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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在武漢的女作家方方也在日記中提到,有關殯葬館扔滿地手機,主人全已化爲灰燼一事。(網絡圖片)
武漢女作家方方也在日記中提到,有關殯葬館扔滿地手機,主人全已化爲灰燼一事。(網絡圖片)
中共病毒肺炎疫情專題

張傑:歧視武漢人後果很嚴重 一場政治風暴正在到來

【希望之聲2020年3月31日】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後,中國政府採取了極端的封城措施,將千餘萬武漢人困在城內家中。但有意思的是,他們給武漢人帶上了一頂桂冠,那就是英雄的人民。但現實中,武漢人卻是另一番感受,那就是處處被歧視。在視頻中,我們看到住旅館被拒絕,四處流浪的武漢人;回到家鄉被圍攻,甚至家門被釘死坐以待斃的武漢人;武漢車牌的汽車被舉報、被跟蹤和被追捕。這哪裏是什麼英雄,簡直就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一個病毒讓武漢人、湖北人一夜間感受到了人間的辛酸悲涼。

隨着湖北地區新增病例歸零,官方通告除武漢地區以外的湖北人員可憑健康證明離境。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湖北拆除了路障,江西卻在在兩省交界處設立了路障。27日上午與湖北省黃梅縣警察與江西省九江市警察就此發生了衝突。隨後大批湖北民衆加入對峙,出現騷亂。數以百計的黃梅人走到橫跨湖北江西兩省的九江長江大橋上,手持多面大字橫幅,與大批江西警察激烈對抗,多輛警車被黃梅人掀翻。

與此同時,北京對待湖北人也嚴防死守。中國民航要求所有抵達北京的客機一律飛往外地檢疫;目前在湖北出差和探親的人員一律不得返京。直至3月28日,纔有7098名滯留在湖北的北京人員乘坐12趟高鐵返京。但湖北人仍然不能進京。下面,我就湖北、武漢人被歧視事件談談自己的看法:

第一,歧視源於恐懼和對政府的不信任

外地和北京之所以歧視湖北人,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害怕湖北人攜帶了新冠病毒。但宣佈新增確診歸零和解封的是政府,爲什麼外省人甚至北京也不相信呢?原因就是中國政府沒有公信力,已陷入塔西陀陷阱。不僅中國人不相信政府,中央和地方政府也互不信任。中國人對各省的新增病例清零的信息有種莫名的恐懼感,讓他們想起大躍進時的虛報浮誇風。一畝地本來只能收穫600斤小麥,各地展開吹牛比賽,結果一畝地竟然被吹成收穫13萬斤。連科學家錢學森都寫文章論證說,13萬斤也不算多,還可以收穫更多。近日,鍾南山推斷,中國沒有大量的新冠病毒"無症狀感染者"。但他自己也說,這個結論只是一種推斷,既沒有具體數字,也未有詳盡研究。3月20日,國際頂級學術期刊《自然》刊登了一篇華中科技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鄔堂春團隊的論文。該論文指出,武漢市至少59%的感染病例未被髮現,其中可能包括無症狀和症狀輕微的病例。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對外界表示,無症狀感染者有較強的免疫能力,可以在感染病毒後14天內不發病,病毒在其體內存在時間超過三週,具有傳染的可能性。有意思的是,北京作爲中國的權力中心對湖北新增病例清零的通報也心懷鬼胎,應該是做賊心虛吧。

第二,歧視表明中國還沒有進入現代文明社會

歧視在中國,從古到今就沒有消失過,可以說是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特徵之一。從古代綿延至今的有男女歧視,民族歧視,財產歧視,地域歧視等。1949年共產黨執政後,歧視更是登峯造極,如政治成分、政治身份、城鄉身份等。這次疫情就將中國人黑暗的國民性顯露無疑。中國疫情爆發時,海外華人紛紛伸手援助,幾乎掃空了西方的口罩。但當中國疫情緩解時,西方疫情爆發後,部分海外華人聽信中共大外宣的虛假宣傳回國避險時,他們遭遇到了中國人的冷嘲熱諷,甚至是羞辱。很多西方國家在中國遭遇肺炎疫情時,曾大力相助,現在唯一有效的藥物也是美國的瑞德西韋。但很多中國人對於今天西方國家的疫情卻幸災樂禍,甚至大力讚美中國的極權制度,嘲笑西方的民主制度。法國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張倫教授深刻指出:有些中國人對其他國家有幸災樂禍的心態,和在疫情最高峯的時候一些中國人對湖北人、武漢人的暴力、不人道、不人性對待本質上是相類似的,其實質都是缺乏對人的尊重,對他人生命的關懷。我希望,從災難中,中國人的思維、情感、認識能夠更深刻一些,能夠對文明、對生命的認識有所提升。不論在中國還是身處世界各處,都應該對正義、人的權利與尊嚴有些普遍性的關心與追求,不僅僅侷限於自己的、自己羣體的權利與利益。近代的歷史表明,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不會給國家帶來好處,反而會導致災難。

第三,極權意識是中國歧視的根源

有學者指出:只要稍微瞭解中共歷史就不難發現,其實歧視是極權意識形態根深蒂固的本色,在極權意識下的社會,歧視遍佈於各個角落。因爲極權意識就是金字塔社會結構意識,社會羣體被以意識形態來區劃成不同等級的所謂階級,建立起一層層互相壓制的所謂統治。這種不同等級的權利不同區別,事實就是違背平等原則的歧視。直到今天,中共當局又列出了新時代的黑五類,即維權律師、家庭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人羣等,並對這些羣體進行政治上的污名化,經濟上的扼殺,人身自由上的限制。今天,武漢爆發瘟疫,以極權固有思維模式,自然將武漢乃至湖北劃入了另類圈子,成爲了極權控制與拋棄的對象,進而掀起全國性對湖北人的歧視。這可以說是極權意識下的必然演化。在極權意識中,一切有損於極權統治與極權形象的東西,都將被當作敵人或負能量被歧視與拋棄。所以,湖北人今天因瘟疫而面臨被歧視的命運,不過是中國人民普遍命運的縮影。而要想結束中國人因這樣那樣原因被劃入專政歧視對象的命運,就必須終結極權意識,確立現代文明的平等權利觀念,樹立普世的自由、平等、尊嚴、人權、法治、民主價值。惟有如此,中國才能從根本上消除歧視意識與歧視制度。

在這次武漢疫情中,中共延續了老劇情,變喪事爲喜事,將疫情應對演變爲大國戰疫,最後以勝利的大結局使領袖和中共再次偉大。中南海明白,瘟疫再兇猛也有收兵還巢的那一天,所以無論死多少人,結局都是一樣的。但人算不如天算,王滬寧寫好的劇本演出來卻是一個爛劇。一是羣衆演員不配合。武漢人性子急,不太溫順。特別是武漢的嫂子們的漢罵、敲鑼和割直板子(意味“直來直去”,意指漢陽嫂子喊:假的,全是假的)刷屏網絡。二是二次網絡暴動,讓網信辦刪帖刪得手癱。2月6日吹哨人李文亮醫生去世和3月10日發哨人艾芬的訪談文章“要知道這樣,老子到處說”掀起了中國有互聯網以來的網絡暴動。三是武漢新任市委書記王忠林的“感恩”馬屁放的不是時候,遭武漢人“胖揍”。四是許章潤、許志永、任志強發飆。許章潤說人民受夠了;許志永勸習近平別佔着茅坑不拉屎,尸位素餐;任志強的話更氣人,說習近平就是一個不穿衣服還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看到習近平呆坐在武漢陽光下的樣子,我不由感嘆:德不配位,必有災殃。五是武漢知識界勇於發聲,不做沉默的大多數。用胡適先生的話說,他們做到了“不降志,不屈身,不追趕時髦,也不迴避危險”,爲中國知識界贏回了尊嚴。2月7日,李文亮醫生去世的第二天,馮天瑜、唐翼明、餘品綬、於可訓、郭齊勇、鄧曉芒、李工真、趙林、徐少華、葉永剛等十位武漢教授援引憲法規定,呼籲有關部門撤銷對包括李文亮在內的八位醫生的處罰,公開道歉。武漢大學原校長,87歲的劉道玉先生接受《新京報》採訪時發出了痛徹心扉的呼籲:“只有從源頭切斷毒源,纔能有效根治疫情。痛定思痛,亡羊補牢,未爲晚也。懇切希望有關部門和同胞們覺醒起來,有必要就疫情進行一次全國啓蒙,吸取教訓,擦乾眼淚,繼續前進!”方方,這位身居疫情“震中”的作家,她記錄了一個真實的武漢武漢人,記錄了他們的恐懼、痛苦、憤怒和抗爭。方方日記是一座武漢人的紀念碑。她在日記的結尾,引用《聖經》裏的話寫道:“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這場肺炎疫情,讓武漢人感受到了難言的屈辱和痛苦,也看到了中共的虛僞和無能。這場疫情讓無數武漢人從歲月靜好中清醒過來。到底有多少武漢人死於肺炎疫情,這個數字對於武漢人或許並不急迫。有位網友說,真正讓我悲痛失望的是,直到今天,那些瞞報謊報失職的官員,沒有一個人站出來道歉,沒有一個人引咎辭職,沒有一個人承擔自己的責任。我相信打響辛亥革命第一搶,具有革命精神的武漢人,不會就這樣讓這段慘絕人寰的歷史消失和被遺忘。當疫情過後,當他們安葬完逝去的親人,擦去臉上的淚水,他們會向製造這場人禍的責任者討個說法,會爲李文亮醫生等八名吹哨人討個公道。

歧視武漢人後果很嚴重,一場摧古拉朽的武漢風暴正在到來。

——轉自《北京之春》責任編輯:郝延

(文章只代表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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