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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東亞和中國事務專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國務院外國服務研究院》講員堪琵博士(Alicia Campi)。(圖源:網絡圖片)
華府東亞和中國事務專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國務院外國服務研究院》講員堪琵博士(Alicia Campi)。(圖源:網絡圖片)

專家訪談(中): 引發風波的《華日》文章究竟都說了些什麼?

【希望之聲2020年3月4日】(本台記者馨恬綜合報導)最近《華爾街日報》標題爲“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的文章在中國和海外華人社區中引發了風波。

這篇文章是2月3日由巴德學院的教授(Bard College)、《華爾街日報》「國際視野」專欄作家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撰寫,文章的主標題爲「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副標題爲「中國的金融市場或許比野生動物市場更危險」。文章評論了中國政府在新冠武漢肺炎爆發時的最初反應,並分析中國金融市場過度發展,就算是小小衝擊都可能會造成嚴重後果。對此華人反應激烈,甚至中共以此爲由驅逐了三位美國駐華記者。

那麼“病夫”一詞是否標誌着對中國人的歧視?從美國人的角度看,“病夫”有什麼含義?《華爾街日報》文章的內容真正說的是什麼問題?美國人和華人思維在這方面有什麼不同?本臺「走入美國」節目主持人馨恬邀請華府歷史學家、外交專家及中國問題專家堪琵博士(Dr. Alicia Campi)從歷史文化角度和親身經歷分享她的到見解。

堪琵博士目前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東亞關係,她也是美國培訓外交官的《國務院外國服務研究院》東北亞課程協調人兼美中關係講員。她曾經擔任美國駐蒙古國外交官,是東亞和中國事務專家。

接上文:專家訪談(上): 對抗武漢肺炎疫情 看各國當局和民衆之區別

《華日》文章是在重新評估美中貿易系統存在的弱點

堪琵博士認爲,這篇文章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批評共產黨中國及其所作所爲,同時闡述了對美中之間緊密相關的貿易關係做出的一種觀察。不管怎樣,這篇文章是在重新評估美中兩國之間緊密相關的貿易系統所存在的弱點,這是本身是健康的。當把供應鏈集中放在同一個國家,一旦有任何情況發生,美國就會面臨供應鏈斷裂帶來的自身經濟危機,因爲缺乏物資、缺乏替代品,它就必須決定該怎麼辦,是把物資供應鏈移出中國搬回美國國內或者附近的國家?還是轉移到一個政府相對穩定的國家?

其實現在有關中國話題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在討論這個問題,包括美國公司是否應該與華爲合作。他們真正談論的是什麼?是關於國家安全問題、供應問題、信任問題,就是評估這個生產美國所需產品的國家是不是能夠穩定物資供應鏈?美國是否需要尋找那種產品的其它來源?是否可以允許這種產品不在美國國內製造?

之前所涉及的產品包括IT電腦、芯片等等,而現在由於新冠武漢肺炎疫情的原因,就和Sick(病)這個用詞拉上了關係,這篇文章聚焦點在醫藥產品的部分,包括疫苗、口罩、防護服、手套、各種藥物,大部分都被外包到海外公司,尤其是中國,那麼就顯然不是在那種健保行業擁有發達的、很強的制衡機制的國家,主要原因是要降低製造成本。但是確保產品質量和安全的責任,就完全落在了那些公司身上,這就是在全球化中的做法。

依賴中國供應鏈導致抗疫物資短缺,引發美國產業鏈反思

堪琵博士說,美國和其它國家一直以爲,中國公司會根據與外國公司的合同來滿足產品方面的要求。但是他們發現,與華爲合作的外國公司爲了能夠繼續在中國運營,有時會被迫做一些有違他們本國利益的事情。

根據全球化的思路,象華爲這樣的公司,應該把滿足與其合作的外國公司的承諾放在它本國政府對它的要求之上。在美國是這樣運作的,但在中國卻不是。所以問題就來了,對個人來說,自己的電腦裏是不是用華爲的5G技術或許你覺得沒啥區別,但對五角大樓來說,卻是很有區別的。

因此關於誰應該負責生產線的安全問題、以及責任問題,目前在各個行業都被提出來了。之前是IT網絡安全方面,現在就是在醫藥、醫療產品方面。

當中國出現這種病毒疫情危機的時候,中國當局下令所有醫療產品都必須留在國內,因爲中國需要。於是,通常在中國製造出口到世界各國的口罩、手套、醫療用品等產品,一下子就停貨了,這些國家的消費者卻沒有替代的來源,因爲一直依賴於中國供應鏈。

這讓所有人都大吃一驚,沒有人預期到這種情況。這導致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的反思:或許除了高科技行業的一些製作不能外包,連非高科技行業的生產也不能完全外包,因爲萬一發生全球危機,就無法從外包的國家拿到所需產品,美國應在國內建立生產線。這就是《華日》文章所探討的。

供應鏈斷裂現象再次表明全球化帶來的問題

《華日》文章只是目前在美國衆多探討的一個例子,但反映了對全球化的擔憂、對於信任中國(中共)的擔憂,因爲在中國的經濟運作系統中,只要政府一句話,就可以停止向外國客戶發送產品。但在美國是不可以這麼做的。假如美國政府今天命令一個藥物製造公司停止向中國出口,這個公司馬上就可以把美國政府告上法庭。而法庭可以在訴訟期間禁止政府指令的執行。川普總統要在南部邊境建牆就是一個例子,有些公司、個人、或地方政府不讚成,就提起訴訟,川普政府不得不在法庭上去爭取。在中國則沒這種機制,在其它很多國家,甚至法國、日本都沒有這種機制。

因此人們在思考的問題就是:當外國公司對你這個國家的物資供應擁有那麼大的控制權的時候,當危機發生的時候,不管是什麼危機,像這次是第一次出現的醫療健康危機,就會讓那些過於依賴外國供應鏈的國家陷入危險。

這有美國自己的責任。因爲二次大戰後,美國經濟沒有被拖垮,其它如英國、德國雖然都是戰勝國,但他們的經濟被毀掉了。因此美國從1950年代開始製造產品,出口到全球各國。但後來美國發現有個問題:西德把從美國進口來的產品賣給東德,韓國把從美軍基地買來的武器賣給朝鮮……但如果美國政府因此不再賣給他們了,就會被告上法庭,這就是美國自己建立的系統。

後來基於美國對市場的保護和提供商品給別國的市場靈活性,美國又帶頭建立了世界貿易組織WTO。但結果到如今的現狀,美國公司不是供應商,而是擁有不同政府體制和法律系統的國家在提供,比如日本、越南、中國、斯里蘭卡等等。這些國家沒有像美國這樣的法律系統以及政府對製造業的寬鬆政策,它們可以很快就停止對一個外國國家的貨品供應。而美國就不能這麼做,因爲公司可以和美國政府對簿公堂。

當發生天災人禍的時候,就會導致貨品供應中斷,而且可能不是短期的。人們就發現這種全球化供應鏈不行,就開始擔憂,因爲如果要談判的話,將耗費太多時間。想想看,美中之間能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定都花了好幾年,還不如把美國廢棄的工廠轉換成口罩製造廠來的更快。

這顯示了整個系統處於緊張狀態,無論是之前所聚焦的IT網絡安全問題,還是現在面臨的醫療健康危機,這都讓美國和其它一些國家開始思考,中國的經濟出問題了,外國依賴中國作爲供應商的整個系統就出問題了。

美國人使用Sick(病)一詞的含義,美國人和華人思維在這方面有何不同

《華日》文章標題中有Sick一詞使用,一些華人聽到這個詞就很敏感,堪琵博士說,看起來中國人對這個詞的感受跟美國人不一樣。在美國的英文裏,假如別人說我Sick,說一個國家的經濟Sick,這並不是道德判斷,不是說你犯錯了,不是說你愚蠢,也不是說你錯了就全都不是了,它只是說,有些地方不對勁了,所以你纔沒有效率、感覺不好。這裏沒有論斷或判定的意思,美國人如果要批評中共對經濟控制太嚴、不允許企業自由,他不會用Sick這個詞的。

所以堪琵博士表示,她不能理解爲何華人對這個用詞感到不高興,很顯然,華人對這個詞的理解跟美國人不一樣。因爲對美國人來說,如果一個人病了,可以讓他好起來;如果你病了,不一定就是你的錯,可能是你的錯但也可能不是你的錯。這個詞也不是說你壞、或有罪、或邪惡,沒有這些意思。

所以,用sick這個詞來談論中共的體制問題,在美國人看來是非常溫和的。如果說有些中國人如此反感這個用詞,堪琵博士說她就會想,他們到底在對什麼做反應?他們如何定義sick這個詞?

其實,很多華人對這個詞的附加理解是因爲清末鴉片戰爭時期,中國人吸鴉片導致身體瘦弱,而遭外國人歧視。所以有些中國人一聽到這個詞就覺得是貶低和歧視中國人。

堪琵博士完全沒有想到把sickness(病夫)這個詞跟鴉片戰爭聯繫起來,她是一位中國問題專家,瞭解到中國的這段歷史之後,她表示可以理解,但是作爲一般的美國人是無法理解的。美國在鴉片戰爭中是有受益,但不是組織者,當時美國也沒那麼強大。

堪琵博士表示,她可以誠實地告訴華人朋友,雖然她無法去做一個民調,但她很確定,美國人不可能把Sick這個詞、把新冠病毒跟鴉片戰爭聯繫起來。作爲美國人,她更會聯想到的是,如果說新冠病毒的起源真是野生動物市場的話,這種市場爲什麼存在?人們如何對待這些動物? 堪琵博士的蒙古朋友對她說,那裏的中國人太窮了,纔會吃這些動物充飢,很可憐。很多美國人也這麼想。堪琵博士告訴他們不是這樣的,在中國只有很有錢的富人才能吃得起這些野生動物,這代表了地位。堪琵博士認爲,比較西化的華人會覺得這纔是丟中國人面子的方面。

所以當美國人說“中國病了”,爲什麼有些中國人就感到被嚴重冒犯了呢?對一個美國人來說,並不會覺得在冒犯,或許是因爲中國人覺得美國人在說中國是個落後的社會。作爲中國人,一直很想被認爲是一個文明社會,但是在鴉片戰爭中,西方人改變了這一點,

華人表現的敏感可能也有中共利用民族主義挑動起來的情緒

堪琵博士說,這樣看起來,中國人這種被欺負被羞辱的歷史對一些人來說很敏感。不過,她也指出,這也可能是受到了中共政府利用民族主義挑動起來的情緒。中共當局利用這個來轉移民衆對共產主義和共產主義領導者失敗的注意力,這就是爲什麼中共一直如此注重一些歷史事件,包括日本侵華事件,雖然日本政府道歉了,但中共一直指責它不夠誠心誠意;與此同時,那麼多無辜的中國人正在被投進勞改營、被懲罰、被消失,但他們還是在關注要求日本人必須爲二次大戰侵華進行道歉,目的就是不要讓中國民衆去關心那些目前正在遭受迫害的人。

中共政府它並不蠢,相反它很聰明,以此來操縱輿論和對話,因爲中國人不是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並未擁有多年來建立起來的衆多的信息來源、資源和享有一定的信譽。中國雖然有很多媒體,但都是受政府控制的;雖然現在有了網絡媒體,但上面的信息五花八門。

中共政府就一直在鑽空子,只要網絡上有批評共產黨的言論,它就說不可信、是謠言。中國人被教育得不相信這些信息來源,而且被教育得對西方國家的媒體,不管是CNN、紐約時報、或金融博客,如果報道的是對中國的GDP成長數字、人權問題有疑問的話,中共政府就洗腦中國人,把這些說成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攻擊,因爲西方嫉妒中國,總是想要奴役中國人。

在信息自由的世界裏爲什麼有人依然選擇相信官媒?

有些人會被帶動,甚至於那些在中國長大來到美國的中國移民,儘管在這裏他們可以接觸到無窮多的信息來源,包括報紙以及像《希望之聲》這樣的電臺,不懂英文都可以看得懂聽得懂,美國這裏給提供了他們很多資源,但他們中有些人對這些信息還是不夠信任。爲什麼會這樣?

堪琵博士講了一個親身經歷來說明。她曾經是美國駐蒙古的外交官,很瞭解蒙古。上世紀90年代中期,歐盟聘請她做三個民調,研究蒙古的政策制定者和領導層是如何利用信息來源對某個議題做決定的。蒙古經歷了70年的共產黨統治,那時候只有一份報紙,共產黨控制的,所有信息都是從政府來的。到了1990年蒙古爲了民主國家,這份共產黨報紙成了政府的媒體,仍然存活在那裏。1995~1996年間,堪琵博士受歐盟聘請去蒙古找三組人做民調,研究他們是怎麼瞭解關於自由市場、民主和外交方面的信息而做決策。這三組人包括媒體記者、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大學教授和高中老師)。蒙古有很多年輕學生曾經到東德、莫斯科、波蘭留學,他們知道這樣一份政府控制的報紙是有問題的,上面登的統計數據是不可靠的,因爲現實情況並不象報紙上報道的那麼好。

堪琵博士民調的一個問題是:你是從什麼來源獲取信息的?這些人,尤其是記者和知識分子教授們都自認爲是支持民主理唸的,雖然他們沒有在自由民主社會裏接受教育,但他們認爲自己是反對共產黨的,是現代的、親西方的人。從1990年到1995年短短5年間,蒙古的媒體從只有一份報紙到有200多份報刊雜誌。堪琵博士要參與民調的人們給這些媒體的可信度打分,令她驚訝的是:有70~85%的人都認爲那份共產黨政府的報紙是排名第一、最可信的媒體。

堪琵博士就問他們,你們明明知道這份報紙已經欺騙你們70年了,怎麼還會如此相信它?他們回答說:是,我們知道它過去欺騙了我們,但畢竟它的記者是最專業的,他們比這些新成立的媒體要有經驗。

美國人和中國人在信任政府問題上的思維有何不同?

作爲一個美國人,民調的答案讓堪琵博士太震驚了。美國人的思維是:如果你對我撒謊了,我就不再相信你了。但蒙古人的思維是:我們知道你對我們撒謊,但你畢竟代表政府的觀點,政府基本上是對的,相比那些二十多歲年輕人自己創辦的報紙電視,我們還是更相信你的。

中國人也是這樣,儘管他們知道《人民日報》說的是謊言,人們還是每天看,因爲它代表了政府,人們尊重政府;他們知道里面的內容是錯的、是謊言,聰明的中國人會說,我們都知道。但是如果他們需要選擇相信哪一個信息來源的話,很多人還是會選擇政府媒體。

美國人不會這樣想,英文世界的人不會這樣想,但中國人會這樣。雙方無法強迫對方改變,但得瞭解兩者的區別。堪琵博士說,我們要提醒大家,這也是《希望之聲》這樣的媒體機構所做的,提醒大家注意某些事實,對你得出結論是很重要的。

鴉片戰爭是事實,日本侵華是事實,但這些與中共當局如何對待新疆人、如何處理新冠病毒、如何處理北京的污染問題有什麼關係呢?不要讓自己被感情帶動而轉移注意力,去關注別的事情卻錯過了目前面臨的問題,或政府處理不當的事情。確實有這種情況,有些甚至來到美國十幾、二十年的中國移民都會是這種情況,很難改變這種思維,確實如此。

不放棄自由社會裏的學習思考是破除舊有思維的方法

堪琵博士說,很重要的是:第一,希望有思想的人一定不能忘記那些重要的事實(人權);第二,不要覺得沒有希望。即使現在這一代移民是這種情況,他們有下一代,他們的孩子可能從小就來到美國,甚至出生在美國,在這裏受教育。雖然與父母可能存在代溝,但畢竟生活在一起,他們會互相影響,孩子會接受傳統中華文化理唸的教育,這是件好事;而孩子也會教父母或祖父母一些他們在學校裏學到的美國式思維方式或角度。這種溝通是雙向的,可能不一定會很通暢,但不能放棄,因爲一旦放棄,那種無知或舊的思維會延續下去。

堪琵博士說,就像她認識一些蒙古人,年輕時就來到美國在這裏已經生活20多年了,英文很好,但他們在蘇聯接受大學教育,學的歷史也是那種共產角度出發的。他們告訴堪琵博士,蘇聯打贏了二次大戰,不是美國擊敗了納粹。他們也會跟高中生的孩子爭吵,因爲孩子在美國學校裏學了歷史課回來說,二次大戰不是像你所說的,蘇聯沒有贏得戰爭啊。這是因爲這些蒙古人從小就在蒙古長大,在莫斯科受教育。當然他們也知道共產主義的不好,但他們還是牢牢記得蘇聯給他們帶來的好處,給他們的教育,因爲他們在蒙古是沒有這種機會的。

所以他們還要掙扎着相信那個謊言,而不是說我瞭解到了一部分,其實還有更多的事實要學,他們只是去否定其它的事實

堪琵博士說她能夠理解這種心態:他們這麼做是有各種原因的,要承認自己從小被教育相信的東西完全是謊言,那是很不舒服的感覺,對他們來說就好像是要放棄自己的一部分。因爲他們已經被洗腦,覺得這對他們來說好像就是母親或祖母。想想有多少人被告知他們的生命是共產黨挽救的,是共產黨把他們解放了,讓他們脫離貧窮了……就算這是事實,但與此同時有多少人失去生命了。

堪琵博士最後說,中國共產黨做的壞事絕對多過好事,而且做一點對的事也不能把做錯事合理化。當事關個人的時候,有些人很難承認自己獲取的利益是建立在其他很多人的痛苦甚至死亡之上的。所以我們要不斷地嘗試、不斷地揭示這些事實,當然這不表示所有人都會很容易接受,因爲對他們來說是很難受的事情。

(待續,敬請關注)

專家訪談(上): 對抗武漢肺炎疫情 看各國當局和民衆之區別

專家訪談(下): 從華人對“亞洲病夫”的敏感反應看美中文化的不同

責任編輯:辛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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