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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共整死的“疫苗之父”湯飛凡(希望之聲合成)
被中共整死的“疫苗之父”湯飛凡(希望之聲合成)

中國“疫苗之父”政治運動被整死 學術成果被剽竊

回憶被中共整死的“疫苗之父”湯飛凡

【希望之聲2019年12月10日】(編輯:吳永健)中國大陸近些年攸關民生的製假、造假事件層出不窮,從2008年毒奶粉事件到2018年的假疫苗醜聞(“長春長生”和“武漢生物”生產假疫苗),無不是在向國人述說着一個民族基本道德良知的崩塌。

2018年10月中國大陸又爆出了清華大學11篇材料科學領域的論文,由於圖片篡改、內容重複、虛假署名等學術不端行爲而遭國際學術期刊網站撤稿。今年又爆出中國影視演員翟天臨因論文造假的風波。

豈止是這些,其實說假話、大話、空話、製假、造假等等始終伴隨着中共建政70年始終。

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有一個人竟然不顧自身安危,把沙眼病毒植入自己體內,創造中國疫苗多項奇蹟,他就是被稱爲“中國疫苗之父”,著名的科學家湯飛凡

湯飛凡是中國第一位投身病毒學研究的華人。他領頭創立了中國第一個微生物學研究基地,也是他,創建了中國第一家生物製品檢定機構,領銜研發生產了國產狂犬病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等多種疫苗。

湯飛凡還是成功分離出沙眼病毒的第一人,而這項科研成果解決了困擾世界數千年的傳染病。作爲中國第一代病毒學專家,湯飛凡曾經創造了一個個不可能的醫學奇蹟,被中國科學技術史權威李約瑟讚歎爲“預防醫學領域裏的一位頑強的戰士”。當今世界最權威的微生物學教科書、病理學教科書,都記載着他爲世界醫學做出的不朽貢獻。

然而,就是這個曾被譽爲最有望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被後人尊稱爲“中國疫苗之父”的著名科學家,卻在中共建立政權後,慘死於中共1958年發起的“拔白旗”政治運動。

《大紀元》曾根據京虎子撰寫的《中國人不應遺忘的名字湯飛凡》等公共資訊,梳理了湯飛凡走過61個春秋的不平凡的人生。

少懷懸壺濟世心

湯飛凡1897年7月23日出生於湖南醴陵,自幼目睹鄉民的貧病交迫,遂生懸壺濟世之心。在他6歲時,湯父把他送到世交何家的義塾學習。何家的少爺——何鍵(後來成爲國民革命軍的上將),對勤勉求學的湯飛凡青睞有加,不僅親自輔導他算數和自然,更將女兒許配於他。

1914年,年僅17歲的湯飛凡考入教會學校湘雅醫學院,經過七年的專業訓練,不僅磨練了他刻苦治學的精神,更讓他對行醫救人有了具體目標。時值微生物學的黃金期,湯飛凡在時代感召下,立志終生研究細菌學及傳染病。

1921年畢業時,有同學邀請他一同開館行醫,湯飛凡斷然拒絕。他說:“當一個醫生一輩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發明一種預防方法卻可以使億萬人不得傳染病。”

之後,湯飛凡進入北京協和醫院細菌學進修三年,掌握了細菌學理論及實驗方法,打下了堅實的科研基礎。

經校方推薦,他獲得了在哈佛醫學院細菌系深造的機會。出國前,他與何二小姐何璉成婚,夫妻倆同赴美國。從此,湯飛凡成爲哈佛投身病毒學研究的第一箇中國人。又是三年的進修時光,包括他在內的哈佛人扮演着拓荒者的角色,證明病毒的微生物特性,以及尋找相關測定方法。

從哈佛大學畢業後,他的導師再三請他留校繼續搞科研。優越的生活條件、先進的研究環境及病毒學展露的前景的確讓他嚮往,然而曾任湘雅醫學院院長的顏福慶寄來一封信,改變了他的選擇。

顏福慶(維基)
顏福慶(維基)

當時,顏福慶矢志創辦中國獨立的醫學教育體系,促成中山大學醫學院的成立。在經費、師資緊缺的情況下,顏福慶想到了曾經的優秀學生湯飛凡

在信中,顏福慶開不出誘人的條件,只是如實告知辦學困難以及發展中國醫學的殷切期望。這封真摯坦誠的信徹底打動了湯飛凡,一股“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愛國豪情油然而生。他立即在1929年春天,攜妻子飛往上海,出任醫學院細菌系教授。

湯飛凡少懷懸壺濟世心,曾獲得機會到美國留學,在哈佛醫學院細菌系深造。(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中國病毒學的拓荒者

中山大學醫學院開學時,只有8位老師,29個預科學生,湯飛凡所在的細菌系更是一片空白。他再次成爲一名拓荒者,親自設計課程、建立實驗室,在教學之餘進行研究,發表論文,開啓了中國病毒學的研究。

兩年後,他兼任英國雷氏德研究所的細菌系主任,有條件從事更複雜的實驗。在上海的八年教學與科研生活中,湯飛凡在病毒學領域的研究有重大突破,多篇論文被世界權威專著及教科書援引,成爲經典文獻。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打斷了湯飛凡的研究計劃。在國家存亡之際,這位科技精英懷着爲國捐軀的熱忱,奔赴抗日救亡的戰場。他報名參加了“上海救護委員會”的醫療救護隊,並多次衝在戰場第一線,對傷員進行緊急救護。由於救護站離戰場僅有幾百米,數次險被日軍炮火擊中。在三個月的前線工作中,他幾度出生入死,只回過兩次家。

上海淪陷後,湯飛凡原本準備隨雷氏德研究所撤向英國,然而已擔任中華民國衛生署長的顏福慶再次給湯寫信,邀請他參與重建中華民國中央防疫處的工作。湯飛凡再次燃起爲國效力的情懷,前往昆明擔綱了中央防疫處處長的職務。

在戰爭造成的財政困難、設備不齊、產能低下、人心渙散的局面下,湯飛凡重整旗鼓,帶領有限的人員生產出了狂犬疫苗、牛痘苗等簡單的藥劑,維持日常開支並有盈餘。當防疫處的狀況略有改善後,他把防疫處變成當時中國國內唯一的微生物研究所,生產出了符合國際標準的疫苗和血清。所製藥品不僅送往全國各地的戰場,還爲英美盟軍所用,爲世界二戰的勝利作出了貢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下屬的中央防疫處因此名揚海內外。

抗戰勝利後,湯飛凡隨防疫處遷回北京舊址,重建戰火後的家園。他在美國的資助下建成了佔地萬餘平方米的中央防疫實驗處總處,又憑藉一套小型青黴素製造設備,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抗生素生產車間。1948年,他主持生產每支20萬單位的青黴素,堪比進口產品。可以說,沒有湯飛凡的努力,就沒有中國病毒學的飛躍性發展。

湯氏病毒與衣原體之父的榮耀

轉眼就到了國共內戰、中共篡權之時。湯飛凡作爲科技精英、國民政府官員、國民黨官員的貴婿,本應遠離中共的掌控纔是明智之舉。隨着國民政府的撤退,防疫處無法正常運作,他也打算舉家移居美國,重返哈佛。然而在出國前夕,他突然改變了主意,回到北京。在他心中,自己只是個專注科技領域的學者,並不關心政治;他更捨不得中國剛剛起步的微生物學,捨不得放棄辛苦創建的基業。

中共在建政之初,也亟需湯飛凡這樣的醫學奇纔來“建設國家”。當時的中國大陸民衆飽受各種傳染病的折磨,更需要大量的疫苗供應。湯飛凡便被委以“重任”,擔任了中共中央衛生部生物製品研究所所長、中共中央生物製品檢定所所長。他也竭盡所能,爲恢復疫苗的研發與生產而忘我工作。

1950年,他的團隊成功遏制華北鼠疫的流行;1951年,他採用牛痘“天體毒種”和乙醚殺菌法,能快速製出大量優質的牛痘疫苗,在中國成功消滅天花病毒,比世界領先16年。

待國內疫情穩定,湯飛凡重拾少年壯志——發明一種可使億萬人免遭傳染病侵襲的預防方法。1954年,他回到實驗室,重拾一度中斷的科研——尋找沙眼病原體。

沙眼是流行三千多年、可致失明的世界性傳染病。當時世界上約有1/6的人患有沙眼,在中國,有近一半人患病,邊遠地區更有“十眼九沙”之說。而關於它的研究,單單分離沙眼病原體一項就是困擾微生物界數十年的難題。沙眼危害深遠、難以攻克,促使湯飛凡下定決心,潛心於遏止這項傳染病的研究。藉助由北京同仁醫院的張曉樓提供的典型病例,當時已57歲的湯飛凡帶領團隊開始了全新的探索。

工作中最大的難度是病毒分離,湯飛凡經過1年辛苦努力,試過前人所有方法都未成功,便獨創“雞卵黃囊分離病毒”的方法,配合青黴素、鏈黴素進行試驗。

1955年8月10日,湯飛凡第8次用新方法試驗,終於成功分離出沙眼病毒,並命名爲“TE8”。這一重大突破,讓湯飛凡成爲世界上發現重要病原體的第一位中國人。

之後,治學嚴謹的湯飛凡又花費了1年心血完成論證工作,於1956年10月發表了相關論文。

在這項研究過程中,爲保萬無一失,湯飛凡曾不顧自身安危,把沙眼病毒植入自己體內,並在身患沙眼的情況下,堅持40天不治療。憑藉“神農嘗百草”的無畏精神,他成功積累了第一手寶貴而可靠的臨牀資料。

“疫苗之父”湯飛凡(網絡圖片)
“疫苗之父”湯飛凡(網絡圖片)

他的論文一經發表,立即成爲世界矚目的焦點,各個國家先後用他的方法分離出沙眼病毒,尊稱這種病毒爲“湯氏病毒”。由於找到了沙眼病原,對症下藥也就水到渠成,沙眼疾病在全球範圍迅速減少,幾近絕跡。

醫學名宿的迅速隕落

就在湯飛凡創造微生物學奇蹟之時,中共迫害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正在中國各地展開。當時由於湯飛凡沉浸實驗室的小天地中,無暇參與政治活動,暫時得以免受衝擊。

然而,繼“反右運動”之後,1958年中共又搞起了“大躍進”運動,並同時在思想、文化領域掀起所謂“拔白旗、插紅旗”政治運動。這一年,成爲了湯飛凡的受難殞命之年。

“拔白旗”即拔資產階級白旗,把具有所謂資產階級學術觀點的人士加以批判、鬥爭,是中共迫害知識分子、加強文化專制的又一殘忍手段。在大陸醫學界,大部分“白旗”都是躲過“反右”一劫的知名學者。在衛生部的生物製品所,德高望重的湯飛凡就是一面在劫難逃的“大白旗”。

1958年9月下旬起,湯飛凡就接到所里黨委的通知,要求他檢查資產階級思想,接受羣衆批判。26日,他不得已在一個小型會議上作檢討,但是他的檢討卻被認爲不深刻而不能過關。

28、29日兩天,湯飛凡在“全體黨團員大會”繼續檢討。爲了“幫助”他過關,所裏的中共組織還私下安排批判發言,對他“萬箭齊發”。起初他還能坐着交待問題,第二天就只剩挨批斗的份兒。隨着氣氛愈發緊張,他的罪名也逐步升級,先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社會主義陣地上的一面大白旗”,接着是“民族敗類”“國民黨反對派的忠實走狗”“美國特務”等等。

更荒謬的是,他發表研究沙眼病毒的成果,被批鬥者說成是把病毒分離方法送給外國人,是“出賣國家利益”。29日散會時,批鬥會主持人對着湯飛凡咆哮:“坦白交代低頭認罪纔有出路,不然死路一條。”

第二天(30日)還有一場批鬥會等著湯飛凡。那時,他萬念俱灰,不願繼續接受無端的侮辱,在次日清晨自殺身亡,然後被中共宣佈爲“自絕於人民”。

人已去,身後風波卻接連不斷。文革時,他繼續被作爲“國民黨殘渣餘孽”“漏網大右派”“反動學術權威”的代表被批判,他的名字連同他的科研成就都被打入地獄,不見天日。發現沙眼病毒的功勞也被中共移花接木,轉到了當年爲他提供病例的張曉樓身上。

1980年,國際眼科防治組織向中國眼科學會寄來一封短函,邀請湯飛凡參加國際眼科學大會,爲他頒發“沙眼金質獎章”,紀念他的功績。此時,湯飛凡已故去20多年。

中共派遣張曉樓前往領獎,而張領到的獎章上刻着他與湯飛凡兩人的名字,張氏還排在前面。

回國後,張曉樓把獎章複製兩枚,一枚自留,一枚送給湯家,原件上交給了中共衛生部。

湯飛凡的遺孀何璉忍無可忍,於1986年8月致信國際眼科防治組織,要求還湯飛凡一個公道。

湯飛凡身後獲國際眼科防治組織頒發的沙眼金質獎章。(網路圖片)
湯飛凡身後獲國際眼科防治組織頒發的沙眼金質獎章。(網路圖片)

4個月後,國際眼科防治組織回信,肯定了湯飛凡分離出沙眼病毒的事實,並補發獎章,上面只篆刻湯飛凡一人的名字。至此,一則醫學醜聞落下帷幕,真相終於大白於天下。

責任編輯:楊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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