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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谁想毁灭中国人(网络图片)

到底是谁想毁灭中国人

【希望之声2020年2月6日】(编辑:田喆)前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农(Steve Bannon)周一(2月3日)表示,中国共产党对所有事情都撒谎,如果新型冠状病毒被发现是人工合成的,中国共产党就完了。

他说,中国共产党撒谎,CCTV撒谎,环球时报撒谎,每种形式的中国国有媒体都撒谎。在中国除夕,CCTV播出了春晚,只花了1分钟播报了武汉肺炎,而武汉地方政府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就知道武汉肺炎了。中共高层最迟也在12月12日到15日之间知道了武汉疫情,然而他们在6个星期以后才公布武汉疫情。

中共军事网站承认新型冠状病毒是人工制造 但将矛头指向美国

中共军事网站“西陆战略”1月26日发表题为《武汉病毒4个关键蛋白被替换,可精准攻击华人》的文章,文章说,1月21日,《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在线刊登了一篇论文,由3名中科院研究员合作完成: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郝沛、军事医学研究院国家应急防控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钟武,和中科院分子植物卓越中心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李轩。

文章承认武汉肺炎病毒是人工合成的,承认武汉肺炎病毒与SARS很像,“关键在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换掉了4个关键蛋白’, 第一其目地就是为了伪装成SARS病毒,让防疫者难以分辨,误入防治‘非典’的老路,延误救治的时间。”

“第二是使它具有‘有很强的对人感染能力’达到快速蔓延和传染的目地。这种灭绝人性的生物技术是蝙蝠和竹鼠干的出来吗?”

“在自然界环境中即使1万年也不可能实现如此精准‘4个关键蛋白’的‘替换’!”

“事实证明,武汉病毒只能是实验室人为干预制造产生的!”

那么,这个病毒最初到底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1月22日,中共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病毒的来源确认是武汉一家海鲜市场非法销售的野生动物。

但是,1月24日,29名中国科研人员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的论文中说,去年12月1日被感染的第一例患者,根本没有去过武汉海鲜市场。对此,应如何解释?

然而早在去年9月18日,武汉军运会前,中共在武汉天河机场举行了防范“新型冠状病毒扩散”演习。

演习模拟了机场口岸通道发现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处置全过程。航空公司报告机场,“入境航空器上1名旅客身体不适,呼吸窘迫,生命体征不稳”,海关随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对密切接触者和一半接触者开展排查与监测,并在2小时后将“患者”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病例。

难道去年9月18日前武汉已有人感染过新型冠状病毒?

为什么对付“武汉肺炎”病毒要用抗艾滋病病毒的药?

国家医疗专家组的专家王广发,1月10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整体疫情“可防可控”。但不久王广发确诊被传染“武汉肺炎”。不过只用了一天时间,他的体温就降下来了。他说,一种抗艾滋病病毒的药对他很有效。

2020年1月31日,印度9位生物学家发表的一篇论文称:“我们目前正在见证一场由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 nCoV)引起的重大流行病。”“我们在穗状糖蛋白(S)中发现了4个植入点,它们是2019-nCoV独有的,在其他冠状病毒中不存在”,被植入的是艾滋病病毒基因。

2018年石正丽研究员领衔的“中国蝙蝠携带重要病毒研究”项目荣获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据报道,2018年的1月8日,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京揭晓,共评出285个项目(人选)。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3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67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73项。《中国病毒学(英)》主编石正丽研究员领衔的“中国蝙蝠携带重要病毒研究”项目荣获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研究员带领团队,针对新发传染病防控领域的重大需求,以我国蝙蝠携带的 SARS 样冠状病毒等重要病毒为研究对象,全面、系统地开展了我国蝙蝠携带病毒的分子流行病学、新病毒发现与鉴定、跨种传播机理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突破,获得多项原创成果。最重要贡献包括证实蝙蝠是SARS 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为 SARS 的动物溯源提供多个重要证据;首次在我国蝙蝠体内检测到烈性病毒尼帕病毒和埃博拉病毒抗体;发现腺病毒、圆环病毒等遗传多样的新型蝙蝠病毒等,其中关于 SARS 病毒溯源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发表在 Nature、Science 等顶级学术期刊上。

石正丽是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冠状病毒的专家,2018年11月曾在上海交通大学发表题为《蝙蝠冠状病毒及其跨种感染研究》的主题演讲。2017年,她牵头完成的“中国蝙蝠携带重要病毒研究”项目获得2017年度湖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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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正丽2018年11月曾在上海交通大学发表题为《蝙蝠冠状病毒及其跨种感染研究》的主题演讲。(网络图片)

《自然》期刊当年曾发表一篇名为“一种类SARS循环性蝙蝠冠状病毒展现感染人体的潜力(A SARS-like cluster of circulating bat coronaviruses shows potential for human emergence)”的论文,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葛行义和石正丽是该论文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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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期刊当年曾发表一篇名为“一种类SARS循环性蝙蝠冠状病毒展现感染人体的潜力的论文,石正丽是该论文共同作者(网络图片)

该论文称,研究团队通过病毒基因重组技术,使用SARS冠状病毒骨架和来自中国菊头蝠的SHC014冠状病毒表面蛋白进行工程化改造,创造了一种杂交冠状病毒,可以与人体的血管收缩素转化酶2(ACE2)结合,从而感染人的呼吸道细胞,毒性相当大。

该研究在当时就引发学界不安。《自然》期刊报导说,其他病毒学家质疑这项研究的必要性,认为这种实验很难证明任何事情,且蕴含极大风险。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病毒学家西蒙.韦恩.霍布森(Simon Wain-Hobson)指出,“如果病毒逃脱了,没有人能够预测其发展轨迹。”

有人总结了这个病毒的两大特点:(1)“完美”的传染性,包括无症状能传染,潜伏期能传染,能空气、接触传染,能粪口传染,母婴传染,能人传人,已出现4代传染,即A传B,B传C,C传D;(2)“完美”的致死率,到处出现倒地死亡案例,武汉公民记者方斌5分钟拍摄到8具尸体,汉口殡仪馆14台火化炉全天候运转。

武汉人口1,100万,位于江汉汇流处,水运便利,明清时期就有“九省通衢”的美称。中共为什么把专用于烈性传染病研究的大型装置,比如埃博拉病毒、天花和此次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等世界上最危险的病原体的实验室,建在这样一个人口稠密,交通发达的地方呢?

责任编辑:田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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