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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凌晨,“吹哨医生”李文亮死于武汉肺炎。(AP)
2月7日凌晨,“吹哨医生”李文亮死于武汉肺炎。(AP)
中共病毒肺炎疫情专题

郭飞雄:李文亮--“吹哨人”?“英雄”?“抗争英雄”?

抗疫名人排行榜(第二名,李文亮,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

【希望之声2020年5月20日】

1,李文亮是不是“吹哨人”、是不是“英雄”、是不是“抗争英雄”? 

    这些问题,乃是笼罩在李文亮身上的种种疑云。许多官媒、“战狼”派外交官借此大搅混水,以贬低李文亮形象的道义价值和高度,达到其非道义、非公共的特殊目的。所以,这些问题必须首先辨析清楚,辨析的根据应是核心事实链条,辨析的标准应是常识理性。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1)李文亮等八位医生是“吹哨人”,而张继先不是。

    “吹哨人”亦即举报人、揭黑幕者、弊端揭发者等,通常指的是为了他人和公共利益、而把某组织机构内部非常敏感或有意掩藏的信息对社会公布的人。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张继先医生最早在接诊中发现四名肺炎异常病例,在她的坚持下,2019年12月29日病例被正式上报江汉区疾控中心。张继先非常负责、非常可敬,但她的行为不是重在“向社会预警”,所以严格说来,她不是“吹哨人”。

    12月3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把某位病人“SARS冠状病毒”呈阳性的检测报告拍照后,发给一位医生同学和微信的医生群组。李文亮等八位医生转发并在武汉和全国医生圈传开的核心信息,即来自于此。李文亮在微信中还说:“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随后他又说明其意图和节制性:“大家不要外传,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

    李文亮等人明知传染病信息在中国语境中十分敏感,但基于自然良心,他们本能地突破了这种敏感性,以保护周围同事及其亲人。有人以八位医生没有向全社会公布传染病信息为由,来否定他们行为的公共性。然而,周边社会本身即是公共社会之一种,由于受到了“不可引发恐慌”的压力和习惯约束,八位医生不大可能贸然就把敏感信息完全公开,在约束和良知的两难中他们的选择是仅仅向周边社会发出预警,这种近距离的情义和善良要比保护遥远和陌生的他人来得更自然、更实在。意在助益公共、突破了敏感性,这正是“吹哨人”的两大要素,所以,八位医生是常识意义上的“吹哨人”。

(2)李文亮摆脱恐惧的过程和突破两种禁区的勇气证明,他是标准的英雄,而且是标准的抗争英雄

    12月31日李文亮等人被所在医院约谈,1月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多次播发“武汉不明原因肺炎 八名散播谣言者被查处”消息,在此举国体制的倒逼之下,1月3日下午武汉警方把“传唤”由虚拟转变为现实,对李文亮等数人进行笔录和训诫,这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恐怖和心理压力。李文亮读书读到医学博士,从没有与警察打过交道,担心不签训诫书就不能脱身,于是签下了著名的“能……明白……”。但事后由于担心可能遭到医院处罚,影响今后工作晋升,他通过一位同学帮忙找到记者,直接跟记者讲述了情况真相————这说明,李文亮的反抗意识在遭遇警方训诫之后即开始孕育,他比其他人更书生,但更有烈性。

    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乱象环生,疫死迭发,激起了公民群体对官方封锁信息、打压“吹哨人”导致疫情失控的巨大愤怒。民意的激荡促使善良的李文亮逐步摆脱恐惧,尝试借助媒体为自己鸣冤。第一步,他仅仅只敢以匿名形式,接受“北青深一度”的采访,网络社会目睹那份隐藏了名字的训诫书之后的巨大反响推动他进一步地站了出来,从1月30日开始,躺在病床上的李文亮,实名接受了财新、新京报、冰点周刊、南方都市报等媒体的采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平凡而善良的职业医生在与舆论互动中勇气增长的艰难历程。

    在中国,尤其是在体制内或公立机构里,如果一个人把官方的丑闻和非法打压公开曝光,往往意味着他需要担负从此难以升迁因而终身沉沦或其他更严重的代价,很少有人愿意承担这样巨大的代价。我们不能拿已经跌到几乎无可损失地步的自由人士的“勇气绝对值”,来评估李文亮,或许这样观照更为妥帖:李文亮的“勇气增量”肯定超越了凡俗,而且他的勇气是一种突破门槛的起点勇气,所以尤其珍贵。试看数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出现了多少大祸、丑闻和不公迫害,有几个体制内或公立机构的人,敢于跨越门槛,真的像李文亮这样勇敢地站出来说话?甚至连众多争自由的仁人志士在今年国难当头之际,都拿不出他这样的“勇气增量”!

    在突破国内媒体“实名曝光”这第一个禁区之后,李文亮又迅即突破了第二个禁区,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维稳禁区”:接受纽约时报、CNN等外媒采访。作为一个公职人员、尤其是一个中共党员,其间巨大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在众多的采访中,他直接为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连续发声、为公共道义正面呼吁。他的精神状态已经进化到超越恐惧、隐忍和平庸的道义担当状态。英雄的常识定义是“为道义抗争而且胆量出众”。上述事实足以证明,李文亮属于标准的英雄,而且属于标准的抗争英雄。“英雄”这个美好的称号,对李文亮来说没有任何勉强之处。

(3)李文亮不是极左的同路人,而是温和右翼的新生代。

    某些极左僵化人士声称,李文亮是中共党员,而且转发过“我也支持香港警察”微博,所以,李文亮不是觉醒者,而是“我们的人”。但这种强词夺理的说法缺乏基本事实的支撑。

    李文亮不是倾向自由的觉醒者吗?他勇敢地把训诫书公之于众,这一铁证激发了全国民众对打压言论自由的恶行的巨大愤怒,“能……明白……”签字遂成为国人遭受暴政压迫的经典记录。李文亮在采访中表达的诉求是,“真相比平反更为重要”,这正是言论自由的正题和核心导向。他还说,“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这种对多元声音的明确主张正是自由的核心理念,代表了他的基本立场,也标志着他所达到的精神高度。李文亮可能对香港“勇武派”的探索持有保留意见,也可能受到单面信息的误导,但表态支持香港警察,绝不等于他反对香港民主直选!!!

    无数经验告诉我们,许多一开始就持有激进右派立场的人,现实生活中往往并不愿意投入抗争、突破和行动(当然他们的多元言论还是卓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缺乏生命激情。大多数自由的觉醒者和积极公民,往往是从像李文亮、艾芬、方方这样起步于体制内和公立机构的爱国、保守、温和、节制,而又内藏参与感和自然主权意识的善良人士中诞生的。他们以普通人乃至体制内身份,从温和起步,但往往后劲无穷。而且正因其普通人乃至体制内身份,因其看似温和的特质,往往有着广泛的社会接受度,能唤起大多数普通人包括体制内人士的共鸣,而有着强大的榜样的力量。

2,李文亮抗疫工作的实质贡献是什么?

    首先,李文亮推动言论自由的活动,客观上有力促进了抗疫信息的自由流通。对此,记者王磬说的比我能说的还要好:“李文亮是医生群体们对公众发声的先行者。这些天以来我们看到的,最核心的事实报道、最有信息量的采访,大部分都来自于对一线医生的采访。在官方信息缺失的情况下,是它们在帮助公众理解防疫的全貌和细节。而这样的互动之所以成为可能,恐怕要感谢李文亮松动了那第一颗螺丝钉,创造了一个对医生相对友好的言论环境,让医生们敢于讲出真话,不用担心。”一线医护群体也因此得以在更大的言论安全度基础上集成众智众力。

    李文亮所追求的是纯正的言论自由,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以个人的勇敢抗争和悲剧命运,大大推动了中国社会要求言论自由的浪潮和局部责任政治的形成。一种历史性的突破口出现在李文亮病逝的那一晚,无数民众在政治觉醒后,不会再退回原位。极左僵化势力试图收复失地,终将证明是白忙一场。

    李文亮的私人生活颇富小情调,心地纯洁干净,即使一时成名之后,说话仍然朴实无伪。他还热爱诗歌和浪漫,曾在微信中幽默地写道:“我要去拯救地球了!”这表明他的内心一直藏有做英雄的梦幻和热烈的生命激情。他的性格曾有软弱犹豫之时,也有自然义愤之后的刚强和递进抗争。因此,他不仅是道义英雄,而且是美学意义上的悲剧英雄,那些过度坚硬冰冷、没有坚强与柔弱摆荡的人物是不具悲剧美学意义的。

    人民日报上海分社弘冰社长的泪文曾被微信热传:“我们愤怒于你的预警被当成谣言,我们伤恸于你的死亡竟不是谣言……”全国数百万数千万人为一位同胞而自发流泪,是罕见的社会现象,显示这一代中国人已经形成了某种“大共情”,普通人李文亮的悲剧命运捅到了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泪点”,绝大多数普通人可以在李文亮身上找到自己或亲人的影子,在流泪、哀伤和愤怒中,公众能够互相传递共同的血泪情义、共同的文化认同、共同的柔软和不忍。这种“大共情”,在有力地塑造我们的公共空间,也在有力地提升我们共同情感的圣洁性。中国人特重人际情义,历史是我们的永恒审判法庭,情义是我们今生今世的宗教。

    在李文亮的生命故事中,许多中国人实质地体验到某种悠远悲调或悲剧美。李文亮的微博已经成为“中国哭墙”,成了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知己。这又内含着多重深厚难言的意义,蕴藏着无穷的悬念、无穷的可能空间。

    李文亮的人格力量和悲剧命运,使他已经不只成为中国人争取言论自由的符号,而且成为一个普通中国人如何在压迫中觉醒、如何以其全部的生命激情就地抗争的典范。实在地说,他配当这个符号或典范。一切基于正统意识形态需要的涂抹于他都是徒劳,时间会最后证明,他不属于权势,而永远只属于公义

——转自《民主中国》责任编辑:郝延

(文章只代表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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