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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鼠疫斗士”伍连德(图片:希望之声合成)
回忆“鼠疫斗士”伍连德(图片:希望之声合成)

历史上最戏剧一幕:燃放鞭炮最终结束了肆虐的瘟疫

忆“鼠疫斗士”伍连德

【希望之声2020年1月24日】(编辑:吴永健)己亥猪年的人祸——非洲猪瘟惊魂未定,眼下的中国人还真是担心过年能不能买得起二斤猪肉包饺子、吃团圆饭,可是又传出了俗称“黑死病”的鼠疫,已率先出现在北京……

“血浆经济”让艾滋病横行和非典的反思

上世纪九十年代,河南政府为了借助卫生系统创收,号召全省各地农民卖血“脱贫致富”,大力发展“血浆经济”。但由于因此兴建的大量血站在采血前不做艾滋病毒检测,还让多人共享针头,并把血液成分混合后输回卖血者,导致当地艾滋病严重泛滥。

1995年,时任河南周口临床检验中心负责人的王淑平发现当地很多卖过血的村民出现了艾滋病症状,于是她同年把首份河南农村献血人员的艾滋病报告上报国家卫生部。为了避免东窗事发,河南当局对王淑平采取了严酷打压,试图迫使她噤声。无奈之下,她几年之后流亡美国,在海外持续就中国艾滋病问题发声,直至去世。

由于当局没有接受王淑平的举报而任艾滋病泛滥成灾,导致三、五十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至少十万人死亡。

2003年初的非典(SARS)爆发时,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说“我国没有非典,来我国工作、旅游都是安全的。”世界卫生组织赴北京地坛医院检查时,中共把病人装在救护车里在北京城绕。

非典(SARS)统计(图片:Samuel /zh.wikipedia)
非典(SARS)统计(图片:Samuel /zh.wikipedia

SARS最终导致5327人感染,349人死亡,许多人因为患病导致骨头坏死、肺纤维化和抑郁症的后遗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SARS 发生伊始, 疫情真实信息被有关政府隐瞒, 结果导致疫情没有被及时有效地控制。北京律师和“后改革思想网”主编陈永苗认为,当年 SARS的发生并没有促使中国政府在重大信息披露方面有所进步:

“非典疫情当时最终被披露是因为政府处于太大的政治压力,被迫的。非典是一个很偶然和很特殊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性, 不会在政府信息披露方面有所促进, 因为重大信息披露涉及政治安全,政府害怕披露意外的东西威胁自己的统治。由此, 当年的非典并没有使政府在重大信息披露方面有制度上的建设。”

同样,在后来的鸡年禽流感、猪年猪流感时,中共同样用封锁疫情当作维稳的政治任务来抓。

最近,另一个令人担心的事件莫过于中国出现鼠疫的消息了了。黑死病鼠疫),有人称其“是比军队更可怕的敌人”。黑死病曾经肆虐几乎整个欧洲,夺走了欧洲1/3人口,目前惊现北京。已有媒体报道证实,北京多家医院、宾馆工作人员出现疫病感染及疑似病例。

然而,与以往一样,中共“维稳”黑死病疫情,对外隐瞒消息,疫情恐怕比想像中还要严重。

中国人如何保护自己呢?人们对大陆媒体说的“北京无新增病例”不当一回事,原因在于中共当局惯于封锁消息,导致民众得不到疫情的准确消息。其实如果及时提供信息,重视预防,处理措施得当,鼠疫是完全可以控制的。下面介绍一位被称为“鼠疫斗士”的清末民初的医学家伍连德

《中国名人录(第三版)》中的伍连德照片(图片:维基)
《中国名人录(第三版)》中的伍连德照片(图片:维基)

鼠疫斗士”伍连德

回溯100多年前,清朝末期,东北三省出现了严重的黑死病。传播速度之快,在四个月内,夺走了6万人的生命。当时,有一人全权负责抗疫工作,制定了不少行之有效的防疫措施。他就是伍连德(1879年-1960年)。

对于很多华人,伍连德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在100多年前,他的名字誉满世界。他拥有许多显着的称号,而且都称为第一,譬如他是第一个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是走近诺贝尔奖的第一位华人。他主办了中国史上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还是中国海港检疫管理处第一任处长。

1910年,在哈尔滨傅家甸,当时居住的中国人有24,000人,第一起疫病在这里被发现。从俄罗斯回来的二位中国矿工入住“魁升员”的客栈后,出现了相同的病症:发高烧,咳血,皮肤出现紫红色斑点。据胪滨府(今黑龙江海拉尔市)当局报告,10月25日二位矿工疫毙。继而,整座客栈出现相同症状。千里之外的哈尔滨,也出现同样的死亡现象。人们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瘟疫。

地方官将疫情上报北京。由于疫情传播速度惊人,俄国和日本竟以此作筹码,要挟清政府。俄日两国对东北三省虎视眈眈,以防疫为借口,派兵进驻东北,准备抢夺东北控制权。

疫情和外交告急,中国的外交先驱施肇基(1877年-1958年)担任防疫大臣,他推荐31岁的伍连德主持抗疫工作。1910年,圣诞节前夕,伍连德带着他的学生林家瑞来到哈尔滨。然而此时,疫情已经传播了一个多月,受到传染的民众难以计数。

施肇基(《中国名人录》第五版,1936年)(图片:维基)
施肇基(《中国名人录》第五版,1936年)(图片:维基)

为了查出病因,伍连德与助手秘密解剖疫毙者尸体,因当时的民俗不允许损伤尸体。他们只得顶着压力从染疫身亡的日籍女子身上,取血取组织进行化验,通过高倍显微镜,发现了鼠疫杆菌,证实疫病元凶为鼠疫

鼠疫,通过鼠类传染给人类的致命传染病,分为腺鼠疫肺鼠疫鼠疫败血症几种。起初疫病发生后,人们不知疫病原因,地方官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疫情沿着东清铁路与南满铁路主要交通动脉,迅速传播,演变为人传人的大瘟疫。这场疫情极为凶猛,2个月内,导致392人丧生。

尽管查到疫病元凶为鼠疫杆菌,但还不清楚为何疫病能迅速导致死亡。一旦感染,几乎必死。起初人们对鼠疫的认知,是老鼠得病后,跳蚤叮了老鼠,再去叮人就将病毒传播到人身上。但东三省大量捕杀老鼠,也未能阻止瘟疫蔓延。

东北黑死病之惨烈,令人惊悚。其中一座天主教堂有250人病死。一家瓷器店全家8人全部染疫身亡。有的全家14口人,只有祖孙2人幸存。当时只有七万人口的哈尔滨,就死去了六千人。根据伍连德自述,1911年1月疫情最为严峻。最多的一天有183人死亡。

东北疫情,经西方媒体报导后,举世震惊,迅速登上国际报刊头条。有的西方媒体称黑死病是“比军队更恐怖的敌人”。

伍连德详细探究,发现傅家甸的鼠疫共同点:所有死者都曾处于密封的屋子内。当时死亡群体,几乎是一家一家的集体死亡,死因都是肺部感染,咳嗽咳血最终窒息身亡。他大胆推测,这一类鼠疫细菌能够通过空气传播,于是将东三省流行的鼠疫称为“肺鼠疫”。染上肺鼠疫的疫者死后皮肤呈紫色,因此肺鼠疫也叫黑死病

肺鼠疫,是鼠疫中传染性最强、死亡率最高的一种。从伍氏开始有了明确的肺鼠疫说法。现代人们对鼠疫的认知,认为通过飞沫就可以传播,其依据就是根据伍氏的发现。遂即,他奏请清廷停止捕杀老鼠,转而彻底封锁哈尔滨疫区,切断鼠疫传播途径及交通。

在官员施肇基的推荐下,伍连德成为东三省及山东防疫工作的总司令。整个防疫工作还获得东三省总督锡良的大力支持。

为了控制疫情,伍连德向驻扎哈尔滨的外国领事馆商讨防疫合作。经过逐一拜访,俄国铁路局调集100节空火车车厢,用以协助隔离病人。

当时,俄罗斯防疫站的医护人员对防疫措施不甚了解,也不听伍连德劝说戴上口罩,结果医院的职员染疫身亡。在哈尔滨的法国医生梅斯耐(G.E.Mesny)也不幸染病,仅仅四天就去世了。于是伍连德教医护人员用纱布和棉绒遮挡口鼻,作为基本的预防措施。

由于黑死病对肺部的破坏实在太快,让人防不胜防。不仅防疫人员戴口罩,邮差、警察、百姓等都戴起口罩。后来这种口罩也称为伍氏口罩。

在清政府的支持下,伍连德动员了中西医师、军队、警察等所有资源,抵御疫情蔓延。地方当局出动军队控制人口流动。凡是患有鼠疫的病人,他们的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设置疑似病院和专门的隔离场所,以及火车厢隔离所。

为控制疫情,整个傅家甸还被分成四个区,每区设有消毒站、消毒车和医务人员及警察。并有1100多名士兵把守外围。每天派出四至六组巡察队巡视各家各户。一旦发现鼠疫病患和疑似病例,紧急送往医院与隔离所,同时对他们的住所进行消毒。

由于寒冬时节,哈尔滨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0℃。土地冻结,无法埋葬疫毙者。所有的棺材堆积在一起,长达一公里。中国民俗不实行火葬。但若不处理这些尸体,就会留下巨大隐患。伍连德上报清廷,获得火化许可。1911年1月31日,中国第一次举行了大规模集体火葬,将二千副棺材集体焚毁。

此后,传染病的疫情得到控制。1911年3月1日,在哈尔滨傅家甸,收到最后一例鼠疫病例。

据英国皇家医学会终身院士马伯英教授介绍,当时鼠疫停止颇有戏剧性。快要过中国新年时,伍连德跟地方官员、百姓说,过年那天要大放炮竹。因炮仗中的火药主要成分是硫磺。炮竹声声炸裂,满城弥漫着硫磺的味道,而硫磺能起着消灭鼠疫杆菌的作用。

哈尔滨疫情得到控制后,长春、沈阳等城市的疫情还在肆虐。伍连德等人将在哈尔滨使用的措施推广到这些地区。至四月底,整个东三省和华北的黑死病就得到控制。

这场惨烈的黑死病夺走了六万人的生命,耗费白银一千万两,导致经济损失达一亿元。

时隔一百多年,当时的防疫和抗疫记录,至今还珍藏在辽宁省档案馆。在这些档案中包括各地抗疫例行会议记录,各地拨款数额,以及清政府主办的奉天万国鼠疫研究大会。

伍连德的带领下,肆虐东北的黑死病,不到四个月就被扑灭了,为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府挽回不少颜面。

当时黑死病发生后,地方当局公开疫病实情,各级官员没有隐瞒,而是大力协助防疫。加强隔离与消毒,各部署人员采用防范,佩戴口罩,加强消毒,并火化疫毙者尸体等等。一切资讯公开,在公众的支持和协助下,伍连德有效地阻止了黑死病。这段历史对当今依然富有启示。

责任编辑:楊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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