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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衛兵“大串連”期間的一場大瘟疫(圖片:公有領域)
紅衛兵“大串連”期間的一場大瘟疫(圖片:公有領域)

【希望之聲2020年3月21日】(編輯:楊述之)當前起於中國武漢,流行擴散到全世界的“武漢肺炎”無疑成爲備受人們關注的焦點,“中共病毒”肆虐全球,病毒攻陷一個又一個國家,打破了近代流行病歷史上一項又一項紀錄。人們喜歡把它和一百年前的西班牙流感相提並論。殊不知,在半個多世紀之前,一場大的傳染病曾肆虐全中國,其患病人數和病死率遠遠超越了之前的SARS。但是這場瘟疫隨着歲月的流逝被刻意淡化和遺忘了。

1966~1967年,一場傳染病在全中國爆發,死亡至少16萬人,令人震驚的,還不是死亡人數之多,而是這段歷史又被掩蓋了。

一場伴着“大串連”而串連的疫病

流腦”全稱“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是細菌感染導致的化膿性腦膜炎,易感者是青少年,它通過飛沫傳播,傳染性強,發病率與死亡率都非常高。

1966年時,中國流腦病死率爲1.1%,到1967年初即高達4.04%,1967年春,流腦病死率竟高達5.49%,爲什麼呢?這完全是中共的政治運動引發的大規模傳染疫病。

1966年“五一”之後,清華、北大附中一些中學生,以幹部子弟爲主,自發成立了“紅衛兵”。8月5日,當時的中共黨魁毛澤東給“紅衛兵”寫信,對他們的“革命造反活動”予以“堅決支持”。中央文革很快表態,支持全國各地的學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經驗”、支持北京學生到全國各地進行“革命串連”。8月18日,在周恩來的安排下,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檢閱幾十萬紅衛兵及師生民衆,之後,北京一些紅衛兵走出北京,到全國各城市宣傳鼓動造反。

1967年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人民畫報》1967年)
1967年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圖片:《人民畫報》1967年)

自稱“煽社會主義的風,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火”的周恩來,8月27日在“首都紅代會”上說:“我們來就是幫助你們建立聯絡站……我們有責任幫助你們,不光成立總站,還在成立分站,給你們幹革命的方便。給你們架專用的電話線,準備交通工具、吃住……”

9月5日,國務院通知,要求組織外地師生來京參觀學習,開展“文化大革命”,規定交通一律免費。12月15日,中共提出組織學生下鄉“串連”,於是,北京等地紅衛兵到各地鼓動造反,各地也到北京學習,他們還去延安、井岡山、瑞金、韶山等中共盤踞過的地方參觀,運動風潮迅速推廣到農村,席捲了全國,中國出現了1949年以來第一次人口集中大流動。

毛澤東曾先後八次檢閱紅衛兵,共計1100萬~1300萬人,每次都由周恩來策劃安排,包括組織安排、交通食宿、接待、安全保衛等諸多環節,都是周恩來親自把關。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是紅衛兵“大串連”的高峯,也是“流腦”疫情的高發期。首例病人是廣東陽春縣潭水中學的一名學生,他北上“串連”回到學校後,1966年11月17日,在馬水公社家中發病。自他開始,“流腦”從南至北,沿公路幹線以西蔓延開。到1967年,陽春縣發病4452例、死亡312例。通過“大串連”,該縣中學生又把“流腦”迅速傳播到全國各地。先是各大城市爆發,接着,擴散到中小城市及邊遠農村地區,很多偏僻山區及農村因“大串連”被感染侵襲,疫病不可阻止地爆發了。

當時,串連師生乘坐交通工具及吃飯住宿全部免費。學生主要是坐火車來回走動,火車嚴重超載。定員一百多人的一節車廂,甚至塞滿四五百人,連座椅下面都躺滿了人。裏面水泄不通,學生動彈不得,連上廁所都要踩着長椅背上,一點點挪步過去。車外寒冷,車廂裏也沒有暖氣,只能封閉窗戶,空氣十分渾濁,幾百人被擠壓在一起,長達十幾小時,大面積傳染疫病是不可避免的。流腦就這樣短時間被帶到了全國各地。

疫情伴着“大串連”擴散了。據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高峯時,每天進出北京的紅衛兵數量達到150萬~170萬人之多!北京各醫院凡是能待人的地方……包括走廊上都躺滿了病人。”

一位廣西梧州的中學生當年曾“串連”到廣州,他回憶說:“在廣州市,住進了荔灣區的一個學校接待站裏,那裏的教室橫七豎八的人滿爲患。晚上還好端端地睡着,第二天就見有人被擡走了,是用白布兜頭兜面蓋住那種呢,而且還是隔三岔五地就有人被擡走。”

1967年的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圖片:公有領域)
1967年的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圖片:公有領域)

上百萬等着毛澤東接見的南方學生滯留在北京,他們睡在北京臨時搭建在街道、空地上的蓆棚裏,大冬天穿着單衣,有時吃飯問題都解決不了,捱餓受凍,抵抗力免疫力都很低;“串連”到外地的學生,即使住在接待條件好一些的省委黨校裏,也是男女混雜着,幾百人在一間大禮堂裏打地鋪;很多人下鄉,住的是農村的草棚、土棚,條件就更惡劣了。

學生大面積死亡後,人們談病色變,只能自行胡亂預防求治。全國很多地方搶購中草藥,服大青葉、龍膽草、松毛、甘草等等,人心惶惶。

與“大串連”同時進行的,是中共各級部門的內部鬥爭,從國務院衛生部到各省衛生廳,都在“造反奪權”,面對突來的疫情,一下子陷入混亂,幾乎都癱瘓或半癱瘓了。

各地疫情不能及時上報,難以及時組織預防治療,藥品和醫護人員也不可能及時送達,人也就不斷地死。疫情暴發四個月後,中共才勉強成立了衛生部的專門領導防治機構,周恩來開始下達批示指導防疫。各地推行戴口罩,“要求大、中城市的居民、革命師生人人戴口罩……戴口罩比吃預防藥效果好得多。”但口罩嚴重不足,如廣東恩平縣,盡了很大努力才供應出10萬個口罩,只能滿足當地三分之一的人口,很多民衆不得不用舊布自己做口罩。

1967年2月、3月,中共發佈停止長途步行“串連”的通知,取消原定春暖後進行“大串連”的計劃,“大串連”終於停止了。

並不久遠的一場疫情,卻已經被遺忘了

“大串連”時的腦流疫情,已經擴展了全國23個省、市自治區,染疫的青少年高達304.4萬,死亡人數16.7萬,僅廣東省發病的就有195,745人,病死10,770人;遼寧發病者有51,931人,死亡3013人;紹興共發病29,118例,死亡1040人。專業研究者認爲,因有的地方偏僻閉塞,死亡實際數字要比統計的多一些。

1969年,中國試圖研究無毒活疫苗,未獲成功,到了70年代,“流腦”發病率才趨於下降。2011年,中共稱基本控制了“流腦”。

超過300萬人感染、16萬人死亡!在這抽象的數字下面,有多少個家庭的絕望與悲傷,也都被掩蓋在歷史中了。

60、70年代的時候,中國有7.5億人,16萬人死亡,比起60年代大饑荒餓死的,已經是非常少的一個零頭了,但與2003年大陸官媒報導的SARS死亡人數相比,足以讓人震驚。

這段因武漢病毒才被髮掘出的疫病流行史,距離今天,其實並不久遠,卻已經被遺忘了。

流腦而患後遺症的人,很少能痊癒,常見的有耳聾、失明、神經麻痹,甚至癱瘓、弱智或精神異常。

那個年代,說誰誰“流腦”,竟成了腦子有問題的俗語,老百姓把“流腦”叫成“腦膜炎”,如果說誰不開竅,就說是得“腦膜炎”了,這個稱呼就被沿用下來,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就演變爲“你腦子有問題吧,是不是進水了”,到後來就成爲一個網絡用語“腦殘”,原意就是“流腦”的後遺症:弱智或精神異常,多用來形容那些被中共洗腦的、缺乏獨立思考判斷能力的人,比如五毛、小粉紅等。

責任編輯:吳永健/楊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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