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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府东亚和中国事务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国务院外国服务研究院》讲员堪琵博士(Alicia Campi)。(图源:网络图片)
华府东亚和中国事务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国务院外国服务研究院》讲员堪琵博士(Alicia Campi)。(图源:网络图片)

专家访谈(中): 引发风波的《华日》文章究竟都说了些什么?

【希望之声2020年3月4日】(本台记者馨恬综合报导)最近《华尔街日报》标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文章在中国和海外华人社区中引发了风波。

这篇文章是2月3日由巴德学院的教授(Bard College)、《华尔街日报》「国际视野」专栏作家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撰写,文章的主标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副标题为「中国的金融市场或许比野生动物市场更危险」。文章评论了中国政府在新冠武汉肺炎爆发时的最初反应,并分析中国金融市场过度发展,就算是小小冲击都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对此华人反应激烈,甚至中共以此为由驱逐了三位美国驻华记者。

那么“病夫”一词是否标志着对中国人的歧视?从美国人的角度看,“病夫”有什么含义?《华尔街日报》文章的内容真正说的是什么问题?美国人和华人思维在这方面有什么不同?本台「走入美国」节目主持人馨恬邀请华府历史学家、外交专家及中国问题专家堪琵博士(Dr. Alicia Campi)从历史文化角度和亲身经历分享她的到见解。

堪琵博士目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东亚关系,她也是美国培训外交官的《国务院外国服务研究院》东北亚课程协调人兼美中关系讲员。她曾经担任美国驻蒙古国外交官,是东亚和中国事务专家。

接上文:专家访谈(上): 对抗武汉肺炎疫情 看各国当局和民众之区别

《华日》文章是在重新评估美中贸易系统存在的弱点

堪琵博士认为,这篇文章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批评共产党中国及其所作所为,同时阐述了对美中之间紧密相关的贸易关系做出的一种观察。不管怎样,这篇文章是在重新评估美中两国之间紧密相关的贸易系统所存在的弱点,这是本身是健康的。当把供应链集中放在同一个国家,一旦有任何情况发生,美国就会面临供应链断裂带来的自身经济危机,因为缺乏物资、缺乏替代品,它就必须决定该怎么办,是把物资供应链移出中国搬回美国国内或者附近的国家?还是转移到一个政府相对稳定的国家?

其实现在有关中国话题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包括美国公司是否应该与华为合作。他们真正谈论的是什么?是关于国家安全问题、供应问题、信任问题,就是评估这个生产美国所需产品的国家是不是能够稳定物资供应链?美国是否需要寻找那种产品的其它来源?是否可以允许这种产品不在美国国内制造?

之前所涉及的产品包括IT电脑、芯片等等,而现在由于新冠武汉肺炎疫情的原因,就和Sick(病)这个用词拉上了关系,这篇文章聚焦点在医药产品的部分,包括疫苗、口罩、防护服、手套、各种药物,大部分都被外包到海外公司,尤其是中国,那么就显然不是在那种健保行业拥有发达的、很强的制衡机制的国家,主要原因是要降低制造成本。但是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的责任,就完全落在了那些公司身上,这就是在全球化中的做法。

依赖中国供应链导致抗疫物资短缺,引发美国产业链反思

堪琵博士说,美国和其它国家一直以为,中国公司会根据与外国公司的合同来满足产品方面的要求。但是他们发现,与华为合作的外国公司为了能够继续在中国运营,有时会被迫做一些有违他们本国利益的事情。

根据全球化的思路,象华为这样的公司,应该把满足与其合作的外国公司的承诺放在它本国政府对它的要求之上。在美国是这样运作的,但在中国却不是。所以问题就来了,对个人来说,自己的电脑里是不是用华为的5G技术或许你觉得没啥区别,但对五角大楼来说,却是很有区别的。

因此关于谁应该负责生产线的安全问题、以及责任问题,目前在各个行业都被提出来了。之前是IT网络安全方面,现在就是在医药、医疗产品方面。

当中国出现这种病毒疫情危机的时候,中国当局下令所有医疗产品都必须留在国内,因为中国需要。于是,通常在中国制造出口到世界各国的口罩、手套、医疗用品等产品,一下子就停货了,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却没有替代的来源,因为一直依赖于中国供应链。

这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没有人预期到这种情况。这导致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的反思:或许除了高科技行业的一些制作不能外包,连非高科技行业的生产也不能完全外包,因为万一发生全球危机,就无法从外包的国家拿到所需产品,美国应在国内建立生产线。这就是《华日》文章所探讨的。

供应链断裂现象再次表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

《华日》文章只是目前在美国众多探讨的一个例子,但反映了对全球化的担忧、对于信任中国(中共)的担忧,因为在中国的经济运作系统中,只要政府一句话,就可以停止向外国客户发送产品。但在美国是不可以这么做的。假如美国政府今天命令一个药物制造公司停止向中国出口,这个公司马上就可以把美国政府告上法庭。而法庭可以在诉讼期间禁止政府指令的执行。川普总统要在南部边境建墙就是一个例子,有些公司、个人、或地方政府不赞成,就提起诉讼,川普政府不得不在法庭上去争取。在中国则没这种机制,在其它很多国家,甚至法国、日本都没有这种机制。

因此人们在思考的问题就是:当外国公司对你这个国家的物资供应拥有那么大的控制权的时候,当危机发生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危机,像这次是第一次出现的医疗健康危机,就会让那些过于依赖外国供应链的国家陷入危险。

这有美国自己的责任。因为二次大战后,美国经济没有被拖垮,其它如英国、德国虽然都是战胜国,但他们的经济被毁掉了。因此美国从1950年代开始制造产品,出口到全球各国。但后来美国发现有个问题:西德把从美国进口来的产品卖给东德,韩国把从美军基地买来的武器卖给朝鲜……但如果美国政府因此不再卖给他们了,就会被告上法庭,这就是美国自己建立的系统。

后来基于美国对市场的保护和提供商品给别国的市场灵活性,美国又带头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但结果到如今的现状,美国公司不是供应商,而是拥有不同政府体制和法律系统的国家在提供,比如日本、越南、中国、斯里兰卡等等。这些国家没有像美国这样的法律系统以及政府对制造业的宽松政策,它们可以很快就停止对一个外国国家的货品供应。而美国就不能这么做,因为公司可以和美国政府对簿公堂。

当发生天灾人祸的时候,就会导致货品供应中断,而且可能不是短期的。人们就发现这种全球化供应链不行,就开始担忧,因为如果要谈判的话,将耗费太多时间。想想看,美中之间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定都花了好几年,还不如把美国废弃的工厂转换成口罩制造厂来的更快。

这显示了整个系统处于紧张状态,无论是之前所聚焦的IT网络安全问题,还是现在面临的医疗健康危机,这都让美国和其它一些国家开始思考,中国的经济出问题了,外国依赖中国作为供应商的整个系统就出问题了。

美国人使用Sick(病)一词的含义,美国人和华人思维在这方面有何不同

《华日》文章标题中有Sick一词使用,一些华人听到这个词就很敏感,堪琵博士说,看起来中国人对这个词的感受跟美国人不一样。在美国的英文里,假如别人说我Sick,说一个国家的经济Sick,这并不是道德判断,不是说你犯错了,不是说你愚蠢,也不是说你错了就全都不是了,它只是说,有些地方不对劲了,所以你才没有效率、感觉不好。这里没有论断或判定的意思,美国人如果要批评中共对经济控制太严、不允许企业自由,他不会用Sick这个词的。

所以堪琵博士表示,她不能理解为何华人对这个用词感到不高兴,很显然,华人对这个词的理解跟美国人不一样。因为对美国人来说,如果一个人病了,可以让他好起来;如果你病了,不一定就是你的错,可能是你的错但也可能不是你的错。这个词也不是说你坏、或有罪、或邪恶,没有这些意思。

所以,用sick这个词来谈论中共的体制问题,在美国人看来是非常温和的。如果说有些中国人如此反感这个用词,堪琵博士说她就会想,他们到底在对什么做反应?他们如何定义sick这个词?

其实,很多华人对这个词的附加理解是因为清末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吸鸦片导致身体瘦弱,而遭外国人歧视。所以有些中国人一听到这个词就觉得是贬低和歧视中国人。

堪琵博士完全没有想到把sickness(病夫)这个词跟鸦片战争联系起来,她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了解到中国的这段历史之后,她表示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一般的美国人是无法理解的。美国在鸦片战争中是有受益,但不是组织者,当时美国也没那么强大。

堪琵博士表示,她可以诚实地告诉华人朋友,虽然她无法去做一个民调,但她很确定,美国人不可能把Sick这个词、把新冠病毒跟鸦片战争联系起来。作为美国人,她更会联想到的是,如果说新冠病毒的起源真是野生动物市场的话,这种市场为什么存在?人们如何对待这些动物? 堪琵博士的蒙古朋友对她说,那里的中国人太穷了,才会吃这些动物充饥,很可怜。很多美国人也这么想。堪琵博士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在中国只有很有钱的富人才能吃得起这些野生动物,这代表了地位。堪琵博士认为,比较西化的华人会觉得这才是丢中国人面子的方面。

所以当美国人说“中国病了”,为什么有些中国人就感到被严重冒犯了呢?对一个美国人来说,并不会觉得在冒犯,或许是因为中国人觉得美国人在说中国是个落后的社会。作为中国人,一直很想被认为是一个文明社会,但是在鸦片战争中,西方人改变了这一点,

华人表现的敏感可能也有中共利用民族主义挑动起来的情绪

堪琵博士说,这样看起来,中国人这种被欺负被羞辱的历史对一些人来说很敏感。不过,她也指出,这也可能是受到了中共政府利用民族主义挑动起来的情绪。中共当局利用这个来转移民众对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领导者失败的注意力,这就是为什么中共一直如此注重一些历史事件,包括日本侵华事件,虽然日本政府道歉了,但中共一直指责它不够诚心诚意;与此同时,那么多无辜的中国人正在被投进劳改营、被惩罚、被消失,但他们还是在关注要求日本人必须为二次大战侵华进行道歉,目的就是不要让中国民众去关心那些目前正在遭受迫害的人。

中共政府它并不蠢,相反它很聪明,以此来操纵舆论和对话,因为中国人不是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并未拥有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众多的信息来源、资源和享有一定的信誉。中国虽然有很多媒体,但都是受政府控制的;虽然现在有了网络媒体,但上面的信息五花八门。

中共政府就一直在钻空子,只要网络上有批评共产党的言论,它就说不可信、是谣言。中国人被教育得不相信这些信息来源,而且被教育得对西方国家的媒体,不管是CNN、纽约时报、或金融博客,如果报道的是对中国的GDP成长数字、人权问题有疑问的话,中共政府就洗脑中国人,把这些说成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攻击,因为西方嫉妒中国,总是想要奴役中国人。

在信息自由的世界里为什么有人依然选择相信官媒?

有些人会被带动,甚至于那些在中国长大来到美国的中国移民,尽管在这里他们可以接触到无穷多的信息来源,包括报纸以及像《希望之声》这样的电台,不懂英文都可以看得懂听得懂,美国这里给提供了他们很多资源,但他们中有些人对这些信息还是不够信任。为什么会这样?

堪琵博士讲了一个亲身经历来说明。她曾经是美国驻蒙古的外交官,很了解蒙古。上世纪90年代中期,欧盟聘请她做三个民调,研究蒙古的政策制定者和领导层是如何利用信息来源对某个议题做决定的。蒙古经历了70年的共产党统治,那时候只有一份报纸,共产党控制的,所有信息都是从政府来的。到了1990年蒙古为了民主国家,这份共产党报纸成了政府的媒体,仍然存活在那里。1995~1996年间,堪琵博士受欧盟聘请去蒙古找三组人做民调,研究他们是怎么了解关于自由市场、民主和外交方面的信息而做决策。这三组人包括媒体记者、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和高中老师)。蒙古有很多年轻学生曾经到东德、莫斯科、波兰留学,他们知道这样一份政府控制的报纸是有问题的,上面登的统计数据是不可靠的,因为现实情况并不象报纸上报道的那么好。

堪琵博士民调的一个问题是:你是从什么来源获取信息的?这些人,尤其是记者和知识分子教授们都自认为是支持民主理念的,虽然他们没有在自由民主社会里接受教育,但他们认为自己是反对共产党的,是现代的、亲西方的人。从1990年到1995年短短5年间,蒙古的媒体从只有一份报纸到有200多份报刊杂志。堪琵博士要参与民调的人们给这些媒体的可信度打分,令她惊讶的是:有70~85%的人都认为那份共产党政府的报纸是排名第一、最可信的媒体。

堪琵博士就问他们,你们明明知道这份报纸已经欺骗你们70年了,怎么还会如此相信它?他们回答说:是,我们知道它过去欺骗了我们,但毕竟它的记者是最专业的,他们比这些新成立的媒体要有经验。

美国人和中国人在信任政府问题上的思维有何不同?

作为一个美国人,民调的答案让堪琵博士太震惊了。美国人的思维是:如果你对我撒谎了,我就不再相信你了。但蒙古人的思维是: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撒谎,但你毕竟代表政府的观点,政府基本上是对的,相比那些二十多岁年轻人自己创办的报纸电视,我们还是更相信你的。

中国人也是这样,尽管他们知道《人民日报》说的是谎言,人们还是每天看,因为它代表了政府,人们尊重政府;他们知道里面的内容是错的、是谎言,聪明的中国人会说,我们都知道。但是如果他们需要选择相信哪一个信息来源的话,很多人还是会选择政府媒体。

美国人不会这样想,英文世界的人不会这样想,但中国人会这样。双方无法强迫对方改变,但得了解两者的区别。堪琵博士说,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也是《希望之声》这样的媒体机构所做的,提醒大家注意某些事实,对你得出结论是很重要的。

鸦片战争是事实,日本侵华是事实,但这些与中共当局如何对待新疆人、如何处理新冠病毒、如何处理北京的污染问题有什么关系呢?不要让自己被感情带动而转移注意力,去关注别的事情却错过了目前面临的问题,或政府处理不当的事情。确实有这种情况,有些甚至来到美国十几、二十年的中国移民都会是这种情况,很难改变这种思维,确实如此。

不放弃自由社会里的学习思考是破除旧有思维的方法

堪琵博士说,很重要的是:第一,希望有思想的人一定不能忘记那些重要的事实(人权);第二,不要觉得没有希望。即使现在这一代移民是这种情况,他们有下一代,他们的孩子可能从小就来到美国,甚至出生在美国,在这里受教育。虽然与父母可能存在代沟,但毕竟生活在一起,他们会互相影响,孩子会接受传统中华文化理念的教育,这是件好事;而孩子也会教父母或祖父母一些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美国式思维方式或角度。这种沟通是双向的,可能不一定会很通畅,但不能放弃,因为一旦放弃,那种无知或旧的思维会延续下去。

堪琵博士说,就像她认识一些蒙古人,年轻时就来到美国在这里已经生活20多年了,英文很好,但他们在苏联接受大学教育,学的历史也是那种共产角度出发的。他们告诉堪琵博士,苏联打赢了二次大战,不是美国击败了纳粹。他们也会跟高中生的孩子争吵,因为孩子在美国学校里学了历史课回来说,二次大战不是像你所说的,苏联没有赢得战争啊。这是因为这些蒙古人从小就在蒙古长大,在莫斯科受教育。当然他们也知道共产主义的不好,但他们还是牢牢记得苏联给他们带来的好处,给他们的教育,因为他们在蒙古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所以他们还要挣扎着相信那个谎言,而不是说我了解到了一部分,其实还有更多的事实要学,他们只是去否定其它的事实

堪琵博士说她能够理解这种心态:他们这么做是有各种原因的,要承认自己从小被教育相信的东西完全是谎言,那是很不舒服的感觉,对他们来说就好像是要放弃自己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已经被洗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好像就是母亲或祖母。想想有多少人被告知他们的生命是共产党挽救的,是共产党把他们解放了,让他们脱离贫穷了……就算这是事实,但与此同时有多少人失去生命了。

堪琵博士最后说,中国共产党做的坏事绝对多过好事,而且做一点对的事也不能把做错事合理化。当事关个人的时候,有些人很难承认自己获取的利益是建立在其他很多人的痛苦甚至死亡之上的。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尝试、不断地揭示这些事实,当然这不表示所有人都会很容易接受,因为对他们来说是很难受的事情。

(待续,敬请关注)

专家访谈(上): 对抗武汉肺炎疫情 看各国当局和民众之区别

专家访谈(下): 从华人对“亚洲病夫”的敏感反应看美中文化的不同

责任编辑:辛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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