中弹,应声倒地。

据“国际特赦”的一个消息来源说,围堵群众与部队的冲突始于公主坟。军队向东推进时对人们使用了电棒。当一位年轻妇女被打后,一位青年对士兵讲,不应殴打妇女。但他遭到一阵痛打。当时士兵还没对人开枪,仅对地面开枪,而且人们也以为使用的是空心弹。

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记述,大约在晚9:00左右,一支大约有七百多人、全副武装的军人,携带上了刺刀的半自动步枪,疾速地从和平门向北方向跑去。约近百名市民上前拦截。这些军人一见有人上前,举起枪托照头砸去,三十多个市民瞬即被砸到头破血流,不少人不支倒地。其他人见到这批军人如此凶残,马上跑开躲避。这支队伍一直跑步进入中南海西门。

时任《海南纪实》编辑的蒋子丹有位亲戚家居玉泉路一带,还有另一名目击者汤学平,当晚都见到五棵松坦克装甲车开过的路段,一具尸体被压扁、血肉和衣着均被履带带走,只剩下一个身影的人形。据“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描述,遗体可辨认的部分,只有几颗牙齿。

军事博物馆:血幕正式拉开

38军由防暴队和排障队开道,成四路纵队前进。在军事博物馆东面的北蜂窝一带,群众组成了一道人墙,试图阻拦部队前进,站在最前面的是北京大学、北京农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医学院的研究生。武警用砖头、带有金属扣的皮带以及足有1米长可能有钉子的棍棒殴打群众。流血的伤员被送往医院。

10:00整,公主坟环形交叉口响起爆炸声,部队向人群释放催泪弹。北京军区的指挥车队跟随38军督战。学生和市民把街边的隔离墩等物横在马路中间做路障。群众和防暴队伍之间发生了相互投掷石块的激战,群众的防线失守……

军队到达木樨地桥西时,街上已满布黑压压的装甲车、坦克、军车,军车两侧是横向站立、各自面向路南路北手持步枪的士兵。装甲车前,则是一个面朝东方的武装士兵的方阵。方阵的首排,杀气腾腾的军人手持大棒向人群挥舞,不断有受伤的学生被市民们准备的平板车拉走。人群中“不许打人!不许打人!”的怒吼声响彻夜空。

这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人民子弟兵”会真的朝人民开枪。

木樨地:“他们开枪了!”——大开杀戒

不久,情况发生了逆转。对峙持续到11:00整,大概是这支部队又接到了新的不可抗拒的命令,枪声突然响了。几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目睹了这个变化过程,“学生们迎着士兵前进,试图阻挡士兵的前进。”“北京大学的李平上前走到士兵和平民之间的空地上准备与士兵对话,一排子弹打来击中了他。他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就倒下了。当我和其他两个学生冲上去把他往回抬时,又是一排子弹打来,打中了我们当中一人的前臂。我们把伤员抬到复兴医院。由于李平被击中头部,而且大量出血,很快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学生们愤怒极了。”

据一位当时刚刚到达木樨地的“外国新闻采访组”成员回忆:“人群对我们高喊‘他们开枪了’。当车开往木樨地时,我们听到了自动武器的持续枪声。在木樨地路口,出现了一些救护车,我们紧随着一辆救护车到达了复兴医院。平均每分钟都有自行车或三轮车送来一位伤员。”

当时,复兴医院的主楼正在施工,进入急诊室必须经过一个二三十米长的夹道,夹道只有一米多宽。仅仅十几分钟内,成百上千的伤员和救护者涌过这条夹道,伤员的血与护送者的脚印,将这条通道弄得“泥泞不堪”。在急诊室里横七竖八的全是伤者和死者。

部队是否在11:00前接到了新的不可抗拒的命令?真相仍需等待档案解密。但这个时间,恰好是前往军事博物馆开会的38军副军长张美远回到部队的时间。另外,沈阳军区40军少将军长吴家民回忆,“6月3日23:10,有个穿便衣的人说什么也要见我,说有重要指示传达。我见了他,他掏出工作证,是某领导机关的副部长,来传达上级首长指示,命令部队当晚一定要到达指定位置。必要时可以果断处置。”

“他刚传达完,军区前指也来指示,通报了万寿路37戒严部队鸣枪示警驱散人群,迅速开进的情况。”这两段文字,都明白无误地证实,在那个时间段,上级确实通过正式渠道,发布了“可以开枪”的暗示。

-LOST SOULS- Following the June 4, 1989 Chinese government crackdown on pro democracy students in Tiananmen Square, I...

Posted by Jeff Widener on Monday, June 5, 2017

一些目击者事后回忆:

“大约夜里11:20,部队开始向木樨地的人群扫射。我身旁的一位妇女中弹后只哼了一下便倒在地上,鲜血从弹孔里喷出,可能她已经死了。”

“当我们(从复兴医院)回到木樨地时,部队又向前推进了几米。士兵们对着学生和平民不停地射击。……我们得到在复兴医院死去的19个平民的姓名。”

“大约在午夜,我们把车停在路边,走到距离路障约100米处,士兵正在胡乱开枪。死尸和伤员横在街上……我在地上发现了两种武器的弹壳:AK-47型和58口径机枪。”

“截至6月4日凌晨2:45,光是复兴医院就有26人死亡……一些身着白大褂带有红十字号的救护人员也被打伤,并送到复兴医院。”

学生钟罗白回忆道:“当我们来到木樨地时,就见到数千人聚集在路口,有学生,也有市民,许多人眼里涌出悲愤的泪水……”有几百人尾随着部队。

“短促的枪声,使人们停下来,纷纷卧倒在地。”

“我们尾随着人群,也卧倒了,当我的手伏在地上时,觉得黏黏的,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滩血,我衬衫的下摆被染成红色。这时枪声停了下来,我和叶傅连忙将这滩血拍照下来……最后无法再拍了,因为太多了,每隔三五米,就有一滩血,有的血很厚。幽暗的路灯下,可以看到黑色柏油路上,布满了人们踏了血迹而留下的暗红色的脚印。”

“惊魂不定的人们,又重新集聚起来,高呼‘打倒法西斯!’‘人民要审判你们!’枪声又响了,人们开始重新卧倒,又重新救护倒下的受伤者,后面的人又重新走在前面。就这样,每行进10米,需要5分钟,这5分钟内,至少要倒下四五个人。”

6月4日凌晨1:00,当38军开过之后,王晓明骑车来到木樨地,仔细观看了流血的情况:“在木樨地交叉口,我看到八大滩血浆,每滩血浆直径在1米左右。这血浆是血和肉的混合物,稠糊糊的像肉酱,不凝固。我看像炸子儿炸出来的。另外,从路口向西有一条约30米长的血道。血道在路口处约有3米宽,向西逐渐变窄,血道上的血液已经凝固变黑。”

在家不出去也中弹死亡

近6月3日午夜12:00,人民日报总编室收到记者从木樨地打回的电话:“军队向平民开枪,伤亡惨重!”接着是这个地段的22楼(一般叫部长楼)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关山复的一位家人打来的,说他家的女婿、在冶金部工作的尹敬,只是去厨房取水,刚刚把灯打开,就被军队从街上打来的子弹击中,当场身亡,时年36岁。

6月3日晚居住在同一栋楼第14层的中联部前副部长李初梨家的四川老保姆,因探身于阳台,也腹部中弹死亡。在同一栋楼中居住的另一位老人,家中靠大街的墙上也被打穿一个“碗口粗”的大洞。这位老人就是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的王淦昌。另一位居住在同一幢楼上的中共前总书记李立三之遗孀李莎家,子弹穿过窗户碰在墙壁上,落在她面前。

复兴门:士兵持枪追杀,急诊室的血没了脚脖子

木樨地被突破后,部队开到复兴门。据丁一岚回忆:“此时来了两队大学生,一队一二十人,持大旗开进部队与群众之间。学生派代表与部队谈判,要求部队不要进城。部队拒绝要求。部队开枪将谈判的两个学生中的一个击毙了。”

燕京饭店附近,路口南侧有许多人躲在暗处观看,但是没有人敢到复外大街边上站着,因为这里的枪声仍是响个不停。没有人用砖头石子袭击军人,也没有人喊口号,但军人只要发现有人看他们,立刻无情地开火,身边一座正在施工的大楼被子弹打得火星迸射。

家居木樨地的陈晖叙述,6月3日晚,他躲在三里河路边树丛中,亲眼见士兵持枪追杀一青年,对准青年藏身的花坛扫射。又在燕京饭店附近街口,见一士兵持枪追杀一个卖香烟的小贩(女孩),直追至钻进一铁桌底,打死为止。北航学生李相证实了陈晖所说的:“有一个14岁的卖烟的小女孩,背对着烟摊,蹲在烟摊下面,但有半截脑壳没低下去。结果那半截脑壳被击中……是蹲下,背对着,头没低下来。大家都在议论,这是什么‘暴徒’啊?!”

事后,儿童医院参与抢救的一位护士长告诉新华社记者杨继绳,部队到达复兴门立交桥不久,儿童医院很快就被送来的伤员塞满了:“急诊室的血也是没了脚脖子。儿童医院的病床和手术台尺寸都比较小,但也只能在这个条件下进行抢救。开始他们还对送来的伤员逐一进行登记,以便以后向本人或所在单位收取费用,但到了12:00时,电台播出了中央告全国人民书,指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立即意识到这个定性将使所有的受伤者有受到迫害的可能性,马上决定将名单撕掉,保护伤员。”

“儿童医院主要抢救的是从礼士路到复兴门立交桥这一段的受伤者,仅仅三四百米的范围,送来的伤员达二三百人,死亡者达二十多人。”

杨继绳来到了人民医院:“这里也是一个大会议室作急诊室,伤员很多,不让记者进入。从里面走出一位年轻女护士,拐到没人处对我说,目前死了两个,一男一女。一个打中了心包膜,一个打中了肺,都是二十岁左右。女的书包里还装着课本。护士说着哭了,用两手捂着脸跑了……”

民族文化宫:平均每分钟送来一个;亡者中最小的才9岁

通过复兴门的38军没想到,在仅有一站地的民族文化宫前,再次遇到强烈抵抗。据当时骑行至此的北大女生小鹿回忆:部队不断放毒瓦斯。催泪弹用光了,双方开始用砖头互掷。清华大学化工系应届毕业生段昌隆目睹军民对峙,随即跑步到最前方,试图说服一位军官。“没想到这位军官二话不说,举起手枪朝他当胸就是一枪。段昌隆左侧心脏大动脉中弹,当即伤重倒下。一位北京医学院的学生及时把他背到了附近的邮电医院抢救,终因伤重不治身亡。”

邮电医院里,“只见送受伤者的人流不断,急急忙忙一个,急急忙忙一个,令人心悬在嗓子眼。受伤者有的用救护车或其它汽车送来,有的用平板车或自行车送来,有的用椅子抬,有的则肩背人扶而来,平均每分钟一个。医院门前的水泥地上已经汪了一滩血,很多人身上也都沾着鲜血。”

回到一楼,小鹿看到一位痛不欲生的女生找到了她的男朋友。“她的男友背上中了一颗机枪子弹,很长,把他的背脊穿了两个洞,有拇指粗细,血流如注。医生止不住血,只好把针药打在药棉上,用手按住药棉在伤口上止血。男孩子疼得不断发出撕心裂肺般的惨叫,女学生把脸贴在男孩子头上安慰着他,早已哭不出泪水。我询问了女学生,知道他俩都是清华大学学生,心里更加难过。”

西单:不断有人倒下,但活着的人依然继续前行

西单,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最后一道防线。突击兵过后就是装甲车队,装甲兵过后是军用卡车,指挥车、通讯车,游动步兵分队,连绵不绝。枪声一停,人群又从胡同冒出来,从工地的墙头翻出来,人群并不比打枪时少。

大军车队过后,被进军洪流排到路边胡同里的学生重新集结于长安街,依然手挽手,紧紧地跟着军车。据钟罗白回忆:“军人继续向他们射击,人们不再理会。前面的一个少女,被反弹的子弹射中了一条腿,鲜血淋漓,也没有停下来,双手紧紧挽着旁边两个人的手臂,一步一跳地继续向前行进。”

一位退伍侦察兵写道:“人类的大无畏精神来源于女性,正是女人使男人更勇敢。”但此时,“大无畏”的已经不仅仅是某类人。枪声依然在响,人群却直直地、一排一排地靠近军车,又一个一个地倒下。”

“枪声突然停下来,也许这些战士被惊骇住了,他们直愣愣地看着这些不啻于‘集体自杀’的人们,看着他们一步步逼近,竟不知所措。突然,一个军官喊了声:‘开枪啊!’十几个战士,一齐抬高了枪口直接向人群射击。枪声、哭声、人们的尖叫声、痛苦的嚎叫声,乱成一团。一个高高胖胖的小伙子,大喊着‘操你妈!’甩出了一块砖头,并直接冲向军车,没跑几步,就扑倒在地上。”

钟罗白继续写道:“……枪声已经停下来,这时,一个小伙子也许见伤亡的人太多,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他猛地撕裂自己的白衬衣,拍着胸膛吼道:‘你们打死我吧,你们打死我吧!’后面的人群爆发出一阵掌声,那些军人沉默不语。”

“也许被这个小伙子所鼓舞,生来怯懦、胆小的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几步跃向前边,大声说道:‘告诉你们,这里不是老山前线,这里是首都北京;站在你们面前的,不是越南兵,他们是中国人……’”

“这时,我的腿被猛地一拉,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嘟嘟’,一梭子子弹打过来,‘呀!’在我后边一个女学生尖叫一声,倒在地上。叶傅不愧在军营中长大(他父亲曾是解放军高级军官),异常机警,他从后面将我拉倒,及时躲过了军人的射击,救了我一条命。可子弹却打在我身后的女学生身上,中弹三处,两双手臂和腹部,鲜血染红了她的衣服。”。

一位秉承“救死扶伤”医德的女军医星光,也目睹了38军开进西单路段的情景:“我一心记挂着天安门广场,就匆匆往东赶。很快到了六部口,在中央音乐厅的前边路口,我吃惊地看到几个青年鲜血淋漓地躺在地上。有一个以手支地半躺半坐、腿上还汩汩地流着血的学生,向围观者痛苦地讲述着刚发生的事。他说军队过来时,他们往胡同里跑,几个女生因为跑得慢被士兵拦住了,他们几个想冲过去救,结果被一阵扫射打倒了。”

“……许多人一边抬受伤者一边禁不住失声痛哭,整个胡同沉浸在悲泣声中。”

感触最深的是,直到这时还有善良的市民在问她:“大夫,这伤是被橡皮子弹打的吗?”大量被真枪实弹打死打伤的民众就鲜血淋漓地躺在眼前,他们却仍然不敢相信,号称人民子弟兵的解放军会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

不断地有人倒下,但活着的人却抱定了要走到最后的决心。钟罗白继续回忆道:“人群继续向天安门广场走时,早已站在天安门广场周边的军人一阵扫射,人群被迫散开,向后奔去。可不知从哪里来的手持大棒的武装警察,截住了我们的退路。”

“我们最后涌进左侧的石碑胡同,人多,胡同窄跑得很慢,走到前面,发现胡同因为临时施工给封死了。这时,胡同口处一阵枪声和惨叫,当枪声响过,屠杀者远去时,在胡同口已倒下十几个人,其中至少五个人已经死亡。”

6月4日凌晨1:30,38军作为戒严部队清场的西路“第一梯队”开进天安门广场,军队完成对天安门广场的包围。38军这支机械化部队,自6月3日晚9:30从军事博物馆出发,8.1公里的路程,花了整整四个小时。

据时任总参装备部大校、罗瑞卿之子罗宇回忆:当时部队行进受到群众阻拦,底下请示怎么办时,“上头”确有人说:“你们手上的家伙是烧火杆啊?”

 天安门 “六四”屠杀现场。(图片:视频截图)
天安门 “六四”屠杀现场。(图片:视频截图)

4∶30开始清场,广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大约是6月4日凌晨2∶00—2∶30,一辆公共汽车从南池子方向沿天安门前的机动车道,由东向西开来。行至东金水桥前,又急速向右转弯,横在军人的队列和从长安街撤下的学生、市民之间。但它立即被乱枪击毁,司机当场身亡,活着的五六个人被军人从车上拖了下来。在场的张健被认出。最后一个被拖下车的,是北京大学研究生郭海峰。张健冲上前去,企图隔开军人和被捕的战友。一个中校军官对他举起五四手枪射击三枪。其中一枪射中他的右大腿,导致右大腿上三分之一处,肱骨粉碎性骨折。子弹没有贯穿,其中子弹的铅融化在骨头里面,另外部分停留在右腿外侧肌肉里面。直到2008年11月22日在法国取出,这颗中国制式的7.62 mm子弹一直在他身上留了19年。

为了掩盖这次赤裸裸的枪杀,事后,戒严部队伪造了一个“火烧天安门城楼案”,栽赃他们将一辆公共汽车推到天安门城门洞下点燃,企图烧毁天安门。

据香港《文汇报》记述:“这段时间,除了广场北面完全为军队占领,不断有大批装甲车、坦克车由西至东开入广场之外,广场西侧,人民大会堂东也出现了几批军队……几千军人占据前门箭楼的一块空地,一齐高喊要市民尽快离开。随后逐渐演变到追逐市民开枪。”

此时,原先散布在天安门广场各处的学生在各自学校旗帜的引导下,缓慢而有秩序地向纪念碑集结,依次坐满纪念碑的三层平台和台阶,然后是纪念碑北侧空地。准备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最后的抗争。

4∶00,广场上的照明灯突然一齐熄灭。事后,27军某副政委解释说,这是清场开始的一个统一信号。另一个作用,就是给广场上的人心理上造成一种压力。早在广场东南、西南部完成了集结的15军、39军某团、54军由南向北,驱散人群,合围了南部广场,只在东南角留出一条让学生队伍撤出的狭窄通道。在后来的清场中,学生队伍就从这里和平撤离。

4∶30清场开始。一位向国际特赦组织提供证词的医护工作者这时看到:有好多士兵已经在历史博物馆的台阶上坐了好几个小时了。15到20名由学生送来的伤员躺在救护站的地上。从纪念碑的西南边传来阵阵枪声。一阵枪声之后,3个受伤的学生被送到救护站,他们是背后中弹的。每阵枪声之后,历史博物馆台阶上的士兵就喊“打得好”……

有人见到,跟在学生撤出队伍后的装甲车上的军人,对围在东南路口不愿散去的人群“鸣枪示警”,但有人中枪。一位香港学生联合会的成员看到他身边的一位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满头是血,几乎整个头被炸开”,当时就死了。一位波兰国家电视台记者说,他看到士兵在没受到挑衅的情况下,随意地向奔逃学生的背后开枪。一名站在距他1米远的学生,对向前推进的士兵辱骂之后被枪杀。台湾《中国时报》副主笔兼国外巡回特派员徐宗懋,在清晨6点左右于广场东南角被击中,子弹从后颈打入,穿过喉咙,打掉一颗牙齿,又从嘴里穿出。

南池子:“我头一次看到杀人像打鸟一样”

据一位在场者描述:“在天安门东观礼台往东约百米的东长安街上,用隔离栏横街拉了一条狙击线,由约一个步兵连的上百名全副武装的军人以或蹲或卧的姿势用步枪瞄着东面,他们的钢盔泛着幽光。他们不时地放着冷枪,或向两侧便道的黑暗之处打几个连发。”

在这条狙击线东100多米的南池子,沿着人行横道,从南池子口到公安部大门口,站着几百民众自发组成的人墙,他们拦住向天安门方向走的人,告诉他们前面真的开枪了,已经有人伤亡;同时向戒严部队喊话:“解放军不打老百姓!”“学生无罪!”等。有人被狙击中弹,口号就变成“戒严部队是杀人凶手!”

“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就在这南池子,我亲眼目睹的就有四十几个人中弹倒下,他们中有五十几岁妇人(腹部中弹),也有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左臂中弹)。这几百人(多时上千人),因大学生都被催着回学校报信去了,留下的基本上是北京市民,其中有不少妇女儿童,有的还穿着拖鞋拿着扇子,显然是南池子附近的居民。”

“国际特赦”获得的一份证词称,这条警戒线大约是凌晨2∶00以后拉起的:“他们一共有三行,第一行士兵有跪有蹲,第二行稍高于第一行,第三行站立在后。他们向广场东北部的人群射击几分钟后停止。这之后的一个小时里,士兵一段一段地向东长安街推进,至少还有两次阵射。……一些子弹从头顶飞过,一些碰到硬物又反弹,一些打中了人。……人群在开枪时跑开,但在阵射间隙又向广场方向返回。”另一消息来源称,在大约3∶30的一次阵射中,他们“看到有36到38名伤员被抬走”,有胸、腹、背、腿部受伤者,还有“一个男子的头顶被掀掉”。

退伍侦察兵写道:“我头一次看到杀人像打鸟一样”,“打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像打鸟一样。一个尉级军官拿54手枪,左手扣右手为依托,对南池子躲在垃圾筒后一个个平民开枪,喊几句口号打几枪,直到一个个平民中弹。一响一个平民倒地。”“一个老人骑自行车说要上班,边说边掏工作证,还没等他掏出,当胸一枪撂倒,连车带人就这么给撂了。”

一位报社记者证实,那天凌晨,他曾躲在公安部附近街边的垃圾桶后,见一青年走向军人,敞开衣襟朝军人说:“畜牲,朝这儿打!”被当场击毙。

协和医院的停尸房,冰柜柜门已无法关闭

据协和医大一位在读博士生回忆,她曾协助将死尸抬送到协和医院的停尸房,但冰柜已经人满为患,柜门无法关闭。

事后,北大医院一位五十多岁的医生说,部队开枪后,在天安门广场上抢救伤员的急救车和医务人员最多的是北大医院和协和医院的。开始抢救时,急救车连伤员带尸体一起运走,后来因为伤员太多,协和医院内的遇难者遗体已“有一百多具”,便决定凡是已经死亡的,一律不再搬上急救车。她还谈到,天安门金水桥前、天安门广场旗杆一带和历史博物馆前都有他们无法带走的尸体。

据丁子霖女士调查,在这些伤亡者中间已经查实姓名身份的有:

北京市太阳能研究所工程师于地。他是凌晨2∶00许南池子地段遭第一轮射杀的一个遇难者。子弹从他的左下肋骨穿入右上肋穿出,伤及肝肾肺等八个脏器,擦伤脊柱,骨被折。经协和医院先后四次大手术,摘去一肾,不治身亡,年仅32岁。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法制局干部杨明湖,6月4日凌晨在公安部门前被“炸子”射中,腹部中弹,膀胱、骨盆粉碎,在同仁医院抢救无效身亡。终年42岁。

北京住宅壁板厂工人南化通,6月4日凌晨5时许离家去长安街,家属在协和医院通过死者照片找到遗体:子弹从左后肩胛骨下射入,胸腔被炸烂。终年31岁。

包头钢铁设计研究院工程师乐沂伟,6月4日凌晨在南池子附近腰部中弹,于协和医院抢救无效身亡。终年35岁。

此外还有河北唐山大学生L某,在南池子被子弹打中大腿根部。送积水潭医院医治,保住了大腿。

六部口坦克车碾人惨案

钟罗白稍早从瓦斯中毒中清醒过来,隐约听到六部口对面的哭声。当他来到六部口时,当即被眼前的惨像惊呆了:“只见路边自行车道与马路结合处,方圆7米左右的地方,在被撞倒的数排自行车上面,是一大片血肉模糊的尸体。所有尸身连成一片,呈饼状,约有十多具,上面还有坦克履带印。一个小伙子脑袋被压扁,白色的脑浆迸出数米远;另一个戴眼镜的男学生,仰天躺着,下面的自行车车把竟从他的后背穿入,从腹部穿出;还有一个女的,压得只剩下依稀可辨的蓝色裙子……在尸体旁,是一面红色的校徽,大部分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我从未目睹过这样残忍的场面。”

“从我的脚下,发出呻吟声,啊!竟有人还活着,我连忙从血泊中扶住那个呻吟的人,一个男学生,旁边的人赶紧推来一辆平板车。当我抱着他血淋淋的身体,轻轻向外拉他时,他微弱地说‘同学,我的腿……,我的腿……’我仔细向下一看,哪还有腿了,整个大腿,从根部被齐刷刷地轧掉,正汩汩地向外冒血。当我把他抱上平板车时,叶傅来了,他用所有剩下的胶卷,从不同角度,拍下了这个场面。”

“我们推着平板车,扶着已经奄奄一息的同学,向复兴医院走去。回头望望那我终生难忘的一幕,在一个死去同学的衣兜里,露出了一个塑胶袋,里面是一些干面包屑。也许,那是这个年轻的生命所享用的最后晚餐……”

“两个老太太跪在尸体边,双手拍着地,号啕大哭:‘我的学生们哪!’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悲恸欲绝的哭泣。”“这时,街上高音喇叭在播送中共中央公告:‘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部分暴徒,破坏戒严令,残害解放军战士……’”“在这空荡的大街上,在这白色的黎明中,我扶着那已经死去的同学。我们已流不出眼泪。”

雨源也目睹了同样的真相:“还有两个学生已经和自行车碾到了一起,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将一个和自行车分开。而另一个被压得自行车的脚蹬子刺进了胸腔,我们实在无法将尸体和车子分开,只好连同压扁的自行车一起抬了出去。”

在六部口坦克碾人血案中,死者5名、重伤7名,绝大多数都是6月4日凌晨从天安门广场撤下来的学生。

 六四”镇压中究竟死了多少人?

多年来,“六四”镇压中学生和民众被屠杀的死亡人数一直是个禁区,因此很难准确统计。

  1. 中共的辩解和掩盖

“六四”刚刚过去的1989年6月,张工与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共同举办记者招待会。袁木在会议召开前,明令各报与会记者“不许录音,不许自己写稿,必须用新华社的稿子”。

张工代表戒严部队,也代表中共政府说:“首先我想向新闻界的同志负责任地说明一个问题,并且也想通过大家使首都人民、全国人民明了,就是6月4日凌晨4∶30至5∶30,戒严部队在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群众,也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

  1. 民间报出的死伤数字

各处报出的死亡人数大体范围是:

医院名称死亡传说数字消息来源
复兴医院62~48王庆元、杜导正、国际特赦
邮电医院30~20陈一咨
铁路医院85国际特赦
301医院10杜导正
协和医院30陈一咨
北医三院30陈一咨
儿童医院55国际特赦

香港《文汇报》称,据国际红十字会4日凌晨2∶00的一个统计,被射杀死的市民、学生已经有2,000多人;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个大学生匆匆从六个综合医院拿到的死亡数字已超过了1,000。

据《六四档案》记载:中国红十字会人员6月4日发布的消息称,死2,700人伤3万人。北京某医院发言人6月4日发布的消息称,死2,600人,其中1,000人为大学生。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6月7日发布的消息称,死4,000多人、伤3万余人。从台湾《联合报》得到的消息,法新社北约情报人员6月9日称,死难人数可能多达7,000人。美国总统首席助理6月9日发布的消息称,死逾4,000人。

香港《争鸣》月刊6月30日报道,市民和学生死亡10,440人,受伤28,790人。六四凌晨1∶00到7∶00,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和前门,死亡人数8,720多人。军警数十人死,6,000多伤。

近年一份自称从“白宫战情室”获得的资料称:“6月16日,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收到中方戒严部队线人引述一份声称是中共官方内部文件,提到6月3至4日,在天安门及长安街,有8726人被杀。6月3至9日,在天安门以外的北京城,有1,728人被杀。换言之,合计共10,454人被杀。至于受伤人数,则为28,796人。”

海外对于“六四”镇压造成死亡人数,报数死亡最高的,是13,362人。

《中国“六四”真相》作者张良写道:“据北京市公安局调查了解,‘死亡’人员中,有大学教师、科技人员、机关干部、工人、个体户,还有退休职工、中学生甚至于小学生,其中年龄最小的9岁。从死亡人员的职业和年龄分布的情况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无辜的。”

“六四”屠杀后戒严部队的疯狂报复

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之后,各戒严部队分头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各公安分局、公安派出所,主导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工作。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成了解放军戒严部队的一项主要任务。中共当局之所以这样做,达到“斩草除根”为戒严部队提供立功受奖的机会。

各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在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过程中,普遍存在滥用暴力的情况,对被捕者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枪托、木棒予以毒打,导致不少被捕者死亡或伤残。

1989年6月4日,也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刚刚结束的时候,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已经开始对被捕的民众施行暴行。1989年6月4日清晨5点30分过后,山西大学电脑系学生高旭本来已经随着学生队伍一起撤离了天安门广场,但由于有一个同学遗留了照相机,他于是自告奋勇返回去取,结果遭到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拘捕。高旭连同其他被拘捕的八个人,全都被紧紧地捆绑在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外的柱子上。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用枪托没头没脑地砸他们,用点燃的烟头烫他们,把他们当成了泄愤的靶子。之后,他们被转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关押,进去的时候每个人又遭受了一顿“杀威棒”,全都被打得昏死过去,用冷水浇醒后继续再打。残酷的摧残,使得高旭遗留了严重的脑振荡后遗症,一只眼睛几乎失明,脑部时时出现绞痛,每天要靠服用止痛药度日。

在中国官方的宣传资料中,可以见到大量有关解放军戒严部队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赫赫成果”,随手就可以举出许多例子。

第40集团军步兵第118师“为了除恶务尽,确保首都的长治久安,他们又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配合公安机关抓暴徒。抓获动暴乱分子和进行打、砸、抢、烧、杀及流氓犯罪活动的暴徒531名。”

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第347团特务连,在短短数天内抓获“暴徒”73人。

第65集团军步兵第193师于1989年6月中旬撤离天安门广场,进驻北京市海淀区,除了执行戒严执勤任务之外,全师官兵多次配合北京市海淀区公安部门追捕“暴徒”和“非法组织”成员,共同抓获了131名“暴徒”。

第24集团军步兵第70师步兵第208团于1989年6月中旬调防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配合公安机关抓获“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256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守备第7旅从1989年6月11日到7月底,抓捕“暴徒”79名。

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配合北京市公安人员设卡盘查,9次派出应急分队端“黑窝”,共抓获、收审非法组织骨干、打砸抢分子62人;查获携带反动宣传品、军用物资、凶器、子弹等非法分子1106人;收缴反革命传单、录像带等25000余份,军用品、凶器、枪弹358件。

第65集团军步兵第193师步兵第579团组成搜捕队,第2营营长刘阁云少校担任搜捕队队长,十二次出动擒拿“暴徒”。刘阁云事后获“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以后展开的大搜捕行动,有大批的民众被捕,由于戒严部队主导抓捕工作,滥捕、毒打事件层出不穷,由戒严部队移交给公安部门处理的被捕者,许多人伤痕累累,有的伤势很重。这种情况,连北京市公安部门都看不下去了,向上级反映情况,甚至表示,情况如果没有改善,不再接收解放军戒严部队移交的被捕者。

中共当局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曾设立检举电话、信箱,鼓励人们检举“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许多不满血腥镇压行动的北京民众,借机将支持血腥镇压行动的人作为“暴徒”、“动乱分子”予以检举。这些人一落入戒严部队手中,照例先遭受一顿毒打,等到有机会张口分辨,早已是伤痕累累。

-THE AFTERMATH- It was 28-years ago today that I made the famous 'Tank Man' image near Beijing's Tiananmen Square but...

Posted by Jeff Widener on Sunday, June 4, 2017

“六四”屠杀的后果

“六四”开枪之后,共产党发表了一篇社论,叫做《稳定压倒一切》。这句话后来就成了整个中国一个重要的口号,一直到今天还在喊“稳定压倒一切”,从此中共就开启了一种叫做“维稳”的模式。在中共长期的宣传中,很多人认为稳定是最高的价值,至于说什么公平、公正、开放、自由等等都要为稳定让路,认为只有稳定才能够发展经济,所以稳定就是一个最高的价值。为了维持这样的稳定,共产党做了一个调整,它的调整基本上就是一种赎买策略,用经济发展来收买百姓的民心,用很多的钱收买知识份子,让官员去贪污腐败,让他们能够赚到钱。所以中共在“六四”之后,基本上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之后,它能够维系统治的唯一的软性的、重要的手段,就是钱。通过这种收买的方式,去收买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把他们形成一个铁三角,稳固的支撑起这个体制。当然这个体制本身就是以欺骗为目地的,通过各种各样的知识份子编造理论去欺骗百姓。它的另一只手就是高压维稳,就是开启这样的一种共产党维稳的模式。

“六四”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局。当年毛泽东担心文革的政治遗产不能保全,所以选择了华国锋;同样邓小平和中共大佬们担心改革开放中获利的权贵阶层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所以他们选择了江泽民。因为江泽民在软禁万里,强迫万里表态跟邓小平保持一致,再加上之前镇压、查封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他的种种作为得到了李先念、陈云等等这些人的认可,因为他看起来是一个很保守的人,至少是为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什么坏事儿都可以干的,最后八大佬一开会就决定让江泽民担任中共的总书记。

这可以说是一个最坏的结局。江泽民上台,这样一个非常邪恶的弄权小人,走上了中共最高的权位。他使中国走向了一个非常可悲的结果。江泽民逐渐清除党内异己,提出所谓“三个代表”,开始钳制言论,禁锢思想,以贪腐治国,以“闷声发大财”这样一个理念去治国,去收买中共官僚,腐化社会各阶层,致使中国社会道德急剧败坏。而阻止中国社会道德败坏所残存的唯一存在——宗教信仰团体就成为了他的眼中钉。

下面是视频:六四事件:首次重返天安门的“六四”学生领袖- BBC News 中文 |王治新|八九民运|

责任编辑:吴永健/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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