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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左: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的司斯考特·奇夫教授(Scott Kieff)。圖右:伯曼事務所律師馬修·摩爾(Matthew Moore)。(SOH圖片合成)
圖左: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的司斯考特·奇夫教授(Scott Kieff)。圖右:伯曼事務所律師馬修·摩爾(Matthew Moore)。(SOH圖片合成)
中共病毒肺炎疫情專題

美國律師:50國準備起訴 針對中共劣行的全球聯盟正在形成

【希望之聲2020年6月4日】(本臺記者辛恬舊金山報導)繼美國佛羅里達州的伯曼律師事務所(Berman Law Group)3月12日提起向中共索賠疫情損失的集體訴訟案以來,全球50個國家的民衆和政府已經或者正在準備類似的起訴案。代表該訴訟案原告的伯曼事務所律師馬修·摩爾(Matthew Moore)在6月3日舉行的一個討論會上透露,一個針對中共惡劣行爲的全球性聯盟正在形成中。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的司斯考特·奇夫教授(Scott Kieff)則表示,起訴中共案目前吸引了許多美國法律界人士的參與。

這場主題爲“2019冠狀病毒(COVID-19)起訴中共和中國政府”的研討會,是由全美最具影響力的法律組織之一、聯邦黨人法律和公共政策研究學會(簡稱:聯邦黨人學會 Federalist Society)所主辦的。這個組織成立於1982年,主張依據文本主義或原旨主義來尋求改革現行的美國法律。

伯曼律師事務所在3月12日在佛羅里達州南區提起了第一起針對中國政府的人身和財產損害賠償訴訟後,對訴訟又進行了修改,增加了“中國共產黨”(CCP)和“湖北省衛健委”和“武漢市衛健委爲被告。 美國其他各州也接連發起訴訟。

研討會圍繞中國共產黨是否享有主權豁免權,以及中國政府的作爲和不作爲是否屬於《外國主權豁免法》所規定的主權豁免的例外進行討論。

摩爾律師表示,到6月3日爲止,疫情已經導致美國4千2百萬人失業,10萬8千人死亡,經濟損失以數兆美元計。“用前所未有的大流行病來解釋這些是不足夠的。不管是以政治手段、還是法律主導的方式,我們都得指出:中共是導致這一切的源頭。”

摩爾說,自從提起訴訟案之後,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據浮現,更讓他深信,一定要採取行動讓中共負責。3月11日他們提交起訴狀時,對於病毒的起源,基本上集中在華南海鮮市場,而他們當時就已經開始懷疑跟武漢P4病毒研究所有關。而現在,“只要談起病毒起源,就不可能不提那個實驗室”。

摩爾律師還特別提到德國工程博士王維洛提供的證據,包括武漢病毒從2019年12月開始爆發的時間表和中共官方發給武漢病毒實驗室禁止他們發聲的通知、以及“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如何被衛健委人爲“癱瘓”的事實:“這是外界很少報道的事,就是在2003年中國爆發薩斯後,中共花了數億元建了一個‘中國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一旦有5個病例輸入,就會啓動自動報警。王博士提供了具體的細節,證明中共如何有意地不讓這個系統起作用”。

他說,除此之外,王博士提供的證據證明“中共還積極地隱瞞疫情、在12月底已經知道這個病毒的嚴重性時卻沒有及時警告國際社會”

在5月份修改起訴書的時候,伯曼律師所把“中國共產黨”(CCP)也加入到被告行列,因爲他們相信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政府機構,因此不應該享有外國主權豁免。

摩爾律師表示“《外國主權豁免法案(FSA)》的第1603條明確說明,只有國家政府、政府下屬機構、政治從屬單位才能享有豁免權。如果你去看中共以及它的發展史,從來沒有人說它是一個從屬單位、下屬機構。相反它是高於中國政府的。”,他說,關於這一點的判斷和觀點,將在美國法庭上第一次得到審理。

如果退一步,摩爾律師也認爲起訴中共是站得住腳的,因爲中共及其它被告都符合“外國主權豁免”的例外,這包括第1608條商業活動例外和非商業侵權例外,以及第1605條B款的例外。

“不論是從野生動物市場角度、還是病毒研究所的角度,中方在其運作中就跟任何其它市場參與者一樣。它在價值750億元的野生動物市場中飼養和售賣動物,中科院積極地宣傳它與外國公司或科研機構在製藥和智慧產權方面的合作,包括與美國的製藥公司的合資企業。兩者都表現的跟私營企業一樣,而它們的行爲已經造成了對美國的傷害”。

摩爾律師說,有關非商業侵權的例外,指的是,中共在已經知道武漢病毒的嚴重性之後,還允許500萬人離開武漢,其中有些人就坐飛機來到美國和世界其它國家,“成爲攜帶病毒定時炸彈”。這相當於“外國政府(即中共)沒能警告它已經知道的危險”,而符合“外國主權豁免”的例外。

關於中國共產黨是否享有主權豁免權,以及中國政府在疫情中的作爲和不作爲是否屬於《外國主權豁免法》所規定的主權豁免的例外,在首個訴訟案提起後,就引發了美國法律界的關注和討論。

維利瑞銀律師事務所的助理律師塔提亞娜·莎娜提(Tatiana Sainati)同意應該尋找方法向中共當局追責,但她不確定法律途徑是最佳方法。 “因爲不容易證明中共和中國政府不是一體,” 而繞過“外國主權豁免”。

對此摩爾律師說,“我瞭解外交的微妙性質,但中共在處理病毒問題上它都沒有很細心,我們的迴應也沒有什麼好微妙的。如果現在還不迴應,那要等到什麼時候?”他認爲這次的大流行病已超越了對“外國主權豁免權”的傳統看法,它本身的設計不是爲了針對這次疫情中所發生的事。

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研究教授奇夫(Scott Kieff)則建議,可以開闊思路,採用更多層面的、更有創意的一些途徑。“比方說,已有很多國際法和法庭專門針對這種涉及不同國家之間的複雜案例,美國民衆可以把中共告上國際法庭。”

在回答與會者提問時,摩爾律師透露,他們收到來自47個國家的律師樓和個人的諮詢,在他們是指導和參與下,意大利已經向中共提起類似的起訴,加勒比海正在準備起訴。伯曼的律師團正在與一些準備提起訴訟的人溝通,他們來自澳大利亞、馬來西亞、以及一些歐洲國家。他說,“很顯然,一個針對中共惡劣行爲的全球性聯盟正在形成中。”

奇夫教授補充說,據他瞭解,目前美國的法律界很多人都在參與起訴中共相關的案件,包括學術研究、策略諮詢等等。他說,除了摩爾律師提到的國家,日本、韓國和以色列等國家的一些商業人士也都在考慮起訴事宜。

責任編輯:楊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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