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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左)与前副总统拜登。(Pablo Martinez Monsivais/AP,file)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左)与前副总统拜登。(Pablo Martinez Monsivais/AP,file)

前资深国安官员:奥巴马政府把情报机构当私器打击政治对手 应予调查

【希望之声2020年5月17日】(本台记者凌浩综合报导)安全政策中心(the 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总裁弗莱茨Fred Fleitz)5月16日在福克斯新闻网站撰文,指奥巴马政府滥用职权,把情报机构武器化并当成私器监视川普助手和其他政治对手,他呼吁国会要对此进行调查。 

弗莱茨曾经担任过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长,之前也曾在CIA、国务院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从事过国家安全工作。

弗莱茨的文章说,有充分证据显示,奥巴马政府把美国情报机构不正当地当成私人武器,以多种令人震惊的方式来对付川普和其他政治对手。包括:欺诈性地获得《外国情报监视法》授权监视美国公民;散布由前英国间谍斯蒂尔(Christopher Steele)杜撰的“斯蒂尔档案”,这是由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资助的,其中充斥着有关川普的谎言;把情报分析政治化;泄漏情报;监视政治对手和记者。 

在川普竞选总统和就任总统前,他和助手成了出于政治目的而被滥用美国情报监视的主要目标。但是,他们还不是唯一的目标。 

必须揭露奥巴马政府出于政治目的滥用美国情报的程度。这必须包括从情报报告中解密的每个美国人的完整名单,包括川普的助手、国会议员和普通美国人,以及提出这些解密要求的人。 

如果仅仅因为这种滥权发生在几年前就对其视而不见,情报界和国会就是不负责任的。必须揭露奥巴马政府在这一丑闻中的不当行为(川普总统称其为“奥巴马门”),以确保此类不当行为不会再发生。

上周爆炸性的消息显示,从2016年11月8日的选举日至2017年12月12日,包括时任副总统拜登在内的奥巴马政府的39位官员,总共53次要求从国家安全局的电话监听中解密即将上任的川普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弗林(Michael Flynn)的名字。 

川普总统和他的支持者指责奥巴马政府把情报机构武器化,在川普就任总统不久前诋毁他。奥巴马政府监控弗林与当时俄罗斯驻美国大使的通话,这个惊人震惊的爆料似乎证实了川普总统的指控。 

在川普当选总统后的过渡期,弗林与俄罗斯大使基斯里亚克(Sergey Kislyak)接触只是在履行职责。新总统负责外交事务的新成员在上任前向外国官员做自我介绍,这是完全正常的。 

更糟糕的是,奥巴马政府官员的53次公开要求,很可能只是奥巴马政府滥用国家安全局针对川普助手的冰山一角。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资深委员纳内斯(Devin Nunes),上周在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采访时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川普很多其他助手的身份也被解密了。 

令人沮丧的是,前奥巴马政府官员、主流媒体和一些前情报官员声称,要求解密弗林名字的要求是“正常和例行的”,并且遵守了所有相关的规则和法律。 

弗莱茨说,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前官员,他曾协助处理要求从国家安全局报告中解密美国公民姓名的请求。他知道,解密请求不是例行和常规的。这些解密要求暴露了需要解决的、涉及公民权利和法律的严重问题。

曾经在美国政府国家安全部门工作了25年,弗莱茨知道请求解密是非常敏感和罕见的。

美国情报报告中提到的美国公民的姓名(通常是国家安全局的通讯监控)是被删除的,因为根据美国法律,美国的外国情报部门通常不允许监视美国公民。 

尽管美国高级官员可以要求解密情报报告中被删节的姓名,但这种要求并不常见,而且要求方必须是基于“有需要知道”美国人的身份,以了解外国情报或评估其重要性。 

解密请求被批准后,解密的身份仅提供给提出请求的人,而不是发给所有可能看到原始报告的人。 

然而,奥巴马政府弱化了解密规则。 

奥巴马政府于2016年2月和2017年1月12日扩大了对国家安全局信息的访问权限。这两次更改允许更大量的政府官员了解在情报报告中被隐蔽的美国人姓名。 

更为麻烦的是,在保护国会议员免于被解密身份这一规则上,奥巴马政府大幅倒退。 

从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任职五年的经历,我知道,议员们对行政部门利用美国情报机构来监视总统政治对手的可能性很敏感。因此,直到2013年都严格禁止国会议员的名字出现在情报报告中,并禁止他们的姓名被解密。 

根据1990年代生效的政策,解密国会议员姓名的请求限制极严,通常必须向众议院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报告。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2011年国家安全局的指令,进一步收紧了这些规则。指令要求销毁外国情报目标与国会议员之间的直接交流记录,但赋予国家安全局局长以豁免此要求的权力,但条件是他认定交流记录中包含有“重要的外国情报”。 

然而,奥巴马政府在2013年大幅削弱了从情报报告中解密国会议员姓名的规则。现在请求者的理由可以只是“充分了解情报”。 

要求通知国会的规则也被削弱。此后,从情报报告中解密议员身份时,国家安全局官员将“视情况而定”通知国会,并决定“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通知国会”。 

奥巴马政府似乎利用了这些规则变更,于2015年从国家安全局的报告中获得了美国议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的私下谈话。这些是反对伊朗核协议的美国议员。 

解密国会议员姓名规则的变更,直接导致了奥巴马政府解密川普助手的身份。 

由于利用美国情报机构监视国会议员不再被禁止,奥巴马官员可能认为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监视总统竞选团队或新总统政府的成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2016年和2017年初有数百个解密川普助手身份的请求。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除了调查奥巴马政府针对美国公民的间谍活动外,需要立即撤销所有奥巴马政府的规则变更,这些变更使得从情报报告中解密国会议员和普通美国人的身份变得更加容易。 

法律中还应该有一个条件,以限制美国官员从情报报告中解密总统竞选团队或即将上任的政府成员的姓名,或者以其他方式监视他们。以后如果认定有必要进行监视,还应该通知国会。 

最后,我想知道为什么职业情报官员要与奥巴马政府合作,解密川普竞选团队和过渡政府官员的身份。 

既然美国情报界的基本规则禁止监视美国公民,并要求在情报报告中删减美国公民的名字,那么职业情报官员怎么会同意数百次此类请求?为什么他们都没有人向监察长或国会情报监督委员会投诉? 

奥巴马政府获得数百次解密川普竞选团队和过渡政府官员的身份绝不是例行和必要的。我相信,同意这些请求是数十名(也许数百名)美国情报界人员的重大道德失误。白宫和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责任编辑:杨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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