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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8日,幾名香港抗議者坐在寫有“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等標語的牆壁下。(美聯社)
2019年12月8日,幾名香港抗議者坐在寫有“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等標語的牆壁下。(美聯社)

何清漣:北京對港“文宣戰”遇到新麻煩

【希望之聲2019年12月9日】

共產黨國家都擅長宣傳工作,將黑作白,顛倒是非是其長技,謂之“官謠”,官家造謠之意。自進入網絡時代之後,中共官謠已經喪失壟斷地位,總是遇到“民謠”(非官方謠言)的對抗,今年的“反送中”運動更是突顯了官謠的黔驢技窮。

北京對港文宣戰的“精神勝利法

據港媒報道,香港人推出自制VR電子游戲“光復香港”(Liberate Hong Kong)之後,中國也開發出一款免費電玩遊戲“全民打漢奸”,開啓遊戲後,畫面有“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不容外部勢力染指!”幾個大字,背景則是飄揚五星紅旗及香港特區紫荊花旗的香港街頭,以及戴黃色安全帽、黑口罩,身穿黑衣的示威者。進入遊戲後,可看到依照“反送中”示威者特徵(黑衣、黑口罩、安全帽等)繪製的人羣,並要求玩家在人羣找出混在其中的8名“漢奸”,除南宋讓抗金名將岳飛屈死的奸相秦檜外,其他7名依次爲“反送中”運動的主要人物岑子傑、黃之鋒、黎智英、李柱銘、何俊仁、羅冠聰,陳方安生等。每名“漢奸”都被附上一段文字介紹,例如黃之鋒被描述成“河童”,並被定義成“港獨頭目”;黎智英則被形容爲“肥佬黎”,被指是“亂港金主”。玩的方式很簡單,只需從畫面中挑選拖鞋、棒子等攻擊黑衣人,並抓到混在其中的8名“通緝犯”即可過關。

這款遊戲只在中國國內流行。作爲一位經歷過毛澤東時代(包括文革時期)的知識人,我見識過中共文宣那種關起門來自說自話自我娛樂的舉國陣仗,看到這款遊戲的介紹時,不禁想起魯迅《阿Q正傳》主角發明的“精神勝利法”:阿Q的辮子被揪、癩痢頭被敲之時,阿Q在心裏連呼“兒子打老子、兒子打老子”,最後獲得心理平衡,“老子又贏了一回”。

中共文宣“精神勝利法”溯源

這種依靠抹黑對方並動員大衆羣起而攻之的精神勝利法並非始自今天,中共早在延安時期就開始玩這套把戲,1949年建政後更是樂此不疲。

記憶所及,從小學時代開始,音樂老師教唱的歌就有不少反帝反修的歌,針對美國的我至今還記得好幾首,比如:“美國佬,壞東西,臉上笑嘻嘻,背後挎大刀,見到好東西,什麼都想要,要不到,他就搶,霸了土地佔了房,殺人放火樣樣幹,妄想拖住那地球往家裏搬”。“美帝國主義罪惡滔天,天天都把壞事幹,兩手屠刀兩手血,千件萬件、千萬件壞事堆成山“。還有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的”你,你,你,你這個壞東西”,文革時期那首“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歷史規律不可抗拒”,估計50歲左右的人都會哼唱。
這些歌曲與現在的電子游戲“全民打漢奸”本質上是同一類宣傳品,中共在現實中無法戰勝或壓服某個政治對手之時,就會動員羣衆,用語言或兒童遊戲去侮辱、打擊對方,從而獲得心理上的勝利感。在“文革”時期,常用這句話描述這種國民遊戲的作用:“七億中國人,一人一口唾沫淹死你”(後來隨着人口增加,逐漸追加到十億、十三億)。

寓愚民兼仇恨教育雙重目標的中共文宣

很多人都認識到中共的宣傳是種愚民教育,目的是培養出易於統治的羊羣。但上文中提到的反美歌曲與“全民打漢奸”,還有培養仇恨這一重要目標。在這類文宣的長期薰陶下,很容易養成對文宣打擊目標的仇恨。我在國內時,家裏請過一位河南女子做保姆,她在看電視時,會情不自禁地表達情緒:“這傢伙好壞,比美帝國主義還壞”。我有次笑問她:“你怎麼知道美帝國主義‘壞’?你去過美國還是認識美國人?”她歪着頭想了一下,很認真地回答說:“在學校裏,老師經常這樣說。中央電視臺與報紙也經常這樣說,難道這還有假?”

對港文宣戰時推出的這款“全民打漢奸”的電遊,目的就是培養玩遊戲者對港獨的仇恨。

中共文宣遇到新挑戰:官謠與民謠的對決

以上所有宣傳戰手法,在中共長達近百年的歷史中,幾乎無往而不勝,中共自身也飽嘗壟斷輿論的甜頭:利用輿論塑造偉人與英雄(這點近年有點不靈光),利用輿論抹黑一切政治對手與其想要抹黑的人,營造出對中共統治有利的社會氛圍,這就是中共以筆桿子、槍桿子起家,歷經毛、鄧、江、胡數朝,從不肯放棄這兩杆子的原因。

但是,進入網絡時代之後,一切都有了變化。中共抹黑他人的“黑色宣傳”終於遇上了民謠“謠翻中國”的時代。

這裏得解釋一下“黑色宣傳”(Black propaganda)的來歷。這一手法自古有之,主要用之於政治鬥爭中,其特點是無中生有、巧妙抹黑、將虛假信息包裝成內部消息等,目的是爲了離間敵方,動搖敵方軍心。“黑色宣傳”成爲信息戰的一個門類並服務於戰爭,還是二戰中發生的事情。2011年中東北非四國發生的茉莉花革命,於2月17日在中文推特上由“@mimitree0 祕密樹洞”發展成中國的虛擬革命,宣稱“2011年2月20日下午2時,全國各大城市中心廣場將發生羣衆集會“,中共官方爲此在長達半年多的時間內對各大省會城市的中心廣場實行全戒備,這算得上紅色政權遭遇黑色宣傳的首例,此後,中共官方不得不經常對網絡傳言闢謠。2013年,中國官方開展一次大規模的打擊網絡謠言的活動,並由官媒公佈打謠初步“成果”,此舉在網上激起一片喧譁,也引發許多討論。

當時國內敢言的知識人提出:一,應該區別謠言與非謠言;二、什麼是“官謠”,什麼是“民謠”?三,需要探討中國究竟是一塊什麼樣的土壤,竟然產生這麼多的“謠言”?更有人提出, “造謠”跟“反造謠”在某些特殊的歷史階段,有時成了官方與民間對抗的隱喻。因爲中國的制度環境,真實的消息不容易傳播,傳播出來的不一定全部真實。徐達內在一篇題爲《謠言共和國》的文章裏,指出,在一個“謠言共和國”裏,有時謠言和真相似乎是一個人的兩張面孔。還有人回憶1976年的經歷,稱自己那時每次路過天安門廣場,都要特地去聽聽“謠言”,“後來證明,那些謠言很多不是空穴來風。”

在中國這個以謊言與暴力治國的國度裏,這應該是到今天爲止,對謠言盛傳的社會現象一次相當認真的反思,此後再也沒有反思,只有以民謠對付官謠的對抗。2015年香港銅鑼灣書商綁架案之後,國際社會幾乎沒有人在意那本引發無窮事端的《某某某與他的情人們》內容是否虛構,只在意一條:中共不應該在香港綁架書商,並一致認定這是侵犯了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

今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中,各種謠言滿天飛,網路平臺成爲官方與反抗者傳播信息的資訊戰場,面對各種傳聞,幾乎很少有人願意去辨識真相,而是根據各自的立場選擇相信某類傳聞。香港這個地方是世界各大媒體都派駐記者之地,絕大多數媒體都願意傳播各種不利於中共的傳聞,只有德國之聲曾寫過一篇《謠言風暴席捲香港 中港各執其詞》(2019年8月12日,署名“羅法”),通過辨識當時流傳的各種“新聞”,指出“隨着香港警民衝突愈演愈烈。滿天飛的傳言透過網絡散播,各自競爭成爲‘事實真相’”。這條消息指出一個關鍵:在“反送中”運動中,什麼是真相不重要,人們願意相信什麼纔是最重要的。

任何政權的存在,其支撐力之一是國家信譽與政權信用。反觀近十餘年中共文宣與“謠翻中國”的短暫歷史,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自媒體出現之前,中國雖然謠言蜂起,但多數人最後還是選擇不相信謠言。但自2011年以來,政治反對者開始迷戀“民謠”的政治功能,紛紛加入“謠翻中國”行列。擅長抹黑宣傳的中共紅色政權開始遭遇“黑色宣傳”的持續攻擊。到了今年香港“反送中”,中共的“黑色宣傳”只能行銷於中國大陸,大陸之外所有地區的人們,絕大多數只願意相信反抗者的說辭,決不採信官方說法。

——轉自《自由亞洲》

(文章只代表作者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責任編輯:元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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