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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府东亚和中国事务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国务院外国服务研究院》讲员堪琵博士(Alicia Campi)。(图源:网络图片)
华府东亚和中国事务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国务院外国服务研究院》讲员堪琵博士(Alicia Campi)。(图源:网络图片)

【希望之声2020年2月24日】(本台记者馨恬采访报道)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武汉肺炎”在全球继续蔓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网站刊文指出,中国之外,台湾、日本、新加坡、泰国、越南、韩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已进入社区传播阶段。

日本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已达727例,其中包括日本本土以及「钻石公主」游轮上的感染人数,而游轮上的感染总人数高达600多人。日本已有死亡病例4例。

2月19日,443名乘客从「钻石公主」号游轮上下船,就地解散,没有明确要求自我隔离。相对于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在撤侨完成后依旧要求隔离14天的应对方法,日本这一做法引起日本网民哗然,也立即受到各方批评。52%的日本民众对于日本政府在疫情中的表现表示不满。

韩国2月24日的确诊人数已达833例,死亡病例8例。

在美国的确诊病例目前达到53例,其中美国境内14例,从「钻石公主」号游轮撤回的确诊病例36例,从武汉撤回的确诊病例3例。

CDC在19日更新旅游警示,把香港列为一级警示,提醒前往香港者应采取一般预防措施。早在2月4日,CDC对中国旅游提出四级警示,呼吁民众非必要勿前往。

数以千计自中国回美的美国人实行居家自我隔离,各地的公共卫生官员也因此对他们密切留意。根据美国公共卫生部门数据,仅加州就有7,600多人在家中隔离。乔治亚州、华盛顿州、伊利诺州、纽约州及其他州,都分别有数以百计的人在自我隔离。

从应对新冠病毒的不同方式来看各个政府的区别,以及不同国家的人的不同反应,本台「走入美国」节目主持人馨恬女士邀请华府历史学家和外交专家堪琵博士(Dr. Alicia Campi),从历史和文化角度为我们做出分析。

华府资深的外交专家、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教授勘琵博士(Dr. Alicia Campi )。
华府历史学家和外交专家堪琵博士(Dr. Alicia Campi)

堪琵博士目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东亚关系,她也是美国培训外交官的《国务院外国服务研究院》东北亚课程协调人兼美中关系讲员。她曾经担任美国驻蒙古国外交官,是东亚和中国事务专家。

日本政府处理「钻石公主号」游轮疫情犯了大错误

堪琵博士说,她前几天跟一位日本问题专家朋友讨论,认为在应对新冠病毒疫情方面日本政府犯了很大的错误,不应该把「钻石公主号」游轮上的游客孤立式地留在游轮上。而应该让这些游客下船,对整个游轮进行消毒。因为游轮上的空调设备里满是病毒,人留在船上,感染几率很大。

美国在传染病疫情方面有一个经验,来自于发生在近45年前的「军团病Legionnaires' disease」。1976年,在美国东部费城的Bellevue-Stratford酒店里,参加美国退伍军人大会的人群中爆发了肺炎,在总共2000多人中,211人确诊,其中29人死亡。这种病被命名为「军团病」。美国疾控中心(CDC)经过6个月的研究,发现了引起这种疾病的主要原因是一种细菌,命名为“军团肺炎菌” (Legionella pneumophila);而且发现这种细菌主要是在空调设备里滋长,因此同样住在那个环境里的人就很容易感染。

此后的1994年,在9艘游轮上曾经流传过这种「军团病」细菌,一直到至少2015年,都有旅馆和游轮上出现这种「军团病」。

而现在对于新冠病毒的传染方式,已经有医学专家说,新冠病毒可能以“气溶胶”的方式通过空气传染。

「钻石公主号」的情况显示了很多国家甚至包括日本这样的先进国家,也没有能够“吃一堑长一智”。中国不是一个真正先进的国家,有些地方看起来特别先进,但某些地方其实非常落后。

如果撇开政治因素,日本的文化也可能是原因之一:日本人习惯于反复考量之后才下决定,而不能快速做决定。

中国也有这方面文化因素的背景,再加上共产党政府体制,不允许低层的人自行做决定,因为它认为那很危险。

看看武汉李文亮医生的经历,他警告自己的医生朋友圈,做了对的事情,最后自己却死于这种病毒感染。在中国,做了对的事情反而会受到惩罚。

亚洲国家的人都似如临大敌,美国却很少有人戴口罩

柬埔寨政府,也是一个共产党政权,很慵懒。他们决定让另一艘游轮的旅客在自己的国家靠岸下船,因为他们收到了很多钱。根本就不在乎有的旅客可能把病毒带到他们国家。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国家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看他们所做的决定。

堪琵博士说,在过去几周里,她与来自蒙古、日本、南韩的亚洲朋友们见面,让她感到很有意思:相比于他们母国国家的反应,这些朋友都对她表示,在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时,或走在大街上时,看到很少有人戴口罩,这让他们非常震惊。

蒙古官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报出有确诊病例,但堪琵博士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已经有了确诊病例,因为每天都有数百人从中国边境进入蒙古。但是在乌兰巴托,几乎每个人都戴上了口罩。有个蒙古人告诉她,如果不戴口罩,就无法进入公共大楼,包括图书馆、大学、旅馆或政府机关。这是他们在官方说还没有一个确诊病例的情况下已经执行了整整一个月的政策。而美国在官方已确诊几十个病例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却不戴口罩。这让他们非常吃惊:美国人不像这些亚洲国家的人那么恐慌。

在堪琵博士听起来,觉得很有意思。她觉得包括蒙古在内的这些亚洲国家的人都好像是如临大敌。

中国公众普遍心态是接受政府的做法,但对数百万人的「隔离」不合常理

堪琵博士说,中共政府决定封城把6百万人隔离起来,但现在我们知道它那不叫隔离,它就像日本所谓的把游轮上的人隔离起来一样,他们做的方式没有办法防止在武汉或在安徽的人们感染病毒,反而是让他们互相之间传染。所以中共政府所做的只是不想让武汉那里的人去北京、天津或上海这些大城市。

堪琵博士指出,甚至关于“隔离”的定义,中国的概念跟美国的也不一样。说实在的,没有人能把6百万人隔离起来,那根本就不符合常理。在中国和美国都用同样的词“隔离”,这个词的意思是用来针对解决传染病的一种方式。在美国,一个病人被“隔离”,是要独自生活在一个别人不能随便进出的地方,由其他人或医护人员给他送食物。但是,这个词在武汉并不代表这种意思,

遗憾的是,人们对这个词的用法都没有任何质疑。可以看到的是,在现实中,很大程度上人们可能是一种心理作用,大家认为政府说要这么做,就这么做就没事了。但事实上不是这样。

有人说,在美国一年有几千人死于流感,但还是有很多人不打流感疫苗,堪琵博士表示,他自己就是其中一个。因为在美国,大多数人对政府说的话是保持怀疑态度的,而且如果不按照政府所说的做也没有后果。

但是在中国,人们的心理是指望政府解决这种问题,尽管政府出台的措施都不符合常理。堪琵博士说,政府规定大家都不能离开武汉,那意思就是所有武汉人都感染了也行吗?是这个意思吧。在中国人们会接受这种做法,但在美国人们不会接受。

美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对策及其背后原因

在堪琵博士看来,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控制的如何?她觉得目前情况看,美国基本上控制住了广泛蔓延的可能。人们可能注意到了,美国政府不断地召开新闻发布会,尤其是让相关专家官员到各大电视台、尤其是24小时电视新闻网上说:这种病毒可能会在美国扩散。为什么?

堪琵博士说,他们这么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假如不久之后病毒确实扩散了,甚至有人因此而病逝了,人们就不会抱怨政府事先没有提醒大众。

美国政府所做的是提升美国民众对这件事的负面期待,告诉人们很有可能在过程中有失误,病毒可能会在美国扩散。因为政府已经说了这可能会发生,一旦事情真的发生,大众就不会太震惊或太伤心。

但相反的是,中国甚至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政府都不会去对大众说这样的负面信息,不会像美国政府那样说很有可能有人会感染,自己要做好准备。美国政府会说这样负面的话,但其它政府不会这么说,因为他们认为这会丢面子。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美国政府对新冠肺炎的反应算是比较快速的,不过应该更快速。堪琵博士说,当她1月17号从上海回到美国抵达华府机场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询问或对她进行筛检。她当时感到很惊讶。美国一开始只在旧金山、洛杉矶和纽约三个机场筛检来自武汉的旅客,但其实她抵达的华府机场,每天也有很多人来自中国。

在堪琵博士看来,这种做法很蠢,应该对所有从中国来的旅客进行筛检。她同时指出,一开始筛检的对象只是来自武汉的人,其实应该范围更广。后来美国把旅行限制扩大到五个机场,然后是十一个机场。

美国停止与中国之间的航班,其实也不是美国政府最先决定的。最初起因其实是因为美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不干了。1月30号,德州达拉斯的美航飞行员通过「联合飞行员协会」提起诉讼,要求公司立即暂时停止美中航线,因为他们每个月有大约16,800的中国乘客,而飞行员抵达中国后,按联邦要求需要在当地休息至少32小时才能再飞。他们认为这让飞行员们冒太大的风险了。结果美国航空公司不得不决定暂停中国航线,联合航空公司和其它航空公司也都跟进了。接着美国政府才宣布这些航班暂停的消息。

中国人习惯于指望当局告诉怎么做,欧美人则习惯自己思考决定怎么做

在应对新冠肺炎的过程中,各个政府的处理方式不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对待疫情的方式也不同。

在堪琵博士教书的大学里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同事,不到40岁就当教授了,拥有好几个文凭,人很聪明。这位中国同事本来预定了2月8号航班回中国,但在得知航班会被停飞后,她没有做出任何应变举动。从这位中国同事身上,堪琵博士看到了一种现象:

很多来自中国的人很习惯于指望当权者告诉他们怎么做,明明他们自己已经看到了危险也有机会应变。在堪琵博士看来这简直不可理解,因为堪琵博士是美国人的思维。

一些欧洲国家的人也像美国人,假如政府告诉我可以继续旅行,我就照着政府说的做了。但美国人或一些欧洲人不这么想,他们想的是:我的政府不对我的个人健康负责,我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这掌握在我的手中,我来决定怎么做最好。

日韩与武汉的商业关系致使受到很大影响,美国则仅限民间关系故影响不大

堪琵博士认为,美国在这次防范新冠病毒疫情过程中等的太长了些,应该动作更快的。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跟南韩和日本相比,美国从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保护,主要是因为从美国往返武汉的航班并没有那么多,而且两地的商业往来也比较不多,主要是一些民间家庭间的关系,所以虽然美国花了两周时间才开始收紧旅行限制,但并没有因此受到太大影响。

但日本和韩国则不同,因为他们与湖北武汉有密切的商业往来。

美国已拥有应对高度传染病的经验和设施,口罩短缺是依赖中国所致

美国经历过前面讲的「军团肺炎」疫情,美国的地方城市已经拥有了如何应对高度传染病的经验和设施。所以美国人知道应该怎么做,就不会过度恐慌,不会一拥而上买口罩。

事实上,堪琵博士在国务院的朋友告诉她,在这种传染性极强的新冠病毒面前,一般的医用口罩是不怎么管用的,但现在医护人员口罩短缺,他们因为面对病人,是必需的。口罩短缺为什么?因为美国人没有戴口罩的习惯,药店里就不会有很多库存,民众纷纷抢购,很快就买完了。

另一方面,美国非常依赖中国制造的口罩等医护用品,结果一旦中国无法提供,就导致短缺。

美国从传统上保证了大众拥有多个信息来源,保障了透明和及时

为什么政府说了负面的预期信息,美国民众不会感到恐慌?堪琵博士指出,这跟文化传统和政府的性质都有关系。对美国民众来说,听到政府这么讲是不足为奇的。但在中国,可能俄罗斯也是,政府基本上不会把问题的严重性告诉给民众。

但是在美国,不是说政府一定更好,但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而且除了政府,还有很多各种信息的来源,以前人们可以从传统的老媒体获得信息。比如一次大战后爆发霍乱(Cholera Epidemic),美国很多人死亡,人们并不是从政府那里获得这个消息的。

历史上,美国政府就从来就不拥有报纸或电视台,媒体都是私营的,美国从传统上就让人们拥有多个信息来源。虽然有些消息是虚假的,但是总体来说,美国政府和民众对危险事物的信息来源一向是多元化的。

而且这些信息来源会互相竞争,想方设法让人们了解自己的信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拥有三百年历史的美国来到社交媒体的时代,24小时信息更新。

美国人得到信息后会保持质疑、保持观察,会去做对比和判断

为什么人们不会很容易就陷于恐慌?因为有太多信息了。可能有人会感到恐慌,但多数人不会,他们会比较各种信息,进行比较后再自己判断。

所以,总体而言,美国大众对各种新闻会保持质疑,其中包括有关医学方面的信息。因此,鉴于美国政府不像中国政府那样拥有报纸、电台和电视台输出政府的观点,美国政府就只能派发言人召开新闻发布会、或者到新闻电视台去接受采访,把美国CDC的观点讲出来。

因为如果他们不主动这么做的话,CDC的观点就没有太多机会让美国大众了解。这就是原因,几个世纪以来美国人都是这样,从各种渠道听到看到新的信息。美国人的反应是,感兴趣但同时保持怀疑、保持观察,而不是马上感到恐慌。

美国人也会有恐慌的时候。在东岸,一旦有暴风雪,华府和纽约人都会冲出去买很多生活必须品和食物,因为他们有过因暴风雪几天几夜出不了门的经历。但是对于传染病,人们不那么容易感到恐慌了,上一次的恐慌是1980年代针对艾滋病的。到了现在,美国人对疾病方面的恐惧就不像以前了,他们会比较谨慎地去了解各方面信息之后再说。

华人要注意检视自我,不给本来对华人歧视或存偏见的人借口

在美国看到了一些负面现象,比如在华人多的城市发生了一些种族歧视或偏见的言论或行为。堪琵博士怎么看?

在堪琵博士看来,发生的这些种族歧视或偏见的言行比例还是很小的。种族歧视或种族偏见的事情总是会发生的,只是这一次的原因可能是人们害怕跟中国人在一起会传染到病毒。这些事件的数量可能跟以往差不多,只是起因不同。

因此堪琵博士不觉得是因为新冠病毒引发了反中国人的种族歧视或偏见,而是新冠病毒成为了那些本来就对中国人有偏见或歧视的人的一种新借口。

另一方面,堪琵博士感觉这种偏见是华人社区自己引发出来的,他们因为对自己在中国的亲戚朋友发生了什么并不很清楚,得不到足够的信息而感到恐慌;他们不相信中共政府对疫情的控制。尤其是加州,有很大的华人社区,社区本身的这种焦虑、担忧和害怕氛围传染到了他们周围的非华人社区,使那些本身就有偏见的人以此为借口。

堪琵博士不是说华人社区自己导致了这种问题,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样。当你觉得一个其它族裔的人看你的目光有些异样,或者他路过一个中餐馆却不进来光顾的时候,这个华人餐厅业主就自己判断认为:那个西方人对华人有偏见,害怕接触华人会感染病毒。那就变成了一个“自我预设”(自己先下结论然后找到证据证实)。所以堪琵博士建议这样的华人应该退后一步想想,这可能就是自己先恐慌了造成的一种后果。

中共驱逐三位美媒驻华记者,开了“文革”之后的驱逐先例

《华尔街日报》2月3日刊出一篇由美国巴德学院(Bard College)教授、该报国际视野专栏作家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撰写的文章,文章主标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副标题为「相比野生动物市场,中国的金融市场或许更危险」。文章评论了中国政府在新冠病毒爆发时的最初反应,并分析中国金融市场过度发展,就算只是小小冲击都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

因为有些华人联想到百年前中国人被西方称为「东亚病夫」的历史,认为《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是在挑起歧视,以致在部分华人社团组织支持下,发起全美白宫连署抗议,短短两天连署人数已达近11万人。

但也有华人研究了「病夫」的称呼之后,认为华人对该篇报导的强烈反弹不太切实。他们认为,虽然文章标题有哗众取宠之嫌,但不认为「Sick Man」是针对中国人的歧视。「Sick Man」的用法来自「Sick man of Europe」,指的是19世纪的鄂图曼帝国,它是英文里常见的比拟表达方式,本身并非有对某族裔歧视的意思,多用于指某个国家状态不振的情形。西方人也经常用这个词形容过很多欧洲主要国家。

也有华人分析说,「Sick Man of Asia」被国人翻译成「东亚病夫」,这种错误解读百年前就发生,原因无法得知。但期待当代美国人去了解中国百年前发生的事以及相关的强烈民族情绪,也不太现实。

不过中共外交部已经利用这一事件,宣布驱逐了3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勒令5天内离境,创下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驱逐外国记者的先例。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中方对于发表种族歧视言论、恶意抹黑攻击中国的媒体不欢迎,即日起吊销3人的记者证。而且已对此多次向《华尔街日报》交涉,要求公开正式道歉和查处相关责任人。

《华尔街日报》报业集团执行长路易斯(William Lewis)对驱逐决定表示失望,要求中共外交部重新考虑。路易斯表示,该篇评论文章是独立意见,没有任何一位被要求驱逐的记者参与其中;而且评论专栏本就正反意见并陈,标题本意并非要冒犯什么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成熟负责的国家应尊重媒体报导事实与评论,面对此事正确的回应应是表达相反的论点,而不是钳制言论。蓬佩奥指出,美国希望中国人民可和美国公民一样,享有获取正确讯息的管道与言论自由。

联邦参议员斯考特(Rick Scott)推文表示,中共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违反人权、压迫自己的人民,美国才不会被他们的审查制度所吓到。

对这一事件堪琵博士怎么看?作为中国问题专家,她将从文章内容、标题、用词的文化背景等方面来做出分析。请继续关注我们下一集的相关报道。

(待续,敬请关注)

专家访谈(中): 引发风波的《华日》文章究竟都说了些什么?

专家访谈(下): 从华人对“亚洲病夫”的敏感反应看美中文化的不同

责任编辑:辛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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