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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卫生部前官员、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右),多年间持续关切爱滋病感染、毒疫苗事件中的受害者。(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卫生部前官员、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右),多年间持续关切爱滋病感染、毒疫苗事件中的受害者。(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卫生部前高官发布报告 揭“毒疫苗”残害成千上万儿童

【希望之声2019年11月12日】(本台记者刘莹, 田溪综合报导)中共卫生部前高官、原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11日发布民间报告,痛揭“中国毒疫苗”泛滥导致成千上万的儿童致残致死黑幕,斥中共当局掩盖和包庇罪恶,打压“毒疫苗”维权人士及律师。他呼吁中共当局参照美国做法,成立“疫苗法庭”,将从中央到地方的责任人推向审判台。

报告开篇指出,10年前山东和山西发生“毒疫苗”事件,由于中共中央包庇而泛滥成灾,中共卫健委官员却不断推卸责任,早在今年中共两会,中共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中国疫苗是世界上最好的疫苗之一”、“一定要把疫苗和疫苗问题区分开”等,陈秉中斥其罔顾事实,以此掩盖“毒疫苗”泛滥和由此导致成千上万孩子致残致死真相。

报告中直指两位“疫苗沙皇”——中共国家药监局前局长郑筱萸和中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前副局长吴浈,他们手握重权,不断干预疫苗市场。颇令人思索的是,这些人的落马并未止停更大的疫苗悲剧重演。

报告中列举了2007年爆发的山西疫苗案、2016年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2018年长春长生假疫苗案,在几宗标志性的案件中,无一例外的出现了疫苗生产和经营者与卫生部门利益输送和腐败交易的情况,疫苗成了商人和腐败官员的摇钱树,导致大批劣质而高价的疫苗流向百姓。而揭露黑幕的记者王克勤、体制内良心人士山西省原疾控中心信息科长陈涛安皆遭当局报复和打压。

陈秉中也在报告中披露卫生主管部门、疾控中心在疫苗采购中的潜规则,比如长春长生制药历来把行贿作为促销手段,仅2017年用于此部分的款项高达5.83亿元。

陈秉中对自由亚洲电台说:“这个政权到了这个地步非常可悲,中国“毒疫苗”的泛滥,是中国的耻辱,也是世界的悲哀。从上到下,都有责任,都应该追究,如果不追究,将来悲剧还会再重演。”

陈秉中在报告中提中共当局可以参照美国作法,对疫苗管理立法,建立监管机制,成立“疫苗法庭”等。

现年87岁的陈秉中在报告的最后坦言,不惧因言获罪,能言敢言,才对得起中国儿童和不负医者仁心的道义。

疫苗受害者维权受到打压

陈秉中报告还指,就在疫苗企业和官方藉问题疫苗敛财时,是无数儿童和使用者的致死致残,是“毒疫苗”受害者家属奔走在维权路上,有的家庭甚至成为“毒奶粉”和“毒疫苗”的双重受害者。

维权者受到当局打压,38岁的谭华曾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2014年因接种假狂犬疫苗后,被多家医院确诊为缺血缺氧性脑病和癫痫等疾病。谭华曾与母亲上访维权却被关黑监狱数百天及被打伤;曾为“中国毒疫苗”受害者维权的广州律师唐荆陵遭当局报复被判入狱;今年3月,河南“毒疫苗”致残儿童家长何方美在北京上访时遭捕,其案件将于近日开庭。

疫苗受害儿童家长、来自江西的钟爱梅12日接受了本台记者采访。

钟爱梅表示,她的一岁半的男孩2018年3月30日上午注射了“脊柱灰”和“白百破”,下午就发烧,眼皮抬不起来。去北京、上海、广东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重症肌无力”。

钟爱梅:“我孩子注射“脊柱灰”和“白百破”,他上午注射的,下午就发烧。我们咨询一下说:注射之后会有点烧,也很正常。结果到第二天条眼睛就眼睑下垂、眼珠受限。到医院看,医院就确诊我们是:重症肌无力。(他也没有说是疫苗引起的?)他没有明确说,但是医生在我们接种本上面都写了。因为这个病之后,我们自己在网上查了,这个病很吓人。我们也到处看来,北京上海广东,每个医生都在外面的本子上说是:接受疫苗之后出现这种现象。我问了医生,他不会明着说的,他就说: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他不会说:就是这个。但是我们小孩是正常的,接种之后出现这种现象。”

钟爱梅:“(孩子的眼皮)现在抬起来了。(一直在治疗,有效果)目前还可以。(孩子)上幼儿园,还小,现在才3岁。但是这种病没有痊愈的,因为‘重症肌无力’我以前小孩子没得这个病,就不会知道。得这个病之后才会去查找,这个病其实是很吓人的,虽然我们现在是‘眼睛型’,但是它随时有可能就会蔓延到全身型、延髓型这种的。(如果蔓延到心脏、呼吸系统,会有生命危险。)(可以停止用药吗?)不可以,不可以,他一直要用药的。他这个药就不能停,一旦确诊,他要终身用药的。我们现在就是中药。”

钟爱梅希望卫生部门能够把疫苗问题质量要保证好。

钟爱梅:“对对对。但是他起码他们要站出来承担这个责任,这种疫苗风险,他不可能(不应该)让我们个人、我们这种小家庭去承担这种责任的。当时发生这种问题,我们全家基本上就崩溃了。(目前这种治疗还是自己承担费用)目前还是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一直在找他们,要他们给我们(承担费用)。因为当时是打了这个疫苗之后出现了这个问题,就要到卫生部门去申请做调查诊断,我们申请调查诊断之后,他就直接给我们出了一个诊断结果,说‘我们是偶合(偶然),我就问他们:以什么为准来诊断的?你诊断的时候,既没有通知我们家属,也没有带小孩子去看一下,他怎么就诊断了?然后他给我的诊断书上面也没有(哪位医生)或者是哪位专家做的诊断,这些签字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我现在就要求他们给我重新做调查诊断。”

钟爱梅表示,孩子出生前一直检查防护,左防右防,怎么也想不到孩子被疫苗伤害。

钟爱梅:“可以说是我们江西省最好的医院去生产的,而且生下来小孩子正常,而且医生给我们孩子打的分数都是满分,10分,身体状况一直是特别好的。但是我左防右防,就没防的了这个预防针。我就要他们给我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调查诊断。诊断的话,起码患者要到场,我们家长肯定要到场。因为他发病的时候那幺小,他肯定不能讲述当时是什么情况,但是我大人我一直带在身边,我知道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子的。你起码,不管是专家、医生,你肯定要问一下我,听一下我的陈述。然后我也要听一下你们专家这些人说偶合(偶然)的陈述,我也要听一听,对不对?他就这样给我出一个诊断书,我肯定是不服的。”

早年间曾为中国“毒疫苗”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曾遭中共当局打压入狱的维权律师唐荆陵认为,中国疫苗问题是体制性问题,正是由于当局根本不愿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才导致该问题不断蔓延。

希望之声记者田溪、刘莹报道

责任编辑:元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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