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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大串连”期间的一场大瘟疫(图片:公有领域)
红卫兵“大串连”期间的一场大瘟疫(图片:公有领域)

【希望之声2020年3月21日】(编辑:楊述之)当前起于中国武汉,流行扩散到全世界的“武汉肺炎”无疑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共病毒”肆虐全球,病毒攻陷一个又一个国家,打破了近代流行病历史上一项又一项纪录。人们喜欢把它和一百年前的西班牙流感相提并论。殊不知,在半个多世纪之前,一场大的传染病曾肆虐全中国,其患病人数和病死率远远超越了之前的SARS。但是这场瘟疫随着岁月的流逝被刻意淡化和遗忘了。

1966~1967年,一场传染病在全中国爆发,死亡至少16万人,令人震惊的,还不是死亡人数之多,而是这段历史又被掩盖了。

一场伴着“大串连”而串连的疫病

流脑”全称“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细菌感染导致的化脓性脑膜炎,易感者是青少年,它通过飞沫传播,传染性强,发病率与死亡率都非常高。

1966年时,中国流脑病死率为1.1%,到1967年初即高达4.04%,1967年春,流脑病死率竟高达5.49%,为什么呢?这完全是中共的政治运动引发的大规模传染疫病。

1966年“五一”之后,清华、北大附中一些中学生,以干部子弟为主,自发成立了“红卫兵”。8月5日,当时的中共党魁毛泽东给“红卫兵”写信,对他们的“革命造反活动”予以“坚决支持”。中央文革很快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支持北京学生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串连”。8月18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几十万红卫兵及师生民众,之后,北京一些红卫兵走出北京,到全国各城市宣传鼓动造反。

1967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人民画报》1967年)
1967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图片:《人民画报》1967年)

自称“煽社会主义的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的周恩来,8月27日在“首都红代会”上说:“我们来就是帮助你们建立联络站……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不光成立总站,还在成立分站,给你们干革命的方便。给你们架专用的电话线,准备交通工具、吃住……”

9月5日,国务院通知,要求组织外地师生来京参观学习,开展“文化大革命”,规定交通一律免费。12月15日,中共提出组织学生下乡“串连”,于是,北京等地红卫兵到各地鼓动造反,各地也到北京学习,他们还去延安、井冈山、瑞金、韶山等中共盘踞过的地方参观,运动风潮迅速推广到农村,席卷了全国,中国出现了1949年以来第一次人口集中大流动。

毛泽东曾先后八次检阅红卫兵,共计1100万~1300万人,每次都由周恩来策划安排,包括组织安排、交通食宿、接待、安全保卫等诸多环节,都是周恩来亲自把关。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是红卫兵“大串连”的高峰,也是“流脑”疫情的高发期。首例病人是广东阳春县潭水中学的一名学生,他北上“串连”回到学校后,1966年11月17日,在马水公社家中发病。自他开始,“流脑”从南至北,沿公路干线以西蔓延开。到1967年,阳春县发病4452例、死亡312例。通过“大串连”,该县中学生又把“流脑”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先是各大城市爆发,接着,扩散到中小城市及边远农村地区,很多偏僻山区及农村因“大串连”被感染侵袭,疫病不可阻止地爆发了。

当时,串连师生乘坐交通工具及吃饭住宿全部免费。学生主要是坐火车来回走动,火车严重超载。定员一百多人的一节车厢,甚至塞满四五百人,连座椅下面都躺满了人。里面水泄不通,学生动弹不得,连上厕所都要踩着长椅背上,一点点挪步过去。车外寒冷,车厢里也没有暖气,只能封闭窗户,空气十分浑浊,几百人被挤压在一起,长达十几小时,大面积传染疫病是不可避免的。流脑就这样短时间被带到了全国各地。

疫情伴着“大串连”扩散了。据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高峰时,每天进出北京的红卫兵数量达到150万~170万人之多!北京各医院凡是能待人的地方……包括走廊上都躺满了病人。”

一位广西梧州的中学生当年曾“串连”到广州,他回忆说:“在广州市,住进了荔湾区的一个学校接待站里,那里的教室横七竖八的人满为患。晚上还好端端地睡着,第二天就见有人被抬走了,是用白布兜头兜面盖住那种呢,而且还是隔三岔五地就有人被抬走。”

1967年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图片:公有领域)
1967年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图片:公有领域)

上百万等着毛泽东接见的南方学生滞留在北京,他们睡在北京临时搭建在街道、空地上的席棚里,大冬天穿着单衣,有时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挨饿受冻,抵抗力免疫力都很低;“串连”到外地的学生,即使住在接待条件好一些的省委党校里,也是男女混杂着,几百人在一间大礼堂里打地铺;很多人下乡,住的是农村的草棚、土棚,条件就更恶劣了。

学生大面积死亡后,人们谈病色变,只能自行胡乱预防求治。全国很多地方抢购中草药,服大青叶、龙胆草、松毛、甘草等等,人心惶惶。

与“大串连”同时进行的,是中共各级部门的内部斗争,从国务院卫生部到各省卫生厅,都在“造反夺权”,面对突来的疫情,一下子陷入混乱,几乎都瘫痪或半瘫痪了。

各地疫情不能及时上报,难以及时组织预防治疗,药品和医护人员也不可能及时送达,人也就不断地死。疫情暴发四个月后,中共才勉强成立了卫生部的专门领导防治机构,周恩来开始下达批示指导防疫。各地推行戴口罩,“要求大、中城市的居民、革命师生人人戴口罩……戴口罩比吃预防药效果好得多。”但口罩严重不足,如广东恩平县,尽了很大努力才供应出10万个口罩,只能满足当地三分之一的人口,很多民众不得不用旧布自己做口罩。

1967年2月、3月,中共发布停止长途步行“串连”的通知,取消原定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大串连”终于停止了。

并不久远的一场疫情,却已经被遗忘了

“大串连”时的脑流疫情,已经扩展了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染疫的青少年高达304.4万,死亡人数16.7万,仅广东省发病的就有195,745人,病死10,770人;辽宁发病者有51,931人,死亡3013人;绍兴共发病29,118例,死亡1040人。专业研究者认为,因有的地方偏僻闭塞,死亡实际数字要比统计的多一些。

1969年,中国试图研究无毒活疫苗,未获成功,到了70年代,“流脑”发病率才趋于下降。2011年,中共称基本控制了“流脑”。

超过300万人感染、16万人死亡!在这抽象的数字下面,有多少个家庭的绝望与悲伤,也都被掩盖在历史中了。

60、70年代的时候,中国有7.5亿人,16万人死亡,比起60年代大饥荒饿死的,已经是非常少的一个零头了,但与2003年大陆官媒报导的SARS死亡人数相比,足以让人震惊。

这段因武汉病毒才被发掘出的疫病流行史,距离今天,其实并不久远,却已经被遗忘了。

流脑而患后遗症的人,很少能痊愈,常见的有耳聋、失明、神经麻痹,甚至瘫痪、弱智或精神异常。

那个年代,说谁谁“流脑”,竟成了脑子有问题的俗语,老百姓把“流脑”叫成“脑膜炎”,如果说谁不开窍,就说是得“脑膜炎”了,这个称呼就被沿用下来,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演变为“你脑子有问题吧,是不是进水了”,到后来就成为一个网络用语“脑残”,原意就是“流脑”的后遗症:弱智或精神异常,多用来形容那些被中共洗脑的、缺乏独立思考判断能力的人,比如五毛、小粉红等。

责任编辑:吴永健/楊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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